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6, Vol. 56 ›› Issue (6): 28-35.doi: 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4
罗萌
摘要:
民初通俗作者在职业身份上的集编、创、译于一体的多元性,促使他们在传播中充分发挥了“文学”与“批评”两种形式,并在具体理念上相互呼应。他们的写作与“翻译”经验息息相关。其“翻译”表现为一种文化斡旋,超出单纯的语言转换范畴,包含了观念引用与重述、文体迁移以及文化挪用等复杂过程,从中建立特定的价值引导和文化观念。就“家庭与爱情”这一话题而言,一种有意识树立起来的“跨国”视野被同时纳入他们的批评言论和文学文本之中。在文学实践中,以“短篇小说”为主要载体,通俗作家集中化、譬喻化地映照出时代的关切与追求,在“世界”与“民族”的双重关怀中,建立起富于张力的“中国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