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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21年 第61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1-09-15
    上一期   
    名家特稿
    战乱、民瘼与文图记忆
    张宏生
    2021, 61(5):  1-1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01
    摘要 ( 20 )   HTML ( 2)   PDF (836KB)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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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治的《江南铁泪图》记录了太平天国战争中百姓的苦难,表达了对乱后重建的渴望和对社会动乱的反思。这部书在形式上由词、文、图构成,现实层面是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需求,希望为江南被祸的民众募捐,而进一步看,42幅图,体现出回忆—行动—反省的模式,又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彼此呼应的序列。就词而言,余治选择了《西江月》一调,是用俗调表达特定的情怀,和他对通俗文学的提倡密切相关。他用联章词的形式来描写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种种影响,继承了杜甫“诗史”的精神,也是清初以来“词史”理论的发展在一个方面的体现。

    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
    精研戏曲,一往情深
    吴国钦, 左鹏军
    2021, 61(5):  14-2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02
    摘要 ( 17 )   HTML ( 4)   PDF (679KB)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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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钦先生从读本科、研究生起,直到成为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戏曲史学科的资深教授,一直在康乐园学习和工作,在中国戏曲史、《西厢记》、关汉卿、潮剧史研究等方面建树尤多,见证和反映着这一学科领域的薪火相传、建设发展。本文由左鹏军以访谈的形式,请吴先生回顾求学和治学经历、讲述治学方法与学术经验,既是个人的学术回顾与反思录,也是那一代学者成长历程与时代变革关系的生动反映。

    论文
    士庶共通:《宣和遗事》中的刘子翚汴京诗
    王建生
    2021, 61(5):  24-3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03
    摘要 ( 14 )   HTML ( 0)   PDF (634KB)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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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末年的汴京诗蔚为大观,吕本中、邓肃等人在汴京围城前后写过一系列诗史性质的诗篇。绍兴四年(1134)左右刘子翚写下了组诗《汴京纪事二十首》,通过事后追记,将个人见闻感怀融入当代史的书写中。“事”是聚焦点,乃组诗之骨。《宣和遗事》以时间为轴,同样是以“事”为关纽。《宣和遗事》引刘子翚《汴京纪事》多达七首,刘子翚的汴京诗构成“宣和遗事”讲史话本的骨架;故事是《汴京纪事》最吸引讲史者的因素。汴京梦华、中原卧游,是南宋士庶精神生活的常调。汴京作为集体记忆的空间坐标,是士庶共通的东京梦想的载体。进入《宣和遗事》的刘子翚汴京诗,不经意间成为士庶文化沟通的津梁,在文学史上起到沟通雅俗的作用。

    咏“影”与水墨画的联通
    董赟
    2021, 61(5):  34-4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04
    摘要 ( 11 )   HTML ( 2)   PDF (640KB)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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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文人对“影”的吟咏,指示着“如画”的风景欣赏方式,主要表现为影与水墨写意的对应。作为审美对象的“影”,是草木形态及精神的提炼方式,具有超逸观想之美,文人借以寄托情怀,展示理想生活情境。影与水墨画在视觉效果与审美趣味上颇多相似,成为文人画创作与欣赏的灵感来源。在观赏墨梅、墨竹时,宋人将其还原为自然状态下的影像,形成“画如影”的全新书写范式。在中国画“水墨之兴”的背景下,这种以“影”联结的风景描写与绘画欣赏,有着共同的水墨趣味与写意追求,反映出宋人处理自然景观与人文意象关系时的新审美观念。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老子》“罪莫大于可欲”校读
    禤健聪
    2021, 61(5):  43-4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05
    摘要 ( 13 )   HTML ( 2)   PDF (668KB)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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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传世与出土文献版本异文,结合古文字用字情况,可知今本《老子》第四十六章“罪莫大于可欲”的“可欲”是“甚欲”之误。“可”与“甚”在战国古文中形体相近,“甚欲”传抄讹误成“可欲”的时代当在汉初。是章“甚欲”“欲得”“不知足”三句有语义递进关系,“甚欲”指过分的欲望。

    新见廿一年邞啬夫戈考
    刘秋瑞
    2021, 61(5):  47-5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06
    摘要 ( 14 )   HTML ( 0)   PDF (791KB)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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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见一件私人收藏未曾著录的铜戈拓片,戈的形制与1982年河南郸城所出“廿二年邞啬夫戈”相同,刻铭格式及行款类型也相同。两件铜戈铭文中“邞”的地望应是今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邞”原属楚,垂沙之战后属魏。戈铭有明显的三晋兵器铭文三级监造特点,形制上阑下侧有明显的齿突,是魏国兵器的典型特征。新见“廿一年邞啬夫戈”的铸造时间是魏襄王21年,郸城县出土的“廿二年邞啬夫戈”的铸造时间是魏襄王22年。

    安大简《诗经》异文考辨丛札
    蔡一峰
    2021, 61(5):  52-5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07
    摘要 ( 15 )   HTML ( 0)   PDF (588KB)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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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安大简《诗经》中11处异文集中考辨,可以认为:简本《卷耳》“無”读“憮”,训哀;《汉广》“楚”训丛木;《江有汜》“”读“噭”或“叫”,表哭嚎;《黄鸟》“”读“刬”,训灭;《陟岵》“允”是句首语气词,不通“犹”;《伐檀》“”读“馂”,表熟食;《定之方中》“羕”读“详”,训审;《葛屦》“?”表簪子,是毛诗“揥”的本字;《蟋蟀》“無”可读“蕪”,训荒;《椒聊》“”读“兴”,训举,毛诗“升”或本为“抍/拯”,也有举义;《有杕之杜》“子=”可读为“子子(兹)”。

    论文2
    汉人对时日禁忌的反思与批判
    杨继承
    2021, 61(5):  57-6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08
    摘要 ( 10 )   HTML ( 0)   PDF (703KB) ( 7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为了趋吉避凶,汉代社会普遍迷信时日禁忌。然而日禁过于严苛繁密,往往“使人拘而多所畏”,故而引起了汉人的反思与批判。在遭遇紧迫之事而“不得择日”时,日者往往通过举行救禳仪式以祛除灾祸,变通行事。一些士人则认为,时日本无吉凶,不过是人内心有所忌讳才会生出禁忌,若能“考于心”而不“围心”,则可以“不问时日”“不拘日禁”。儒家传统则特别强调“人事”的作用,认为为善者为吉人,为恶者为凶人,吉人遇吉日,凶人则遇凶日,从而将时日的吉凶归结为道德层面的善恶。王充则认为,吉人、凶人并非由善恶所致,而是命定的,从而彻底否定了人对于命运、吉凶的主动性。而无论是强调“心”、人事还是命运,都否定了时日所具有的吉凶属性,从而消解了时日禁忌观念的理论基础。

    京藩之间:张全义的洛阳经营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展开
    闫建飞
    2021, 61(5):  69-8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09
    摘要 ( 7 )   HTML ( 1)   PDF (996KB)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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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具京师与藩镇二重底色,是洛阳区别于其他藩镇的最大特征,这对唐末五代洛阳城兴建、节度使张全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联姻等影响深远。就洛阳城兴建而言,都洛期间建设重点是宫城,其他时期以南市附近为重点;主导者也从张全义转变为朝廷。随着张全义发迹,其家族成员普遍出仕,婚姻对象也经历了从平民之家到高官显贵和士人的转变。张全义通过联姻、辟署、推荐等方式,强化与河南府僚佐的私人关系,形成以张全义为核心,包括家族、亲属、僚佐、门吏、交游等在内的关系网。同时,洛阳都城的地利优势,使张全义在吸纳衣冠清流方面,有其他藩镇无可比拟的优势。总之,京藩二重底色给张全义的洛阳经营带来多方面影响,使其成为唐末五代历史的独特存在。京藩交错也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古代都城史的有益视角。

    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思想逻辑
    贾小叶
    2021, 61(5):  81-9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10
    摘要 ( 9 )   HTML ( 0)   PDF (607KB)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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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从问题意识到话语逻辑,都与政变后判然有别。就问题意识而言,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当时中国君民相隔、上下“两无权”的政治病症,这与早期维新派的认识一脉相承。以此问题切入,梁启超的民权话语在“复古意,采西法”的思路下建构起来,主要思想资源不是西学,而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公羊”学。其中,“讥世卿” “三世”说又是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核心资源。这是梁启超依托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西方民权进行的中国化理解,与其政变后主要依托西学、以限制君权为鹄的建构起来的民权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此时深谙西学的严复对民权的阐发有本质的差别。

    “民权兴则国权立”:梁启超称颂《民约论》本意考
    庄泽晞
    2021, 61(5):  94-10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11
    摘要 ( 10 )   HTML ( 0)   PDF (632KB) ( 4 )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在惯常认识中,卢梭《民约论》恒被视为宣扬革命的学说,学界对梁启超在清末时期相关言论的解读,亦颇受此观念影响,与其本意不无偏离。以梁氏当时政论为参照,可知其对《民约论》之称颂,实则不以革命为指归。梁对卢梭学说的推崇,更多乃是基于国家意识,欲借民权论以警醒国人,促其养成权责意识,完善国民素养,以为构筑现代国家之根基。解析此案,有助于思考近代西学东渐的多重面相,呈现其在本国思想界的不同投影,揭示其间“西为中用”的层面,避免过多“想当然耳”的论断。

    甲辰开复后的张元济与清末教育新政
    黄剑
    2021, 61(5):  104-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12
    摘要 ( 4 )   HTML ( 0)   PDF (616KB)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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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辰大赦(1904年)后开放戊戌党禁,蜇伏上海商界多时的张元济北上赴京任职,但因慈禧太后对“戊戌党人”仍抱有成见,他被投闲置散后断然南返。宣统即位,他寻机再返政坛参与清末教育新政,通过中央教育会的召开,再度亲历晚清政坛的腐败混乱,故就此打消继续参政的念头。然而他终将庞大的高端政、学资源引入教育与实业的融合发展之中,迅速在晚清民国出版领域开出一方广阔天地,立下了在民国政学商界纵横裨阖的安身立命之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法大学与中外文化交流
    中法大学:文学、人文教育及文科生
    段怀清
    2021, 61(5):  113-12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13
    摘要 ( 9 )   HTML ( 0)   PDF (512KB)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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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20世纪上半期中法教育合作交流的典范,中法大学,尤其是里昂中法大学,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学术文化发展进步所作出的贡献,正逐渐得到更多关注及研究讨论。它在现代文科及人文教育领域所展开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知识分类、价值判断及其结构形态,而且影响、塑造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界、学术界对于法国文学以及人文学术研究的认知与实践,同时也参与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以及人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中法人文交流视野下中国世界语运动再探
    黄峪
    2021, 61(5):  121-13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14
    摘要 ( 9 )   HTML ( 0)   PDF (692KB)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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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世界语(Esperanto)传入中国。在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鲁迅、陈独秀等人大力支持倡导下,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重要基地。中国知识界数次开展关于世界语是否应取代汉语的论争。值得探究的是,中国世界语运动发轫于法国巴黎,与同盟会成员组织的旅欧教育运动关系密切,并在1930年代广州得以复兴发展。其中,同盟会核心成员、里昂中法大学创始人与部分师生积极促成世界语从法国到广东的传播,里昂中法大学部分学生如黄尊生与区声白留法回国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并在广州积极推动开展世界语教学实践,使得广东地区中国世界语运动得以复兴发展,并积极参与欧洲世界语运动,扩大国际影响,为中国世界语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对法国文化的认识与引荐
    蔡磊砢
    2021, 61(5):  133-14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15
    摘要 ( 9 )   HTML ( 1)   PDF (662KB) ( 2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通过阅读西书,赴欧留学,亲身接触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逐步加深。他的中西文化观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维新变法时期的民族主义文化观、留学时期的世界主义文化观,发展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兼收并蓄文化观。中西文化观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对法国文化的认识及引荐。蔡元培认为中法文化有许多共通之处,法国的科学研究、美术,特别是教育制度值得中国借鉴。他积极推动青年学子赴法留学,介绍法国文化,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并在中国践行法国教育制度。

    论文3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田智忠
    2021, 61(5):  144-15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16
    摘要 ( 9 )   HTML ( 1)   PDF (425KB)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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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康有为对周子之学的多维阐释
    魏义霞
    2021, 61(5):  151-16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17
    摘要 ( 9 )   HTML ( 2)   PDF (516KB)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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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提及的北宋人物不一而足,对周敦颐却格外关照,以至于将其奉为宋学的开山。事实上,康有为不仅提升周氏的地位,而且从不同维度解读、诠释其思想。正是这个原因,康有为对周敦颐思想的解读影响了其自身思想的建构,却直观呈现了周氏思想的近代视界。从思想来源、传承谱系和传承影响等维度入手,揭示康有为对周敦颐思想的多维诠释,既可展现周敦颐在近代哲学中的命运,也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国学理念及其对宋明理学的评价。

    论文4
    工作抑或家庭:多重角色视角下性别红利释放的理论探讨
    朱荟, 陆杰华
    2021, 61(5):  161-17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18
    摘要 ( 12 )   HTML ( 3)   PDF (1042KB)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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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经济转型宏观背景下,性别红利既是女性赋权和女性潜能发挥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人口红利,同时也被看作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本文尝试从当下工作家庭复合场域中多重角色叠加的视角,全方位地审视和理解性别红利所固有的理论内涵及其特殊的表现形式。研究发现,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来看,性别红利的多重角色主要来源于宏观社会期望、中观两性关系和微观自我认知三个维度,其中社会角色期望的刻板固化、两性角色博弈的事实冲突和自我角色协调的转换失灵,是影响当下性别红利释放的三大机制。为此,释放性别红利不仅在于从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辨析影响性别红利释放的主要因素,更要通过宏观层面适宜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多重角色,进而充分获得性别红利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

    论文5
    市场利率波动与银行信贷结构
    李仲飞, 黎智滔, 刘京军
    2021, 61(5):  171-18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19
    摘要 ( 19 )   HTML ( 1)   PDF (552KB)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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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利率的稳定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以及实体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了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市场利率波动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的影响。首先,本文构建了考虑市场利率波动的银行信贷决策模型,并通过该模型分析了市场利率波动对银行信贷结构的影响机制。接着,利用2007—2017年我国银行业信贷结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当市场利率波动增大时,银行多数类别贷款的新增贷款量都有所下降,而公司商业贷款和信用贷款对市场利率波动更为敏感,银行信贷结构发生变化。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不同货币政策环境下,以及对不同种类的银行,面对市场利率波动银行有不同的信贷结构调整行为。最后,本文研究了市场利率波动与银行贷款集中度的关系,结果发现市场利率波动率对银行贷款的行业集中度无显著影响,但对客户集中度有显著为负的影响。结论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应更多关注利率风险。

    质押新规、股价崩盘风险与公司价值
    连玉君, 刘畅
    2021, 61(5):  182-19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20
    摘要 ( 15 )   HTML ( 0)   PDF (504KB)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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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质押新规”发布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限制质押规模和规范资金用途能否抑制股权质押风险。短期而言,质押新规带来了积极的市场反应,质押风险较高的公司具有较高的累计超额收益。长期而言,质押新规降低了股权质押比例较高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也抑制了其与同行公司间的风险传导。机制分析表明,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主要来自股价信息效率的提升和公司治理的改善。在实现政策目标的同时,“一刀切”式的严格监管也导致股权质押比例较高公司的市场价值和投资价值降低,但这一影响并非源自上市公司财务表现的恶化,而是投资者所要求的风险补偿提高所致。最后,本文还结合控股股东的质押动机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在控股股东通过股权质押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动机较强的的样本中,质押新规的正面政策效果更明显,股价崩盘风险下降程度更高。

    环保激励委托—代理人问题:来自中国环保模范城市的证据
    林江, 王琼琼, 徐世长
    2021, 61(5):  197-20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5.021
    摘要 ( 18 )   HTML ( 0)   PDF (1048KB)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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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保护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本文以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为切入点,研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保激励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央—地环保激励政策存在委托—代理人问题,“创模”前期,城市空气质量得到改善,但未能长期保持。中央政府对“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监督不到位、未严格实施复审机制,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不对称采取短期性的政策手段、甚至操纵数据,导致“创模”不是一项有效的环保激励政策。最后,研究发现“创模”活动具有政治激励效应,良好的城市环境未显著提升官员政治晋升机会,但“创模”活动显著地为地方官员带来更多的政治晋升机会。

    编后记
    彭玉平
    2021, 61(5):  207-208. 
    摘要 ( 10 )   PDF (400KB)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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