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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第60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0-09-15
    上一期   
    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
    立足中国企业成长,创建管理前沿理论——毛蕴诗教授学术访谈
    毛蕴诗, 郑英隆
    2020, 60(5):  1-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01
    摘要 ( 33 )   HTML ( 11)   PDF (931KB)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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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成就是学问的一个结果性标志,也是一个过程。毛蕴诗教授学问人生,因相互融合而丰富。在中外比较、在探索思考中成就学术人生财富。以求真务实的学术理念,立足本土企业实践,面向世界,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到中国企业成长与重组,从中国企业升级到重构全球价值链,踏上中国管理研究的前沿,上下求索。把热土情怀融入对管理实践的提炼中,强调管理理论要对企业行为有解释能力。理论创新,也注重成果的应用价值。把专业研究与政府大事,与企业实践结合起来,为有关部门、企业提供决策参考。治学心得有如勤奋、静心、专注;问题导向,前沿引领;教师要加强理论研究,学生要打好理论基础;创新性思考与独立见解等。着力学科建设,宽严相济培养管理人才。寄语年轻学子,把握导向,加快中国企业管理“走出去”步伐,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尤其是优秀企业的管理特色方面。

    论文
    几案尤物与文字之祥:宋代文人与砚
    钱建状
    2020, 60(5):  9-1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02
    摘要 ( 27 )   HTML ( 4)   PDF (1233KB)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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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唐五代文人相比,宋代文人赏砚、品砚,人数更多、群体意识更强。围绕着“砚”这种手头案上的“闲澹”之物,宋人所展开的日常休闲方式之多,内容之生动有趣以及文人交往互动、诗歌唱和之频繁,远为唐五代人所不及。由此增广了宋代文人的见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同或相似美学趣味的形成。砚由日常消费品,一变而为文人案头的清玩,至为重要的原因,是宋人日常生活中自觉的清浊、雅俗之辨。宋人把丰富的学识、高雅的趣味,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以“辨砚”为契机,雅与俗、酒客与学者、资谈笑与资考据,其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在宋人的文化语境中,蓄古砚,辨古砚,以为玩好,与收藏、研究古钟鼎彝器相似,在精神指向上,是通之于好古博雅的。以小见大,在平凡中见出不平凡,寓意于物,超越日常,提升诗意,是宋人咏砚诗的特点。这在形式相对自由、内容伸缩度更大的五、七言古体诗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宋代的砚铭,所固有和已有的文体属性弱化,而与诗呈合流之势。尽物性之美,不即不离,略有影带规戒之语,是其特点。

    “剥落”的“老丑”:宋诗衰病书写与身体审美转向
    庞明启
    2020, 60(5):  20-2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03
    摘要 ( 7 )   HTML ( 0)   PDF (1073KB)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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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涉老元素由笼统的叹老情感抒发,逐渐发展到与具体生活场景、体貌变化的相互结合。以衰病书写为契机,唐诗改变了以往单一的身体审美走向,开始以丑为美的审丑书写,却未能摆脱传统的悲哀基调。这种诗歌美学转向的最终完成,还要等到宋代。宋诗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出老年人特殊的身体状况,涉及到发、须、皮肤、体型、五官、四肢、腑脏的种种生理变化以及对饮食起居、心态情绪的影响等方面,典型地体现了严谨的写实风格,巧似的修辞艺术,轻松的戏谑笔法,具有别样的“肌理”和“神韵”。在理性精神和嘲谑精神都高度发达的宋代,诗歌中的“老丑”形象成为直见本我的高级美形态,显示出一种不同于传统伤春悲秋的新型生命感知。

    被隐没的沉浮与文学书写——易代之际袁于令事迹心态发微
    石雷
    2020, 60(5):  28-3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04
    摘要 ( 11 )   HTML ( 0)   PDF (1283KB)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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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易代所激起的巨大历史漩涡,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体都无法摆脱其向心力的影响。文章梳理明末以戏曲诗文享有盛名的袁于令的生活轨迹,剖析其文学创作所透露的复杂而痛苦的心灵煎熬,由此折射出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心灵镜像。袁于令具有事功与名士的双重面相,文学书写也突出地体现了这一人生取向的鲜明特色,成为其时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创作转变的重要一环。考察其间所见出的生命痕迹与人生态度及文学创作,对于重新审视与构建此期文学的丰富复杂之状况,或许大有裨益。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五周年
    “如子始堪称国士”—— 《凤凰城》的“苗可秀”塑造与抗战时期民族意识的建构
    杨慧
    2020, 60(5):  38-5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05
    摘要 ( 11 )   HTML ( 0)   PDF (2074KB)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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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录在《苗可秀志士遗墨》中东北义勇军领袖苗可秀的成仁绝笔,可与林觉民《与妻书》及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并称为中国现代三大革命遗书。通过细致的史料爬梳,可见一个滥觞于《苗可秀志士遗墨》,经由黄炎培、吴瀛、顾颉刚、张曙、谢冰莹等人的引流激水,在吴祖光的四幕话剧《凤凰城》中奔涌澎湃,最终漫延至各类“通俗读物”的苗可秀形象谱系。这个植根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现实,跨越了“七七事变”的历史关口,并在全面抗战后蔚为大观的形象谱系,不仅印证了“抗战十四年”这一分期和论断的历史真实性,更揭示出“东北”因素开启和影响中国抗战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边患深重的东北历史记忆、淬志文史的中国古典学术训练、痛心疾首的北平流亡遭遇、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斗争,这样的出身和经历,形塑了苗可秀儒雅、坚定、果敢与从容的精神气质。校读《遗墨》及其衍生诸文不难发现,苗可秀未得传神写照。究其原委,“东北研究”曾经长期沉寂,以致作家难以深入地了解“东北”及其在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地位与意义。有关“东北”的文学叙事与学术研究,仍是今日的未竟之业。

    贡赋经济体制研究
    贡赋经济体制研究专栏解说
    刘志伟
    2020, 60(5):  60-6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06
    摘要 ( 14 )   HTML ( 1)   PDF (331KB)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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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市场与明中叶福建食盐生产管理
    叶锦花
    2020, 60(5):  62-7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07
    摘要 ( 16 )   HTML ( 3)   PDF (1248KB) ( 9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明中叶福建食盐生产管理的目的、方式及范围变化与国家财政、地方市场变迁密切相关。正统、天顺朝,福建产盐管理的重心在盐场,运司系统收盐、供应盐商开中,以满足国家实物财政需求,并利用直接干预盐场食盐生产要素投入和食盐供应的办法解决盐政运作中出现的产盐量过多、盐商不愿报中等问题。然而相关措施与市场逻辑相违背,成效有限。此后福建官府逐渐将盐课改折,促使盐课与食盐及其市场脱离关系,盐课司以征收米粮或白银形式的盐课为管理重心,而放任食盐生产。嘉万年间,国家财政白银化且压力大,为获取白银,福建官府将场外盐生产视为新财源,并利用产盐地既有条件,灵活收税。如漳州府产盐县随粮带征盐坵税,泉州府各盐课司征收坵盘税,而福宁州细盐生产则由盐商代管。制盐管理范围扩大,而官府也不再直接干预食盐生产。

    市场流动与盐政运作:明代两广盐业布局的重构过程研究
    李晓龙
    2020, 60(5):  75-8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08
    摘要 ( 12 )   HTML ( 0)   PDF (1225KB)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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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时期中国的盐政运作是否具有市场导向,一直很有争议。在贡赋体制下的明清中国,通过控制盐的流通以获取税收是盐政的主要目的,盐税征收状况由此很难与盐业市场的布局、规模及其变化相脱离。明代两广盐区中,广东和海北二提举司、粤东和珠江三角洲之间盐场生产规模的此兴彼衰现象,就充分展现了贡赋体制下市场在盐政运作中的意义。明初两广盐的开中、天顺成化间的余盐抽银和正德以后的潮桥榷饷,都是在中央与地方、尤其是地方军门及各级政府之间的税收博弈下,推动盐业制度不断调整的结果,同时这一过程也显示了市场在贡赋体制变迁中与贡赋的结合方式的变化。盐政运作是各级政府不断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盐利最大获益的过程。不同的时期,市场与贡赋的不同结合方式,由此形成不同的盐业布局的重构方式。

    从“计丁办课”到“课从荡出”——明代淮南盐场海岸线东迁与灶课制度的演变
    徐靖捷
    2020, 60(5):  88-9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09
    摘要 ( 15 )   HTML ( 0)   PDF (1202KB)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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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灶课是明王朝在食盐生产领域征收的一种重要赋役,其征收对象、手段的改变既与白银经济发展、开中法运作有关,更与明中叶盐场地区环境变迁、经济活动变化密切相关。明代淮南盐场处于剧烈的地理环境变动中,海岸线不断东迁,荡地淤积,造成盐灶不断向东搬迁。在此过程中,明初整齐的“聚团公煎”的生产模式,在商业资本进入盐场的冲击下被逐渐打破,团总中人身依附关系出现松动。而海岸线东迁后,远离海岸线的荡地被军、民、灶开垦成田,加剧了团煎制度的崩溃,造成明代中期灶丁逃亡、盐课缺额的局面。嘉靖初年盐政官员朱廷立为更好地征收灶课,改“计丁办课”为“照荡给引”,到万历年间发展为“课从荡出”,建立了灶课和草荡的对应征课关系,促使灶课的课税客体从人丁转移到土地,彻底改变了盐场灶课的征派方式。

    清代食盐运销的成本、利润及相关问题
    陈锋
    2020, 60(5):  98-11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10
    摘要 ( 10 )   HTML ( 0)   PDF (1472KB)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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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督商销”是清代食盐运销的主要形式,盐商中有场商、运商及水贩,运商是食盐运销的主要承担者。从一般意义上说,运商运销食盐的成本与销售食盐价格之间的差额,构成利润的空间。清代对盐商成本的核算,与食盐销售价格的限定结合在一起,两淮盐区的“核定成本”,同时也是盐价的限定标准,运商在这个限定框架内批发给岸商,所谓的“成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本,也包含了利润在内。“成本”之外的“加给余息”,是一种额外的利润。随着物价的增长、社会经济情势的变化以及银钱比价的变动,不同时期、不同盐区,成本多有变动,盐商的利润各不相同,由此也牵动着盐商的盛衰及相关问题的显现。

    文明与宗教研究·专名研究
    人名之为史料
    王丁
    2020, 60(5):  115-11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11
    摘要 ( 14 )   HTML ( 0)   PDF (958KB)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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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专名都是有意义的,人名承载的是有关人的信息:对当事人本身,人名是区分符号,从中可以窥见作为命名者的长辈对传统价值的认同方式、对下一代未来生活的祈愿取向;对后世而言,既往的人名记录了特定群体文化性质的自我界定;对于文明、时代而言,人名是“文化史的一面镜子”(Felix Solmsen语)。人名因具有如此的表达功能,理应被看作与其他文字记述一样具有史料的价值。体现时代特征的人名提供年代学的标尺,典型的信仰性人名反映宗教史演进的实情,这是人名具有史料意义的两方面的例证。

    挪亚之子雅弗的译名
    高峰枫
    2020, 60(5):  120-12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12
    摘要 ( 14 )   HTML ( 0)   PDF (844KB)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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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记》中记载挪亚的三个儿子在洪水之后,散居世界各地。三子之中,雅弗(Japheth)在圣经解释传统中,逐渐被认为是欧洲人的祖先。文章在汉学家李渡南的研究基础上,考察雅弗一名的汉译过程,所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清代回儒刘智所编译的《天方至圣实录》、蓝煦编译的《天方正学》以及耶稣会士贺清泰的《古新圣经残稿》。

    西魏晖华公主墓志所见的吐谷浑与柔然名号
    罗新
    2020, 60(5):  124-12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13
    摘要 ( 15 )   HTML ( 0)   PDF (738KB) ( 39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2014—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发掘了一座北朝后期墓葬,根据墓志确定为西魏吐谷浑晖华公主及其夫乞伏孝达的合葬墓。乞伏孝达墓志已漫漶不可释读,晖华公主墓志则载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由墓志可知,晖华公主“讳库罗伏,字尉芮文”,是“吐谷浑主明元之第四女也”。吐谷浑主明元之名,不见于中古史书,应该是指担任吐谷浑国主长达半世纪的伏连筹。明元很可能是一个模拟中原制度的谥号。晖华公主的姐姐即是柔然可汗阿那瓌的可敦。西魏文帝于大统三年(537)迎娶阿那瓌长女,是为悼皇后。阿那瓌请晖华公主夫妇到柔然,以送亲主使的身份陪送茹茹公主到长安。晖华公主墓志所记吐谷浑与柔然两大政治体的名号多种,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分析价值。

    突厥地名札记
    德茨默著, 朱虎译
    2020, 60(5):  128-13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14
    摘要 ( 9 )   HTML ( 0)   PDF (844KB)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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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德藏吐鲁番出土突厥语写本T II Y 58的解读表明,其中涉及古代高昌地区的重要地名,部分为古突厥语、梵语双语表达而梵语词以婆罗谜字母书写,是这段文字的特殊之处,如Da?ahaihura/On Uyγur“十姓回鹘”。相当于汉语地名“高昌”的地名,文书中也有古突厥语和梵语两种形式:Secuvade?a?rinagara/Qo?o,前者的Secuva仍可以追踪其汉语来源。对应于汉语地名柳中城的突厥语Lük?üng Bal?q,前半音译自汉语,突厥语tall?γ otruγ在语义“柳之洲”上与汉语原型柳中有所迁移,暗示当时一地可能存在多语、多种形式的地名。

    西夏文佛典中的四个人名
    高山杉
    2020, 60(5):  132-13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15
    摘要 ( 9 )   HTML ( 0)   PDF (1630KB)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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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释读四个西夏文人名(黄赤色,数论创立者劫毗罗名字的意译)、(意智菩提师)、(四续善巧国师可怖不动金刚),对相关西夏文佛典残页试行缀合,初步确定其内容性质和宗派归属,并对旧有译名提出新的翻译的可能。在明版和清版《瑜伽焰口济生佥要》和民国石印本《瑜伽焰口施食手印》中发现有关西夏不动金刚上师及其弟子勒布、保安和威德幢的记述,从而确定祖印辑《新采高僧传四集翻译第一》和喻谦编《新续高僧传四集》中的不动金刚传的另一个主要史源。

    巨野元代景教家族碑历史人名札记
    马晓林
    2020, 60(5):  136-13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16
    摘要 ( 7 )   HTML ( 0)   PDF (891KB)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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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从阿里麻里迁居赤峰再迁济宁的一个景教家族,是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例证。除了赤峰发现的叙利亚文、回鹘文双语墓碑之外,以往研究主要依据道光《巨野县志》收录的汉文碑文。巨野现存的一通残碑,可确定其为县志所收《表庆之碑》,碑石对于以往的录文和研究有校订和补充作用。通过碑阳所载,可究查岳出谋家族相关问题和碑文撰写者胡祖宾、篆额者忽都海牙、书丹者天鹤的职官与身份以及以往未见著录的碑阴世系图,补充了家族成员信息。元后期,岳出谋家族与汉人、景教徒、突厥背景的高官交往,更是与弘吉剌部驸马家族通婚,并将女婿的名字刻到了世系图上。

    名以造境:中西文学里的人名修辞术
    张治
    2020, 60(5):  140-14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17
    摘要 ( 17 )   HTML ( 0)   PDF (629KB) ( 30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作为中西文学里共有的修辞现象,“名如其人”的寓意拟名是具有现实基础和心理学依据的创作手法。然而脸谱和标签式的名号并非高明的文学修辞,从经典文学的杰出范例中可以看出,人名符号的拟定因作者深致巧妙的构思安排,与作品的时代背景、人物的性格形象产生广泛联系,达到了营造通篇之意境的效果。对照于西方文学传统的“巴洛克”小说,应破除对于“游戏笔墨”的成见来重新审视。此外,人名修辞的意境营造也有避开寓意目的追求纯粹音节美感,这通过铺排类比的方式得以实现,即所谓“有声而无字”,是中国传统诗学里追求“神韵”境界的常用手法,在西方文学里也是屡见不鲜的。

    论文
    从“工匠制作”的隐喻看荀子的“先王制礼论”
    徐翔
    2020, 60(5):  143-15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18
    摘要 ( 6 )   HTML ( 3)   PDF (967KB)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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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的“先王制礼”论以工匠制作的隐喻为其基本理论架构。在此架构上,其所谓“先王制礼”的命题,实际包含“礼义”“先王”“制作”三个环节。其中“礼义”关涉的是礼义以何种方式对现实秩序产生规范效应,“制作”观念传达的是荀子对世界由“偏险悖乱”向“正理平治”转化的理想图景,“先王”则是其“礼义”所以能成为普遍法则的权威性保证。这三个环节,环环相扣,逻辑完整,共同构成荀子对“礼的起源”问题的独特思想,同时也成为决定荀子“礼论”性格特质的关键因素。后来学者所加诸荀子之“礼”上的标签,如“工具主义”“权威主义”等等,均可由这个独特的制作模式来说明。

    宋元朱子四书学诠释纷争及学术版图之重思——以史伯璿《四书管窥》对饶鲁的批评为中心
    许家星
    2020, 60(5):  151-15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19
    摘要 ( 6 )   HTML ( 0)   PDF (1049KB)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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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鲁以其“多不同于朱子”的四书思想对宋元以来的四书学诠释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朱子学者在对饶鲁的评价上产生了明显分歧,以陈栎为代表的新安学派颇为采信其异于朱子之解,赞其说“大有发明”;以史伯璿为代表的学者则责其说“不同于朱子者十居其九”,适见其“不肯为朱子下”而“务立异以为高”的心态,斥其“诬朱子以欺世”。故史伯璿穷三十年之力而成《四书管窥》,集矢于饶鲁异于朱子之说,旁及祖述饶说的北山学、新安学等,以达到肃清流毒,维护朱学权威的目的。宋元朱子学者对饶鲁的不同看法,实质上体现了朱子后学对朱子所持有的“忠臣”“佞臣”“谗贼”之门户观念。饶鲁以朱学再传身份对朱子发出的异议之声,远及《四书大全》学、船山学等。因此,向来被忽视的双峰学派在宋元朱子学术版图中的真实定位值得加以新的反思。

    洛克的“白板”与现代人的“自然权利”
    张沛
    2020, 60(5):  160-16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20
    摘要 ( 13 )   HTML ( 3)   PDF (1184KB)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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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洛克的《政府论》或政治哲学和他的《人类理解论》或认识论哲学并无实质性联系。不过重新审视洛克的“白板”理论,我们发现这不仅是洛克用以驳斥笛卡尔主义者认识论哲学的一个核心隐喻,同时也是洛克的政治哲学为现代人“自然权利”声张的某种话语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认为洛克“大概是所有伟大哲学家中最缺少一致性的”的看法不尽准确。事实上,洛克的“白板说”构成了我们整体理解洛克哲学——他的认识论哲学和他的政治哲学,二者皆旨在提倡现代人的“自然权利”——的夹城秘道。

    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影响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基于金融摩擦区制的视角
    喻世友, 宋晓飞
    2020, 60(5):  170-18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21
    摘要 ( 8 )   HTML ( 0)   PDF (1859KB)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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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不确定性和金融摩擦不同区制引入非线性波动均值VAR模型,研究不确定性冲击在不同金融摩擦区制下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类似于供给冲击,并且在不同金融摩擦区制下具有明显差异,在高金融摩擦区制下的负面效应小于低金融摩擦区制下的负面效应,而此差异的来源是两种区制下货币当局行为的不同;(2) 不确定性冲击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波动来源,并且在高金融摩擦区制下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比例更大。不确定性冲击会通过金融市场表现出来,并传导到实体经济。本研究的启示是:宏观当局除继续对高金融摩擦区制下经济不确定性进行响应外,应同时提高低金融摩擦区制下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响应,加强对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监测。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完善与促进地区污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
    李胜兰, 林沛娜
    2020, 60(5):  182-19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22
    摘要 ( 13 )   HTML ( 0)   PDF (1274KB)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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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将污染防治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本文以2013年启动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切入点,探讨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在中国的减排有效性,运用双重差分法对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试点地区的二氧化碳和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物等三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人均指标都显著低于非试点地区,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对二氧化碳和工业固体废物的减排效果是逐年增加的,对不同工业污染物影响的动态效应存在差异。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通过能源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两种渠道影响地区污染物排放。本文的发现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利用市场交易治理生态环境的突出成效,为新阶段环境治理领域进一步推行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提供重要的启示。

    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詹新宇, 王一欢
    2020, 60(5):  195-20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5.023
    摘要 ( 13 )   HTML ( 0)   PDF (1138KB)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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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旨在突出市场主体地位、激发市场创新活力的行政审批改革能否提升微观主体的生产效率进而助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的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设立行政审批中心促进了辖区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行政审批改革的积极影响在企业融资约束、高管政治背景、规模大小以及行业竞争程度方面存在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验证了设立行政审批中心通过提升投资机会把握能力以及投资效率来积极作用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路径,相较而言企业科研创新潜力短期内并未被行政审批改革激发。本研究对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优化行政审批改革路径、推进“中国之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编后记
    彭玉平
    2020, 60(5):  20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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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蕴诗教授简介
    2020, 60(5):  20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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