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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21年 第61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1-01-15
    上一期   
    名家特稿
    追寻中国文体学的向上一路
    吴承学
    2021, 61(1):  1-1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01
    摘要 ( 15 )   HTML ( 1)   PDF (1419KB)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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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必须继承中国文体学传统范式和经典方法,并探寻具有当代学术高度,有思想内涵、文化视野、科技文明与现实关怀的独特路径。文体学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文献收集与文献阐释基础上,对文献有所“发现”又有所“发明”,“察诸语境”以把握文体的复杂性、丰富性。中国文体学与礼乐和政治制度关系密切,文体研究需要以“活”的观念与眼光,考察文体实际的“运作”与“过程”,还原其制度、仪式、程序等历史语境。对文体的物质形态研究,需要把文体学与考古学、出土文献学、图像学等学科结合起来,通过实物—图像—文体的研究方法,连接实物与纸上文献。文体学研究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同时要超越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局限,凸现人文学术的独特价值。新一代学者应该兼具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具有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要立足本土文化,回到本土理论传统与古代文章文体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同时,超越中西畛域,打通古今鸿沟,突破学科的樊篱,创造出超越古代文体学的新辉煌。这是当今人文学者所追寻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向上一路。

    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
    以古为鉴 用之于今——陈炜湛教授学术访谈
    陈炜湛, 谭步云
    2021, 61(1):  15-2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02
    摘要 ( 16 )   HTML ( 1)   PDF (1054KB)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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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古文字学者、甲骨文专家陈炜湛教授是希白(容庚,1894—1983,字希白,号颂斋)、锡永(商承祚,1902—1991,字锡永,号契斋)二先生合招的研究生,著述甚丰。本次访谈,涉及其学术生涯的回顾、研究的价值取向、治学成败的经验教训、设帐授徒经验、业余爱好与学术研究的关系等等,方方面面均是夫子自道。不啻学术史上一份珍贵的口述资料,于后学自是大有裨益,哪怕于普罗大众也有借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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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周南》《召南》“要义”试解
    孙尚勇
    2021, 61(1):  24-3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03
    摘要 ( 9 )   HTML ( 0)   PDF (1010KB)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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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南》《召南》主要是西周取代殷商之前的作品,与周人创业以至兴盛密切相关,是周人经营南国的教化之具,这两组作品最初确立的时间可能在文王“作邑于丰”前后。《关雎》《采蘩》《采蘋》等反映采摘菜类用于祭祀的作品,可能产生在文王最初举行禴祭和称王之后“修商人典”之间的二十余年当中。《周南》各篇体系严密,《召南》诸篇大体可以跟《周南》形成一定的照应。《周南》《召南》教化的伦理中心是夫妇关系,格外强调女子的贤德和教育。《周南》《召南》中最早的诗篇正是周人以文德教化经营南国的集中体现。

    《毛传》《郑笺》的训释差异与《诗经》的文本异同——以《诗经》“逑”“仇”为例
    李林芳
    2021, 61(1):  34-4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04
    摘要 ( 9 )   HTML ( 0)   PDF (1198KB)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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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传》和《郑笺》的训释常常有异。关于差异之由,前人多归因于郑玄据三家之说易毛。但现有研究已指出旧所谓之三家学说多有不可靠处,促使从新的角度思考差异之因。以毛郑对《诗经》中“逑”“仇”二字的训释为例,全面考察传世与出土材料,梳理“逑”“仇”的形义从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历程,可知毛郑异解实是缘于所据《诗经》文本不同所致,并受到了“逑”“仇”常用义项变化的影响。

    鲁迅晚年对日本侵华的切身感受
    王彬彬
    2021, 61(1):  42-5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05
    摘要 ( 10 )   HTML ( 0)   PDF (1088KB)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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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晚年在上海,对日本侵华的感受是颇有独特性的。鲁迅到上海后,一直居住在虹口地区,北四川路一带,而这里正是日本侨民聚居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亦设于此处,而鲁迅虽然换过几次居所,但都离日本海军陆战队只有咫尺之遥。“九一八”后,上海的日本侨民变得十分嚣张,明目张胆地欺侮中国人;“一·二八”战事,首先在虹口地区爆发,而海军陆战队正是日军作战部队,鲁迅身陷战火,家中也有流弹飞入。可以说,从“九一八”到鲁迅逝世,五六年间,鲁迅对日本侵华有着十分切身的感受,这深刻地影响了鲁迅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和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

    阶层易位、身价涨跌故事中的战时国都
    李永东
    2021, 61(1):  53-6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06
    摘要 ( 10 )   HTML ( 0)   PDF (1106KB)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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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1月国府迁渝后,重庆出现的阶层易位、身价涨跌现象,可谓史无前例,其生成语境与书写意图皆有其特殊性。在战时国都,士、农、工、商的阶层排序被逆转,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相对态势。大后方作家对阶层易位现象的书写,重点关注的是身份地位建构中的经济因素,身份地位与知识、权力、道德脱钩后,异化为以金钱来计算和量化的一种符号,公务员与知识分子的身价迅速跌落。身价的变迁不仅涉及生存资源和社会声望的分配,也重构了家庭内部的秩序。在战时国都的文学想象中,商人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话语装置,是作为想象重庆和国家的一条路径。身份地位的涨跌故事包含了对战时生存、阶层异动、抗战观念和国家政治的多维审视,并表达了建构无差别的抗战身份的意愿。

    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
    李济深与中山大学
    沈成飞
    2021, 61(1):  63-7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07
    摘要 ( 8 )   HTML ( 0)   PDF (1008KB)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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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候补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主任,从此军人出身的李济深与中山大学有了较多的关系。他在中山大学的校务发展、政治训育、学生培养、科学发展和教育理念等方面有诸多建言,也曾借中山大学之特殊地位表达政治见解。其间的活动既反映了李济深个人的社会教育主张,也有地方军政官员介入教育、引导教育的政治目的,更能反映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以及国共两党分裂后的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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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者之言与狷者之态
    张循
    2021, 61(1):  73-8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08
    摘要 ( 11 )   HTML ( 1)   PDF (1284KB)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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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元在清初以推翻程、朱等宋儒的读书静坐之学、专倡习行经济而震动一时。其学说最终的也是唯一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可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经济的动作,即便外界主动提供的经济管道也被他迫不及待地堵死。可以说他的学术始终呈现一种分裂状态:经世致用是他终生的志向,韬晦退藏也是他一开始就致力的目标。这种分裂状态是缘于清初士人文化中存在两个彼此背离的风势:一个是积极的经世致用,一个是消极的韬晦退藏。经世致用之风推着颜元向前走,韬晦退藏的力量却把他往后拉。两股力量同时作用在颜元身上,几乎将他分裂成两个人。颜元的学术生命就是在两个自我的严重分裂中度过的。

    近代“朝贡制度”概念的形成——兼论费正清“朝贡制度论”的局限
    郭嘉辉
    2021, 61(1):  84-9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09
    摘要 ( 7 )   HTML ( 0)   PDF (1178KB)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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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讨论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但中外学界一直以来就其定义、范围、作用争论不休。归根究底则由于“朝贡”作为传统经史中对外关系的知识,被近代知识体系碎片化地整合为一“朝贡制度”的“学术概念”。因此,若要解决这些争论则应先从儒家经典释出“朝贡”一词的古义及其在传统经史知识体系的位置,继而分析其在近代知识体系建构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被纳入为中国近代史的命题。最后更要透过剖析费正清“朝贡制度论”,指出这一近代转型过程如何造成“朝贡制度”研究视野狭隘、史料单一等问题,从而反思如何突破目前研究困境。

    全面抗战时期陈寅恪的经济状况与就职选择
    牛力
    2021, 61(1):  93-10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10
    摘要 ( 9 )   HTML ( 0)   PDF (1096KB)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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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战时期的陈寅恪,哀病流离,穷困交迫,生活深受“穷”和“病”困扰。从困居香港,到暂留桂林,再到托足燕大,其间都有一笔或隐或显的经济账,影响着陈寅恪的抉择和行止,他本人也有“急急于争利”的自嘲。陈寅恪享有战时大学教授的最高待遇,也是唯一一位任职于私立大学的部聘教授,地位优崇,“月支双俸”,但生活仍入不敷出,甚至每况愈下。抗战末年陈寅恪因目疾手术后,教育部破例给予高额补助。即使在战时环境中,陈寅恪依然有较大的选择空间,且享有特殊待遇,体现出陈氏所拥有文化资本的稀缺性,以及在体制内寻求资源的能力。

    日侨归国考——20世纪50年代中日关系一瞥
    徐志民
    2021, 61(1):  104-11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11
    摘要 ( 13 )   HTML ( 0)   PDF (1176KB)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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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苏冷战和朝鲜半岛热战,主动开展人民外交,通过民间合作,从1953年至1958年先后协助21批在华日侨回国,赢得日本人民的欢迎和感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瞻远瞩的政治胸襟。日本政府在“日美同盟”框架下,不仅尽量避免与新中国的官方接触,而且以“情况不明”的四万人问题、“下落不明”的日本人问题等,无端指责中国协助日侨归国的政策与事实,甚至在大多数日侨归国后再次“弃民”,中断在华日侨的归国路。这反映了人民外交遭遇政治强权和国际霸权的无奈与现实,既无法保障中日民间合作协助日侨回国的顺利进行,也难以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只是中日关系从“以民促官”走向“半官半民”的量变积累。

    现象学研究
    关于情感意识的现象学分析
    倪梁康
    2021, 61(1):  115-12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12
    摘要 ( 13 )   HTML ( 1)   PDF (732KB)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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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识现象学的领域中,情感行为占有很大的权重。与它相近的意识体验类型还有感受或感情、情感、情绪、心态等等;而与它相邻的意识领域则主要由认知行为和意欲行为构成。对情感意识的各个类型的界定和分析是意识现象学所要施行的初步工作。舍勒所完成的诸多情感意识的现象学分析为后来的情感哲学研究揭示了一个方向。他将感受行为首先理解为价值感受及其种种形式,对应于被感受价值的种种质料。各种迹象表明,情感领域中的先天感受形式与后天感受内容完全可以用认识领域中的“先天综合判断”模式来解释,因而在整个意识领域中都处处可以发现胡塞尔所说的“先天综合原则”在起作用。

    胡塞尔论涵义与对象的区分——以弗雷格的语义学为参照
    高松
    2021, 61(1):  122-13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13
    摘要 ( 7 )   HTML ( 1)   PDF (973KB)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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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雷格和胡塞尔的语义学都与“真”密切相关。然而,对“真”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双方不同的语义学原则,前者从外延的角度理解“真”,因此其语义学以被理解为指称之对象的外延之真为原则,而后者则从内涵角度理解“真”,其语义学以被理解为意向之充实的内涵之真为原则。对内涵之真的一般性解读倾向于将对象理解为带有涵义的意向对象,因此涵义与对象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平行关系。这一解读对著名的“拿破仑例子”中所展示的涵义和对象的区分而言十分不利。但是,《逻辑研究》的文字中蕴涵着另外一种被忽视的解读可能性,由此可以在内涵之真的原则中维持涵义与对象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为胡塞尔对涵义和对象的区分作出一个合理的辩护。

    胡塞尔的范畴直观与费希特的智性直观:研究先天之物的先天综合式路径和分析式路径
    Gutland[德]Christopher, 宋文良, 张小雅
    2021, 61(1):  132-14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14
    摘要 ( 17 )   HTML ( 3)   PDF (1150KB)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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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希特尝试通过智性直观来研究先天之物,他的智性直观和康德的分析判断相类似,是一种研究先天之物的分析式方法。而胡塞尔的范畴直观则更接近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是研究先天之物的感性—综合式路径。费希特单纯通过分析概念间的思想关联来研究了先天之物,但并未顾及感性经验、空间和时间的作用。胡塞尔则认为,没有感性经验作为基础,也就无法考察先天的本质,感性经验始终是研究先天之物的先决条件。这两种探讨先天之物的方式有着各自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对自我的认知和意识活动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文明与宗教研究
    关于“仙人王子今”——海外汉学论著的“古文词”汉译
    王子今
    2021, 61(1):  144-14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15
    摘要 ( 9 )   HTML ( 0)   PDF (736KB)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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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是自上古时代以来就受到重视的文化事业。“译人”承担着文化交流中介的重任。马建忠很早就在《拟设繙译书院议》中提出,翻译人才应“长于汉文”,“长于古文词”。陈乐民著文《难哉译事》,指出如果“译者国学修养有所欠缺”,将很可能影响译作的学术质量。他说,遇此情形,“当然最好还是查出原文来”。我们以为“译”之不易,是长久的文化难题。社会期待的好的翻译家,尤应重视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熟习。因为学术著作的读者,自有文化修养,正如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所说,“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以秦汉文献为讨论对象,可以看到外文论著有所引用,而汉译有未能令读者满意的不足。

    从“族某氏”到“姓某氏”:秦汉时期氏、姓演变的一个侧面
    祁萌
    2021, 61(1):  149-15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16
    摘要 ( 8 )   HTML ( 0)   PDF (743KB)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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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及汉初官文书中以“族某氏”表述吏民的氏,说明不晚于战国晚期秦庶民已经较普遍拥有氏。西汉中期以后,《史记》、西北汉简则广泛使用“姓某氏”,甚至成为官文书的固定格式。私名前的称呼在汉初之前应被视为氏,而非姓或后人惯称的姓氏。姓在汉代官文书中的使用可能是改从周道并修订律令导致的统一变化。

    太乙式神名“太炅”考
    程少轩
    2021, 61(1):  153-15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17
    摘要 ( 7 )   HTML ( 0)   PDF (747KB)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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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式占文献《太乙金镜式经》所见太乙式十六神中的巽位神“太炅”来源甚早。“太炅”之“炅”并不是读为“古迥切”的“炅(jiǒng)”,而是秦汉文字与传世医书中屡见的“热”字异体。

    傅大士弟子慧和小考
    陈志远
    2021, 61(1):  156-15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18
    摘要 ( 4 )   HTML ( 0)   PDF (520KB)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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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大士弟子慧和,事迹主要见于南宋楼炤所编《善慧大士语录》。隋代注疏和唐初道宣撰《续高僧传》中有“和阇梨”“和禅师”的零星引文和记载。排比史料可知,存在一个活跃于南方的和阇梨,此人是傅大士的弟子慧和,他早年在建康求法,后来到广陵、晋陵、会稽等地讲法。大同六年以后,主要活跃在东阳乌伤一带,卒年略早于傅大士。其北上邺城的经历,在《续高僧传》有所暗示,或许出于道宣误判,又据北宋初年刊刻的《善慧大士小录》,可以断言《语录》相关记述为后世杜撰。

    赞丹尼奇误读辨正
    [英]尼古拉·辛姆斯—威廉姆斯, [英]杰弗里·汗, 尤小羽
    2021, 61(1):  159-16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19
    摘要 ( 8 )   HTML ( 0)   PDF (1188KB)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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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古阿拉伯史籍记载了一种优质的棉织品,名曰赞丹尼奇。1957年纺织品专家谢珀德、伊朗学家恒宁合作发表论文《赞丹尼奇已获识别?》(Zandanījī identified?),对收藏于比利时列日省于伊的一座天主教修院的一件织锦进行研究,就书写在背面的题铭作出粟特语的解读,尝试将其与传统记载中的赞丹尼奇织物建立联系。这一发现在古代纺织品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也有学者指出此说在文献与历史两方面都有讲不通的地方,但1957年的试论仍然被视为定论,“赞丹尼奇锦”已经成为纺织品研究中的一个似乎不争的确定实体。然而,重检原物,对题铭的重新研究表明,题铭语言实为阿拉伯语,内容则是这件织锦所有者的名字以及交易售价,与赞丹尼奇无关。

    “于都斤”释音释义
    白玉冬
    2021, 61(1):  167-16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20
    摘要 ( 9 )   HTML ( 0)   PDF (672KB)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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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都斤的另外写法乌德犍(建、鞬)与郁督军,反映于都斤的古突厥语音作?tükk?n较为贴合。与蒙古语相同,?tük是大地之义。在突厥成为蒙古高原主人的6世纪中叶,?tükk?n之音已经出现?tük的尾音-k与k?n的声母k-合二为一的现象。在突厥鲁尼文碑文中,以往被转写作?tük?n的于都斤,转写作?tükk?n更合原音原义。

    华佗与梵文vaidya“医生”:以佛教传入东汉为线索
    叶晓锋
    2021, 61(1):  170-17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21
    摘要 ( 7 )   HTML ( 0)   PDF (562KB)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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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印度佛教在东汉时候进入中国,印度医学也随之进入。在这个大背景下,华佗的医术和印度医学的诸多相似之处并非偶然。通过对后汉三国佛经梵汉对音材料的分析和比较,可以认为“华佗”其实是梵文vaidya“医生”的对音。由此更可以看出,华佗和印度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苏格兰启蒙学派视野中的商业社会、文明政体及其政治局限
    谭安奎
    2021, 61(1):  173-18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22
    摘要 ( 6 )   HTML ( 0)   PDF (1154KB)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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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试图吞噬社会的市场社会理念不同,作为一个韦伯式的“理想类型”概念,苏格兰启蒙学派所说的商业社会指的是一种以高度分工、相互依赖为根本特征的文明社会形态。普遍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人们摆脱了对特定他人的依赖和支配关系,而与商业社会的个人(民事)自由相适应的文明政体,则体现了商业社会理论的全部政治想象。然而,文明政体学说是把政治当作商业社会之派生物的结果,它遮蔽了政治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因此既无法理解建构政治共同体的国内政治需求,更无从解释贸易猜忌的国际政治含义,甚至会导致商业社会的自我挫败。重新认识商业社会本身及其政治意涵和局限,是反思我们所处的商业时代及其政治困惑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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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
    蔡贵龙, 卢锐, 马新啸
    2021, 61(1):  185-19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23
    摘要 ( 14 )   HTML ( 1)   PDF (908KB)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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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财务报告是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关键环节。本文研究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上市公司治理能否有效约束企业财务重述行为。主要发现: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董事可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和改善公司治理,从而降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概率,特别是盈余降低型财务重述,而非国有股东仅持有股权难以产生相应治理作用。进一步地,在管理层权力较小、外部治理环境较好的情况下,非国有股东约束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最后,只有在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才能有效抑制企业财务重述行为。文章不仅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和财务重述的相关学术研究,对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角解型内生Tobit模型交互效应和平方效应的估计与推断——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模型的应用
    周先波, 李赫扬
    2021, 61(1):  196-20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1.024
    摘要 ( 12 )   HTML ( 0)   PDF (1439KB)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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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出角解型内生Tobit模型边际影响、交互效应和平方效应的估计与检验方法,设计数值模拟说明,此方法具有良好的有限样本表现,而忽视角解性质或内生性时的估计会给真实效应的估计带来较大的偏误。将此方法应用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Tobit分析,发现家庭新型信息化工具使用与家庭对外关系的交互效应对家庭个体观察具有异质性,但平均来看两者各自对另一方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效应均起正向调节作用。另外,户主年龄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编后记
    彭玉萍
    2021, 61(1):  207-208. 
    摘要 ( 8 )   PDF (1744KB)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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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含“名家特稿”“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现象学研究” “文明与宗教研究”五个专题专栏,刊文凡24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