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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22年 第62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2-07-15
    上一期   
    名家特稿
    清代耶稣会士贺清泰《圣经》译本源流再探
    宋刚
    2022, 62(4):  1-3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01
    摘要 ( 92 )   HTML ( 9)   PDF (5943KB) (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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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晚明至清中叶,虽然《圣经》汉译并未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首要目标,但仍有传教士在译经方面做出不懈努力,出版了一系列源于《圣经》的节译、编译文本,更有人克服罗马教廷和清廷的限制,尝试翻译整部《圣经》。近期学界较为关中文作者简介:注清中叶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所翻译的译本,主要探讨其汉文版——或称为《古新圣经》——的译经原则和方法、白话文体特色,并扩展至对其满文版传抄历史的考证,以及对满汉合璧版的语汇和文体的研究。不过,贺清泰译本在后世流传的情况相当复杂,目前尚有多种满文及汉文抄本散藏于各地,相关研究仍存在疑问和疏漏之处。本文以文献考证为主,辅以详细的例证解析。一方面追溯贺清泰译本各版存世抄本的次第源流,其中包括笔者新发现的一种汉文抄本,以全面展示这部天主教译本的传播网络。另一方面,重点考察在此前研究中被忽视了的满文版与汉文版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多方面实例阐明汉文版的相当一部分经卷——尤其《旧约》部分——的翻译是以贺清泰先行完成的满译文本为直接参照,而非通常认为的以标准版武加大译本为源本。综合考察贺清泰译本的形成、传播及各版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版本校勘工作,也会将新的角度和方法带入文本分析,进而更清楚地认识和评价清代天主教传教士在困境中进行的具有开拓性的译经活动。

    元明清文学研究
    南北融合与元代文坛格局的建构
    邱江宁
    2022, 62(4):  36-4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02
    摘要 ( 31 )   HTML ( 1)   PDF (686KB)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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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背景相呼应,元代一统文坛格局的形成经历了四轮南北大融合:第一轮在1260年前后,是西域文人群崛起的重要基础;第二轮包含北人南下和南人北上两个过程,分别在1278年、1286年左右,前者推动了元曲南移进程,后者推动了元代中叶正统文坛的南北融合;第三轮以延祐首科(1315)为标志,以馆阁文人为主导的元代中晚期文坛格局得以形成;第四轮在“至正更化”前后,1340年到1352年左右,元末正统文坛因之而有中兴之势。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不仅使其文学格局走向大一统,更影响了元代文学的审美追求,使其呈现出“清丽”“清和”“粹密”等风貌特征,推动了元代文学臻于多元平衡后的彬彬之盛,无论是融汇过程还是其结果,皆有着不容掩抑的意义。

    晚清“奇案”新闻传播与通俗演绎
    潘培忠
    2022, 62(4):  46-5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03
    摘要 ( 37 )   HTML ( 0)   PDF (692KB)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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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于宣统二年(1910)的“陈总杀媳”案,经由近代报刊舆论的推波助澜以及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的积极奔走,在海峡两岸和东南亚华人地区引起热议,其实质乃是晚清大变革中的一次启蒙与觉醒。不久闽南的职业戏班将事件加以演绎,在两岸的城市商业剧场搬演传播,使原本的悲剧案件成为娱乐与消费的商业戏剧演出。而南洋的说唱文学创作者,则在尊重案件事实的同时,以歌仔册固有的编创套路来劝诫、教化世人。以“陈总杀媳”作为研究案例,可以丰富对晚清“奇案”新闻传播与通俗演绎的认识和理解。

    王妙如:被忽视的女权先驱
    马勤勤
    2022, 62(4):  55-6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04
    摘要 ( 36 )   HTML ( 0)   PDF (695KB)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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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女权思想史上,王妙如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名字。小说《女狱花》在晚清取资西方、奉“天赋人权”为女权理论圭臬之际,以佛教的“男女同尊,究竟平等”为理论根基,同时糅合大乘佛教“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道”精神,秉持一种极致的女性本位立场。王妙如女权反抗的基点是一种源于性别本能的“正当防卫”,而非拯救民族国家,从而溢出晚清女权论述的国族主义框架。她以惊人的洞见,建构起女权思想的三重结构体系,追求女性身心健康,致力于塑造和谐平等的新型两性关系,具有独到的理论性和明确的实操性。在中国女权思想的发生期,王妙如是一位不能忽略的女权先驱。

    残存纸上的景观:广州“金娇墓”及其文学书写
    潘建国
    2022, 62(4):  66-7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05
    摘要 ( 33 )   HTML ( 0)   PDF (1116KB)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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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时广州东门外(今先烈东路北侧)有一处现已消失的景观——金娇墓,墓主金娇为清末广州名妓,于宣统元年(1909)正月初九日大沙头火灾中不幸罹难,好事者将其舁葬沙河,树碑立传,士女游观,不绝于道。宣统二年(1910)五月,广州惜花社出版了梁纪佩《金娇墓》小说,这是金娇故事的首次文学书写,凡十三回,叙写了金娇的身世故事以及金娇墓的营造始末,小说亦体现了作者对于史实与虚构的特殊处理方式。自清末以降,金娇墓的各种文学书写渐次产生,横跨诗词、文、粤讴、小说等文类,又因附近黄花岗烈士墓的建成,呈现出“烈士美人”的特殊意象组合。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金娇墓实物景观的凋零,其文学书写中的岭南地方史事痕迹开始淡化,转向接入更为普泛的古典小说戏曲叙事传统。

    外国文学研究
    论美国诗集副文本的后现代变局与诗意生成
    黄潇
    2022, 62(4):  76-8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06
    摘要 ( 25 )   HTML ( 1)   PDF (614KB)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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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集副文本成为诗歌语言和结构探索之外,高举“不可思议”大旗的美国后现代主义诗人进行大胆的文本实验和区分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着力点。作为其代表的垮掉派诗人理查德·布劳提根,致力于诗集的形态实验,将诗集规模、发声材料以至于传播行为都拓展为副文本形式,使正文本的功能备受挑战,甚至传统正副文本地位互换。布劳提根式的后现代形式实验,刷新了副文本参与诗意生成的深度和广度,极大深化了美国诗集副文本的后现代变局中体现的语言与形式的双重变革,并为新形式设置成为诗意生成主要机制提供了重要例证。

    历史研究
    正统论与中国的国家认同
    林岗
    2022, 62(4):  86-9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07
    摘要 ( 34 )   HTML ( 0)   PDF (537KB) ( 19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正统论虽被今人看作“纯属荒诞”,但在古代却是渊源深厚又生气勃勃。它作为解释中国人历史活动的史学观念,能完整地包容分裂和统一时期两面的史实,既照顾到互不统属的各分治政权的历史活动,又将它们纳入一个终究是属于一体的“天下“之中。它是唯一能处理这种复杂历史现象的史学叙述和国家认同的观念框架。国别史的视野以政权/国家为唯一的叙述对象,这种视野驾驭不了中国史统一与分裂共存的复杂性。悠久的大一统观念是支撑古代国家由分裂重归统一的“人心之公”。但古代时期中国的国家认同也存在二重性的现象,既有占主流地位的大一统价值认同,又有地域性的价值认同。这种复杂性的存在说明完成现代的国家认同尚是任重道远。

    “庄周贷粟”新论
    杨勇
    2022, 62(4):  95-10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08
    摘要 ( 23 )   HTML ( 0)   PDF (585KB)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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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周贷粟”是庄子的经典故事之一。其中若干问题值得重新思考。其一,庄子往贷粟的监河侯非魏文侯,也非监河工官。从当时侯爵及司水官制出发,结合庄子与魏惠王交往,及惠王迁都大梁后大力开发黄河水利,监河侯应如章太炎所说为魏惠王;其二,战国贵族养贤背景下,惠王“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的许诺非全是虚言。但因与庄子无利害关系,也有明显简慢之意;另外,君“馈粟”于士人是当时养贤之风下的常事。庄子坦然贷粟,又与其“人间世”的入世心态有关;最后,“道中失水鱼”之喻,表现了庄子“逍遥游”的“无待”与“人间世”不能“无待”的矛盾。尽管如此,庄子仍以“逍遥游”包容、化解“人间世”产生的困境。

    《太平御览》中的“唐书”考辨
    罗亮
    2022, 62(4):  103-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09
    摘要 ( 26 )   HTML ( 0)   PDF (610KB)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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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御览》作为我国重要的类书,其中所引“唐书”部分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关于其史源,有人认为是《旧唐书》的某个旧本或某版国史;有人则认为是包含《旧唐书》、国史、实录乃至笔记小说等多种唐代史籍的通称。其实《太平御览》所引书目颇为混乱,常有张冠李戴的情况,所引“唐书”部分多有不合《旧唐书》、国史、实录体例之处,当是出自《通典》《唐会要》等史籍。且有证据表明,即使看似与《旧唐书》相合的条目,通过仔细比勘,也能发现其中文本差异难以用传抄讹误解释,而是另有史源。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太平御览》所引“唐书”视为某一特定书籍,而是多种史籍的通称。

    元修《辽史》契丹早期史观解构
    苗润博
    2022, 62(4):  113-12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10
    摘要 ( 14 )   HTML ( 1)   PDF (711KB)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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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修《辽史》关于契丹早期史的记载,不仅限于抄撮旧文、敷衍成篇,更是对契丹历史的重构,其间隐含的编纂因素与叙述框架值得深入剖析。对《世表》《营卫志》所见早期史叙述中的关键榫卯之处加以逐一拆解,可以发现元朝史官的核心工作方法是对不同文献系统的材料进行杂糅、拼接,形成一套看似整饬的历史叙述,其内在逻辑是站在后来人的立场上加以追溯、归纳,将契丹原本多元复杂的衍变轨迹简单化约为一元线性的发展脉络,忽略了不同时代、不同主体的历史叙述可能存在的根本性矛盾。走出元修《辽史》的契丹史观,应当成为辽金史研究开辟新局的必由之路。

    宋明理学研究
    朱熹“祝告先圣”及其诠释学意蕴
    张清江
    2022, 62(4):  124-13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11
    摘要 ( 14 )   HTML ( 0)   PDF (512KB)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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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祝告先圣”的礼仪实践,为理解儒者的精神生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要诠释这一“文本”的深层意涵,应呈现其结构要素,聚焦于揭示礼仪实践中的意义经验。“祝告先圣”这一礼仪行为,涉及朱熹的三个基本信念:祭祀、祈祷与先圣。朱熹相信,祭祀是与祭祀对象的真实“感通”,祈祷是安顿自身情感并“悔过迁善”的精神活动,先圣则是道学事业的神圣“原型”。“祝告先圣”是朱熹遭遇“先圣之灵”的当下时刻,会在对自身的反省和观照中实现生命的超越和转化,具有深刻的精神性意涵。朱熹“先圣祝文”中充满敬畏、谦卑和懊悔的语词,正是这种精神活动的外化表达。因而,对朱熹来说,先圣作为“道”的象征,成为“神圣”介入其生活的基本方式。从思想与生活交织互动的角度对这一“文本”的分析,可以为如何更深入探究儒家传统的精神特质及其落实,提供视角上的有益启发。

    格物与礼法: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
    陈畅
    2022, 62(4):  132-14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12
    摘要 ( 29 )   HTML ( 0)   PDF (610KB)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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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王阳明去世之后的中晚明至清代初期,阳明学派内部催生出两个密切相关的新发展方向:气学和经史之学(礼法之学)。新方向提出了两个具有同构性的问题:心(良知)与气、良知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概括而言则是心与物的关系问题。刘宗周、黄宗羲师徒的思想是对于上述两个发展方向的集大成,代表了阳明学派内部围绕其核心问题进行思想自我更新的重要理论成果,可称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因此,考察作为良知学新开展的气学与礼法之学(经史之学),追问其得以可能的哲学前提,是探讨清初阳明学哲学贡献的重要视角。

    政治哲学
    休谟论商业社会的政治条件和历史动力
    赵雨淘
    2022, 62(4):  144-15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13
    摘要 ( 39 )   HTML ( 0)   PDF (634KB)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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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近学界倾向于从“商业社会性”角度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社会理论。但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休谟其实并不认为商业社会性足以解释文明社会的发展或足以支撑普遍的和平社会。休谟强调,政治是文明社会的源初现象和内在维度。休谟的文明社会史是按照比较政治学框架展开的,揭示了商业社会需要一系列政治条件,包括法治、鼓励经济活动的政策和社会规范。这些条件只有在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得到满足。随着经济活动与国家力量的结合,现代国家在内外权力斗争中对力量的追求为商业社会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历史动力。关注商业社会的政治条件和历史动力,有助于我们形成更具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理论洞察。

    案例研究
    重构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经验研究
    毛蕴诗, 王婕
    2022, 62(4):  154-16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14
    摘要 ( 32 )   HTML ( 1)   PDF (892KB)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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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经济体企业打破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国际分工,推动全球竞争格局发生变化是全球经济中的新现象。本文选择科达制造作为研究对象,在长期调研的基础上以重构全球价值链(RGVC)为理论框架,按情景、动因、路径、效果的思路对科达制造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实践过程进行案例分析。本研究首次系统地验明RGVC的主要命题包括: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在建筑陶瓷全球价值链(GVC)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而中国企业被俘获且利益严重受损;改变所处地位并追求高端环节的巨大利润是案例企业重构GVC的根本动因;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为案例企业重构GVC提供了机遇与空间;案例企业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及创新驱动则是重构GVC的关键驱动力;案例企业结合外部环境及企业资源选择外部成长与内部成长相结合的升级路径;案例企业重构GVC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向GVC高端升级、掌握GVC的控制权以及实现全球资源配置三个方面。本研究验明RGVC的学术价值,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跨产业升级到重构全球价值链
    袁静
    2022, 62(4):  168-18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15
    摘要 ( 23 )   HTML ( 0)   PDF (698KB)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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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升级是新兴经济体企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运用权变理论、全球价值链和国家创新系统以及国际商务理论考察企业跨产业升级的实现路径。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杉杉集团两次跨产业升级、迈向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实践进行案例研究,本文发现,企业在原产业市场、技术和政策环境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境下,由具有创新导向和全球视野的企业家推动实施跨产业升级。同时嵌入全球价值链和国家创新系统的双重学习路径使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演进,有助于实现产业内升级和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在跨产业升级需要世界前沿技术的情境下,还可以运用逆向跨国并购战略获取创造性资产。新兴经济体企业实施跨产业升级,最终可以到达重构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制高点。

    金融研究
    汇率危机、货币互换与国际金融合作
    张一林, 郁芸君, 赵静梅
    2022, 62(4):  181-19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16
    摘要 ( 25 )   HTML ( 2)   PDF (782KB)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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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的今天,如何开展国际金融合作以防范化解货币危机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不同国家政府、贸易企业和货币投机者的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如果各国独自应对货币危机,则需要持有足够多的外汇储备来防范货币危机及其不利影响,各国外汇储备的最优持有规模内生于自身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币值脆弱性以及外汇储备能力。反之,如果各国签署央行货币互换协议以联合应对货币危机,则相当于构建了货币危机的互助机制,各国需要持有的外汇储备规模较独自应对危机时明显降低。然而,由于不同国家的互助关系不完全对称,央行货币互换协议帮助危机国以更低的成本维护币值稳定和经济稳定,但增加了救助国的救助成本,唯有当救助国的宏观经济足够稳健时,货币互换网络才能实质性地改善各国的社会福利。本文为以国家为国际金融参与者进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基金业绩评价的一种新标准:原理及应用
    杨海生, 江颖臻
    2022, 62(4):  194-20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17
    摘要 ( 23 )   HTML ( 2)   PDF (1036KB)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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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以市场为标准的基金业绩评价方法可能受私有信息影响导致业绩被高估。本文利用Fama-Macbeth两阶段回归的方法,分别采用传统市场标准和新基金投资组合标准考察我国基金的“整体”业绩是否达到市场基准要求。结论表明,以基金投资组合作为新业绩比较基准更能准确、严苛地评估基金的业绩表现;并进一步在业绩导向型套利框架下考察影响基金业绩的因素,表明委托代理问题、投资者能力、资金和杠杆约束等限制了基金的业绩良好表现。

    编后记
    彭玉平
    2022, 62(4):  207-208. 
    摘要 ( 14 )   PDF (347KB)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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