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5, Vol. 55 ›› Issue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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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学与历史背景

张中良   

  1.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240)
  • 收稿日期:2014-12-28 出版日期:2015-05-15 发布日期:2015-05-15

  • Received:2014-12-28 Online:2015-05-15 Published:2015-05-15

摘要:

20世纪20—30年代的左翼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对当时的整个文坛与社会,对抗战时期及战后之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史均有深远影响。围绕左翼文学的争论自其问世以来一直紧相伴随,左翼阵营内部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行进策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翼由“在野”变为“当朝”,曾经屡遭查封的左翼刊物像积谷入仓一样大批量重印,所有的质疑全都销声匿迹,席卷而来的是通过追忆与肯定来重构的左翼文学“主潮”。然而,“文革”极左登峰造极的劫难,不仅骤然中断了歌颂性的左翼文学研究,而且连累到“文革”噩梦醒来之后,左翼的名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极左的恐怖与荒谬。因而在为所谓30年代文艺黑线拨乱反正不久,左翼文学研究一度陷入低潮,学者要么敬而远之,要么评价走低。历史渐行渐远,极左的伤痛逐步淡化,时间距离的拉大为冷静地审视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国民平均生活水平,却也出现了反差强烈的两极分化现象与司空见惯的腐败淫靡之风。这种背景下,年轻一代更容易认同左翼文学的激情。诸多原因促成了新一波左翼文学研究热潮,涌现出一批喜人的成果。但是,左翼文学仍然存在着广阔的研究空间。我们总说左翼文学重要,但其社会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与审美建构的丰富性及其文学史意义远未得到充分的揭示。中国左翼文学与外国左翼思潮的比较基本上仍然处于影响研究的阶段,没有人回答为什么十月革命十一年后,《静静的顿河》第1卷就能问世(1929、1933、1940年相继出版第2、3、4卷),而中国直到南昌起义之后一个甲子的1986年才有了相类似的《古船》,又过了六年才有《白鹿原》。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历史还原至关重要。左翼文学是历史的产物,它在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呈现怎样的脉络,其内部存在着怎样的矛盾,与外部发生了哪些纠葛,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怎样的投影?只有还原历史背景,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左翼文学。究竟是怎样的历史孕育了左翼文学?以往我们强调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如果进一步追问新民主主义革命背后的历史,则往往语焉不详。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民国时期,回避民国历史就无法解释左翼文学的许多现象。诸如:鲁迅为什么那样激烈地抨击政府而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威胁,传言的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也并未变成现实,鲁迅可以自由地去内山书店,可以参观全国第二次木刻流动展览会,而且被当局悬赏两万大洋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瞿秋白也曾几度到鲁迅家里避难。这固然与鲁迅的居所处在租界有关,但如果真要缉拿系狱,总能找到理由与机会;丁玲被特务绑架之后为什么没有判刑,也没有关进监狱而只是条件较为宽松的禁锢,以至于她能够先是出走北平,回来之后又能摆脱控制转道西安奔赴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郁达夫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因为涉及1932年“一·二八事变”而被查禁,但郁达夫后来却能被聘为福建省政府参议。这些恐怕不能完全归之于他们是名作家,当局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事实上,民国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1912年3月)、《训政时期约法》(1930年5月)并非一纸空文,它也为言论自由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两部《约法》与《出版法》(1914、1930年)等法律法规不光维系国民党的统治,也为作家的权益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左翼与右翼之间也不见得都是那么泾渭分明。蔡元培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参与了1927年4月的清党提案,尽管当他发现清党失控之后极力呼吁停止疯狂的杀戮,但已无济于事,无论如何,不能说他对惨案的发生毫无责任;然而,1927年12月起,他聘任鲁迅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大学院改回教育部后,以教育部编译的名目付酬),每个月支付300块银元,鲁迅翻译出版苏联文论、小说,与共产党人作家一起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且成为代表性作家,蔡元培何尝不知,但他并未因此中断这笔“干薪”,直到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并代管教育部之时才于1931年底予以终止,49个月鲁迅共获得14 700块银元。1932年,蔡元培和宋庆龄、鲁迅等一道共同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营救被特务绑架的丁玲。民国政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充满变数;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期间,不仅存在着尖锐的国共冲突,而且两党之外还有活跃的自由主义阵营、根基深广的民主主义力量、国民党内部也有各种错综复杂的派系。这些无疑给左翼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空间。民国是一个历史过程,曾经做过玫瑰色的梦,在崎岖坎坷的路上有过艰难的挣扎,最后政权由于腐败不可救药而溃败。历史研究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以最后的结局否定先前的一切;民国是一个国家,国家不仅有政权,也有土地与土地上的国民,有经济、文化、教育、新闻传播、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而这些都给左翼文学打上了深刻的烙印,遮蔽了民国,无疑会妨碍对左翼文学社会文化内涵丰富性的认识。关于民国与左翼的关系如何认识,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实属题中应有之意。1925年毕业的交通大学(当时叫“南洋大学”) 校友陆定一,毕业当年秋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冬季转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多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56年4月27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中提出文学艺术百花齐放,科学研究百家争鸣的观点,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双百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遗憾的是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止了双百方针的贯彻。文革中,在秦城监狱熬过了多年苦难日子之后,陆定一愈加强调自由的价值,主张要允许有独立思考的自由、辩论的自由、创作与批评的自由、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左翼文学研究应该奉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努力进行历史还原,揭示左翼文学的来龙去脉、深厚涵蕴与艺术真谛,总结左翼文学的经验教训,为当今法治中国梦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左翼文学与历史背景”专题研讨推出的三篇论文,视角不同,各有新见。中井政喜教授把鲁迅后期的杂文《阿金》及相关作品放在1930年代上海租界的背景下予以考察,指出鲁迅的启蒙观与妇女观随着时代的演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看法显然已经突破了曾经广被认可的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概括,历史眼光与细读功夫都令人钦佩。杨姿论文关于勃洛克形象在中国的变迁之梳理与分析,充分显示出历史还原给左翼文学的比较视角带来的勃勃生机。屠毅力关于1930年代左翼传统建构的追溯,把左翼代表作家与左翼历史还原到1930年代去认识,其结论富于说服力,亦可给人以方法论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