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在政治社会层面面临周秦之变，在思想与文明层面则面临着轴心奠基。这一奠基既要对上古政教传统进行集大成式的总结，又要开出不同于夏商周三代的新政教格局。孔子通过整理绍述《六经》而完成了对上古政教文明的总结，形成了绍述先王无法绕过孔子的局面，以致于此后的诸子学不得不面临如何回应、消化、处理孔子以切入中国思想与文明的轴心奠基事业。庄子对孔子的处理具有典型的意义:一方面通过将孔子与经学关联起来、确立经—史—子知识谱系的方式,使得孔子其人其学尊于诸子、有别于百家学;另一方面则是确立孔子作为后帝王时代的圣者的位格。这两个方面都指向一个共同结果：孔子既是三代政教格局的真正终结者，又是新的政教格局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