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董事会通过对财务会计过程的影响而发挥治理功能,一直备受关注。该文考察了董事会独立性对公司盈余稳健性的影响。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董事会独立性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公司盈余稳健性,一方面延迟了盈余对好消息的反映,有助于保护全体投资者利益,提高市场效率;另一方面加快了盈余对坏消息的反映,有助于保护外部中小股东的利益,体现市场公平。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滚滚而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区域性公共问题急剧滋生起来,由此引发新型的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管理要求政府打破行政区划的刚性桎梏,摒弃狭隘的行政区行政的种种制度缺失,建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视野下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因此,文章分析了区域公共问题的滋生及其成因,剖析了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存在的制度缺失,并探讨了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政策建议。
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中外第三产业比重日趋增大,与人均GDP呈幂函数型相关关系。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表现为流通部门比重下降,生活生产服务部门比重提高,传统服务业比重下降,现代服务业比重上升。由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缺乏了解,对第三产业的性质、现代化与就业的关系存在误解,中国长期没有把第三产业现代化战略提上议事日程。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三产业比重日趋增大的形势下,我国很有必要全面推进第三产业现代化。
该文收集了7家中资银行在全国50个城市的1789个零售顾客的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数据。研究发现,各中资银行之间显示出服务质量的差异,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服务质量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国有银行中,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服务质量高于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服务态度、服务效率等过程质量(“软”质量)比服务网点、服务设施等技术质量(“硬”质量)对顾客满意的影响效用更大;从长期看,银行形象和品牌塑造有助于提升顾客满意度;服务质量和银行形象直接影响顾客满意度,并经由顾客满意度影响顾客忠诚度;服务的技术质量还直接影响顾客忠诚度。
在对股权结构进行明确分类的基础上,该文以2003年我国深沪两市的106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股权制衡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集中类公司的业绩明显好于股权分散类公司;股权制衡类公司的业绩好于股权集中类公司,但是差异并不显著。用Z作为股权制衡度的衡量指标,当Z∈(10189,60287)时股权制衡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研究表明,股权制衡对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发现,与股权分散相比,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是合理的选择。
该文以2004年沪市的74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上市公司控制类型分成4类:政府控制、家族控制、广泛持有及其他。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高,财务绩效越差;家族控制公司比政府控制公司具有更高的分离系数和更复杂的金字塔结构,整体上家族控制公司比国有控制公司绩效更差;家族控制公司分离系数与公司历史和规模显著相关。此外,还发现中小股东对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的约束力量有限。
该文基于资本结构的代理理论,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独特的股权结构特征,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股权结构是资本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股权结构的变化也会对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产生影响,其中管理者持股比例、国家股比例均与负债比率呈显著正相关,但法人持股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研究还表明公司的成长性、规模、非负债税盾以及盈利性也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
现代经济中,大量的资本配置行为都是在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完成的。大量的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并非百益而无一害。尤其在我国转轨经济阶段,原本是基于效率动因而存在的内部资本市场部分地异化为进行“利益输送”的渠道。如何科学地界定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不仅直接影响到关联企业间资金调配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还影响着内部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此,该文重点讨论了我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主体与方式,边界确定合理性的双重视角,影响我国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的法规因素,以及禁止性规则和有效契约在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中的作用等问题。
金融危机下,企业升级显得尤为重要,做有所准备的企业,才有能力应对环境变化、抓住机会。该文在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与例证支持,分析了企业升级的5种衡量标准,提出了企业升级的7种路径,并探讨了对中国企业升级的启示。
任何政治统治的存在都必须具有合法性,其基础一般包括意识形态、制度规则和有效性3个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合法性基础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在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下降、法理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转而依赖于“政绩合法性”,通过对政绩的追求来获得合法性基础。但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绩观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政绩工程泛滥、政绩困局的出现等一系列弊端,证明了其难以持久。因此,必须加快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过渡,提高公众认可度;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引入新公共管理理念,鼓励市场竞争,强调顾客及结果导向;对官员进行制度约束。
比较和理解美国如何建立起适应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食品监管体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政府在食品监管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思考未来的发展。美国进步时代的改革是一个利益冲突和妥协的过程,社会就食品安全最终达成共识:以联邦政府来承担食品监管职责,并设立由专家组成的独立管制机构来实施监管。在当前中国,争议的焦点在于:食品安全应当由政府还是企业承担责任?应当由哪级政府来管理?交由哪个部门来管理?文章认为,由地方政府承担食品监管总责任的制度安排源于我国食品生产业的基本情况和向市场转型的基本环境,但由于没有一个在食品安全领域做出过特别贡献的部门,致使监管职责的分配上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哪个部门能够获取足够的政治支持。
近年来,政府绩效评估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兴起。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基础是成熟的代议民主制,通过分权、结果导向和内部市场机制改进了政府内部管理和工作流程,提高了政府管理效能。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基础是科层制政府体系,上级与下级之间没有真正形成基于内部市场的分权、绩效合同和结果导向,仍然依靠命令—服从机制;绩效评估并没有改变原有的管理制度和程序,没有改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模式,反而强化了科层制的优势。在政绩追求、赶超压力、政绩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计划式绩效评估,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控制手段。
当今时代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全球时代,全球化是催生全球时代的主要动力。全球化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随后扩展到整个世界,它使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休戚相关的整体。全球化主要体现在通讯和交往的全球化上,并且深入到了个体的内心深处,使个体的生活和认同方式产生了深刻的改变。在新的全球时代,所有国家和个人既经受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又推动着全球化进一步向前发展。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并没有消失,但在全球化力量的影响下,民族国家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如民族国家的主权日益被弱化,国家认同的建构日益变得困难,民族国家变得矛盾重重等。
该文从消费文化价值的视角实证研究了中国消费区域的差异性。研究表明,中国消费文化价值系统由“长期与短期导向”、“人与宇宙”、“不确定回避”、“物质主义”、“时间导向”、“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情绪化与情绪中性”7个维度构成,除“人与宇宙”维度外,其他6个维度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南、华东、华中7个区域表现出显著差异。最后,文章探讨了研究结果在市场营销管理上的运用。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在许许多多公共行政家的不懈努力之下,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非常有必要对学科的研究现状进行反思,找出问题和不足,寻求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发展路径。本期专题研讨希冀探究这些问题,以期推动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思考。
本文尝试用新方法对介词进行分析,说明介词的语法性质、划分标准、跟动词连词的区别以及某些介词的多种功能。在提出介词研究系统方法的基础上,对介词及其涉及的多种句成分之间的复杂关系、对相关介词的替换性进行了实例分析
产业集群不仅仅是众多相关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品牌集聚的现象也十分突出。一般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品牌由个体到群落会逐渐形成一个复杂的品牌系统。由于品牌具有类生物学特性,因此我们可以借助生态学理论来研究产业集群中的品牌系统,进而关注产业集群的品牌生态健康问题。该文主要从种群到群落两个层次构建了品牌分析的数量指标,并提出一般化的品牌生态系统模型,最后以狮岭皮具为案例,研究其品牌结构和生态健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