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点击排行

    一年内发表文章 |  两年内 |  三年内 |  全部
    Please wait a minute...
    选择: 显示/隐藏图片
    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创新
    毛艳华; 杨思维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168-17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7
    摘要264)      PDF (2265KB)(261)   

    区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开放性、创新性、协调性和宜居宜业是国际典型湾区的共同特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着跨境协调、要素流通、社会融合等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本文在总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历程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空间分工理论、空间生产理论、城市体系结构理论和大都市区治理理论,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据。理论分析表明,经济一体化、空间分工和空间重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升湾区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区域协调能力,制度性整合有助于区域功能性整合,制度创新是实现湾区高效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理论分析,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三种法律体系”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加强制度创新探索,重点包括基于市场一体化创新湾区跨境协调机制、基于已有平台和合作基础创新湾区城市合作机制、基于“共享产业价值链”创新湾区产业分工机制、基于“区域利益共同体”创新湾区公共治理机制,从这四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着手,加快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新格局。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2.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使命
    荣健欣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159-16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6
    摘要218)      PDF (1862KB)(20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发展方略。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参与全球价值链层次偏低、服务业开放不足、衔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有差距、对外投资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新时代全面扩大开放将围绕提升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扩大敏感服务业开放、全面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强化“一带一路”下双向投资合作等领域开展。改革开放40年来,粤港澳合作在国家对外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仍具备独特优势,可以通过助力内地敏感服务业开放、实现湾区三地营商规则对接、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等路径手段,继续在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各个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在CEPA框架下广东继续“先行先试”、推动湾区要素便捷流动、发挥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制度创新优势、创新粤港澳合作机制等对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新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3.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的空间尺度研究
    孙久文;夏添; 胡安俊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178-18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8
    摘要145)      PDF (2186KB)(194)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升级的新型产业集聚区域,承载着引领经济转型、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使命。文章在依次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的城市尺度和区域尺度的基础上,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应以大都市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集聚尺度,利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一体化水平,采取差异化政策协调城市关系,开展产业发展模式、贸易体系、经济版图的三层重构。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4. 论中华民族70年的经济复兴之路
    李翀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1
    摘要115)      PDF (3618KB)(157)   

    中国在古代史上曾经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但在近代史上却沦为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肩负着中华民族经济复兴的伟大使命,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中国进行艰难的探索,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新中国成立的后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经济规模位于世界前列,经济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水平。但是,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还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复兴。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5. 移民与家庭生活:新西兰中国新移民实证研究
    王炳钰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37-14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6
    摘要108)      PDF (1847KB)(158)   

    流动个体的家庭生活在移民过程中会经历一系列嬗变,或得以加固或受到撼动,从而进一步被重组和革新。在“移民与家庭生活”分析框架下,通过对新西兰华人社区为期两年的参与观察和对80位新西兰中国新移民的深度传记式访谈,从阶层地位的维持、代际关系、家庭纽带与结构三个维度探讨移民历程对家庭生活的重塑,聚焦于移民给家庭生活带来的挑战与困难,从而进一步解读移民之流动性的影响与后果。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6. 六朝宫廷贡物与贵族文学——从夷方珍奇到皇朝符瑞
    林晓光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1-1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01
    摘要107)      PDF (2112KB)(220)   

    在咏物文学兴盛的六朝阶段,“物”作为一种特殊存在成为文学主题。但六朝是贵族阶层垄断文学的时代,当时的文学语境、视野与后世庶民文学截然不同,其所咏之物往往并非寻常对象,而是从远方进贡至宫廷的珍稀动植物。建安文学集团对来自南方的孔雀、鹦鹉等表现出集中关注,借此抒发人生际遇盛衰的感慨;而魏晋南朝的宫廷文学中,贡物更与符瑞结合成一种典型的政治书写模式。物与人的相对移动造成了不同的书写类型:人向物的移动表现为科学性客观记录的异物志,物向人的移动则获得想象性的文学潜能,生发为贡物文学。“贵族”与“贡物”在这一特殊空间中的遇合,为六朝文学提供了特殊的主题素材及书写机能,成为一种构造性的中古文学现象。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7. “比兴”与文体学
    胡大雷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1
    摘要104)      PDF (2006KB)(170)   

    “比兴”作为修辞方法,即发端、譬喻与起情。主情文体的诗多有跨界应用而叙事,如“比兴”用诗、“比兴”释诗、“比兴”作诗。修辞方法的“比兴”对骚体、七体、连珠体、谐体、隐体等文体的生成起着关键的作用。汉魏六朝五言诗又有以“比兴+”模式而构成者,如景物作比起兴、说理作比起兴、人事作比起兴、乐府“艳”曲等。“言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以及“兴寄”说的提出,令“比兴”在文体风格上又展示了风采。“比兴”与文体学的关系,表明修辞或为文体构成的基本元素之一,古代文论多有以修辞讨论文体学者,也显示了从经学或子学、史学以及从文学批评讨论文体的可能性。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8. 刑事裁判说理中的“常理”
    谢进杰;邓慧筠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46-16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7
    摘要94)      PDF (1880KB)(120)   

    实证研究发现,在对推定严格限制的刑事司法领域,运用“常理”进行裁判说理的现象却具有一定普遍性且渐趋显著,甚至可能从实践中提炼出一种“常理说理”机制。裁判说理对“常理”的运用在时空分布、审级布局、案件类型及应用范围上呈现一定特征,多见于涉及侵犯财产罪和毒品犯罪等案件,主要用于对事实认定及就实体问题的说理,且诸多是直接搬出“常理”和得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判断。裁判说理对“常理”的运用可能缘于固化证据链、强化服判力、遵循经验法则或赢得公共认同,也可能旨在规避说理、基于说理习惯、缘于立法漏洞或出于回应观点。它具有辅助判断、简化说理、指引论证及增强说服力、亲民性和接受度等正效应,也可能导致懈怠说理、挫伤合法性、削弱正当性、减损公信力等负效应。“常理说理”机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基础、合法性空间和相对合理性,但也有着明显的限度和弊病,应受合理规制。它只能作为对法律逻辑推理与法理演绎的一种补充说理模式,有根据且合理地运用,不得失当或滥用,也不得悖离“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等原理。“常理说理”现象蕴含着裁判说理变革的命题,并触及司法方法、判案模式及司法独立、公正、权威等深层命题,可能成为洞悉司法改革成效的一个显要视角。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9. 贵族视域下的中古政治危机——1258年英国贵族改革运动的发生
    金德宁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88-9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09
    摘要94)      PDF (1922KB)(124)   

    1258年,格洛斯特伯爵理查·克莱尔、莱斯特伯爵西蒙·孟福尔联合其他贵族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庞大的领地、巨大的家族威望为克莱尔和孟福尔在改革中取得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在反抗国王的行为还没有被视为叛国的情况下,贵族往往可以通过反叛来维护自身利益,并常常获利甚多。亨利三世对吕西涅兄弟的宠信,严重损害了克莱尔和孟福尔的利益,尤其不能满足他们对于土地的诉求。基于此,他们发起了这场贵族改革运动。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10. 江山入赋——宋代纪行赋中的文本风景与历史地理
    丁涵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32-4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04
    摘要92)      PDF (2032KB)(139)   

    有宋一代,纪行赋完帙多达15篇,数目冠绝历代,且粲然可观,不乏自撰成后就广受好评的名家佳构。例如邢居实的《南征赋》,苏轼就假他人语盛赞其“亦足以藉手见古人矣”,黄庭坚亦称述其“笔墨山立,自为一家”。宋代纪行赋体格高古、文风遒健,对舟行路线、川流景观、水文特征及江河水系的叙述尤其细腻、密集,这一方面与纪行赋“因地及史、叙行述志”的文体机制以及宋人好藉“水”进行创作和论文的风尚有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宋代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其文本面貌受到行政区划因革、疆域边界改易、地形水势变迁、政治氛围更替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爬罗剔抉宋代纪行赋文本背后的文化语境和史地信息,曾经湮没的山川形貌、人物风土、节序物候等,多可据此得悉。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11. 腐败与创业:润滑效应还是抑制作用
    刘嘉琦;李新春;胡明志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197-20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20
    摘要92)      PDF (2034KB)(156)   

    激发民众的创业热情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制度环境一向被认为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政府干预和地区腐败作为转型期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二者如何影响个体创业选择,已有的研究莫衷一是。本研究基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通过构建一个跨层次的分析框架,讨论了政府干预和地区腐败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腐败程度与个体创业选择存在非线性的关系,政府干预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创业研究情境,同时也深化和扩展了对创业研究的制度分析。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12. 论“江西宗派”的诗味与诗法
    祝尚书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7-2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3
    摘要91)      PDF (1946KB)(140)   

    “江西宗派”成员并非皆江西人,之所以用“江西”命名,杨万里以为是“以味不以形”。所谓“味”指诗味,它源自黄庭坚所创建的诗法体系,特点是从书本中讨生活,非常适合当时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生存需要。因此,所谓“江西味”,其实就是书卷味、学究味。由于后继者不知变化,蹈袭陈言,将诗法变成死法,于是吕本中提出“活法”论,欲以正宗的“江西味”延续诗社香火。不过“活法”论对江西诗派的救弊效果似乎不大,但却促进了诗学理论的转型,催生了“中兴”诗人活泼泼的新诗风。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13. 康德未完成的第四个批判
    曹俊峰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19-12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4
    摘要91)      PDF (1903KB)(149)   

    康德留下的最后遗稿是未完成的第四个批判的纲要和相关内容的随想录或备忘录,可视为这一批判的雏形。遗稿提出先验的形而上学原理运用于具体的经验事实如何可能这样一个中心问题,承袭了前三个批判关于感性、知性、理性的本性和功能的论述,坚持现象和物自体的二分法,保留了《纯粹理性批判》所制定的范畴体系,更为详尽地阐明了作为先验概念和经验对象之间的中介的知性原理,这些都与批判哲学一脉相承。此外,遗稿的提问方式、阐述的内容、论证的程序、贯穿各部分的基本原理、行文风格等也都证明康德这部遗稿属于批判哲学。但这部遗稿又不是三大批判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所有方面都提高了一个层次,论述的内容超越一般的经验事物上升到三个最高对象——上帝、世界、人及其精神。康德之所以反复阐释这三个理念,是为了揭示万事万物的起源,找出其普遍联系和内在的一致性,从而把包括物质和精神在内的全部存在纳入一个统一体系,为批判哲学的大厦封顶。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14. 东汉仙人碑“征实追虚”的文体特质及与仙传之关系——以《仙人王子乔碑》《肥致碑》《仙人唐公房碑》为中心
    刘湘兰;夏朋飞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8-1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2
    摘要90)      PDF (1938KB)(146)   

    东汉的《仙人王子乔碑》《肥致碑》《仙人唐公房碑》,因碑主身份的特殊性,叙事强调“征实”,体现出鲜明的“征实追虚”的文体特质;葛洪《神仙传》在描写“须臾间万里取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两大情节时,并未取法《列仙传》、《论衡》此类传世文献,其情节结构更多与东汉仙人碑传雷同。可见仙人碑传对仙传叙事的传承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体现了汉代至两晋时期仙传撰写的发展与变化。东汉三仙人碑传中展现的神术只不过是东汉末年道士集团为争取社会地位、取信于人的设计,是更形象、更直观、更具体的宗教性阐释。在这样的阐释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诗意与修辞要素”,使叙事富丽详赡,情节曲折离奇,意境神秘悠远,并且创造了血肉丰满的道教仙人形象,形成了独具趣味的文学叙事模式。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15. 汇率跳跃风险对跨国并购的影响研究
    朱佳青;李广众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75-18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9
    摘要90)      PDF (2137KB)(145)   

    本文旨在从宏观层面考察汇率跳跃风险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首先利用自回归跳跃模型估计香港对全球38个国家1990—2009年间双边汇率的跳跃风险。在解决了跨国并购与汇率波动的逆向因果关系以及引力模型OLS估计中存在的异方差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双边汇率跳跃风险的增加显著抑制了并购国企业对目标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汇率跳跃对跨国并购的抑制作用是通过信贷约束的渠道实现的。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16. 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方案”——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执法合作机制研究
    关键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187-19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9
    摘要88)      PDF (1877KB)(131)   

    区域性公共产品概念是对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的继承和发展,是全球性大国和地区性主导大国为本地区提供的国际性安排、制度和机制,对本地区的权力主导、结构稳定和地区合作产生重大影响。伴随着国力持续增长,中国开始从双边、多边安全合作转变为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调适安全合作机制和创构安全公共产品,将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作为未来稳固周边安全的重要机制。典型实践便是在2011年湄公河“10·5”惨案之后,中国迅速联合老挝、缅甸、泰国构建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四国执法部门在湄公河开展联合巡航执法,共同防范、打击和制止湄公河流域违法犯罪,共同应对突发事件和维护航运安全。经过四国的共同努力,中老泰缅湄公河联合执法合作取得了明显效果,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中国方案”得到了有效验证。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17.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
    王齐洲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77-8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8
    摘要85)      PDF (1980KB)(86)   

    〗《礼记·乐记》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子夏、公孙尼子、刘德、刘向诸说,近代以来争论尤为激烈。《乐记》部分章节与《荀子·乐论》高度相似,于是又有《乐记》抄袭《乐论》和《乐论》抄袭《乐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就现有文献考察,汉人《礼记》绝非《大戴记》和《小戴记》两种,今传本《乐记》则是《小戴记》中所保留之《乐记》,而非刘德等所撰24卷本《王禹记》或刘向校定23卷中秘书本《乐记》一部分。《荀子》之书为刘向所编定,《小戴记》也为刘向所校定,均依据原始文献,未曾篡改。大、小戴之师后仓乃“荀卿之支与余裔”,《乐论》并非荀子手著专论,而是荀子后学记述荀子论乐之语,包括古事与古言,以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也是荀子后学所记先师论乐之语,以阐述儒家乐学理论,同样包括古事与古言,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后人是此非彼,强分轩轾,并无必要。还原《乐论》和《乐记》的成书情况,战国末年的荀子当为始作俑者,而文本写定则是荀子后学所为。将儒家形成系统的乐学理论归功于荀子学派,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18. 论劝诫的权力与方法——庄子“心斋”说解读
    周耿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133-14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3
    摘要82)      PDF (1994KB)(118)   

    在《庄子·人间世》首章中,颜回自恃“君子”,力图通过救世责任的主动担当,把自身所拥有的道德资本、智识资本及孔门集团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劝诫的权力,并把劝诫权的合理性与劝诫方法的有效性建基于孔门集团的核心价值——仁与礼之上,以此教化卫君、救民水火。在孔子看来,颜回以这样的方式去劝诫,只可能遭遇失败,而失败的原因不仅来自双方不对等的权力地位,还有其自身强烈的求名之心。面对孔子的质疑,颜回从仁与礼的原则出发,两次调整劝诫方法,都不被孔子认可,孔子甚至认为,颜回在名利心的刺激下,对道德劝诫的执持可能异化为道德暴力,成为“新暴君”。在孔子看来,最好的劝诫不在于植入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而在于劝诫者的自我修养。只有彻底放下“师心”成见,解除道德理性对自我的宰制,复归虚静的内心,才可能启发劝诫对象反省自我、改变自我,从而达成劝诫的目的,这便是“心斋”的思想意义。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19. 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的实践与失衡
    张宇权;冯甜恬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29-13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5
    摘要82)      PDF (1877KB)(135)   

    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在2009年之前,新加坡一直奉行一种介于完全的制衡和追随之间的“对冲战略”,即新加坡在经济和外交上与中国保持深度接触,却在安全和战略上与中国保持距离,以实现风险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但在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之后,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逐渐失衡,新加坡开始在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方面追随美国制衡中国,其外交中的“联美制华”的色彩日益浓厚。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失衡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给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体系压力,引发新加坡对中国的忧虑,而新加坡自身的脆弱性又加深这一忧虑,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诱导下,“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领导人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偏离了原来的对华“对冲战略”。这种失衡的“对冲战略”,导致中新关系恶化和新加坡自身的战略空间被压缩,最终损害了新加坡自身的国家利益。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
    20. 纪行赋中的道里信息——以沈炯《归魂赋》为例
    于溯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15-2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02
    摘要81)      PDF (5719KB)(137)   

    作为一种纪实性的行旅书写,纪行赋天然地成为历史地理研究材料。赋文既沿空间展开,一篇纪行赋就是一条具体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上不仅有山形水文、州县郡国,还镶嵌着邮传亭驿、桥栈关津、田畴古迹,就连路况险易、城池兴衰等即时状态,亦在在可见。纪行赋又多喜就途经地的本地典故发挥议论,也就是说,它还提供多重时间维度中的地理信息。以上这些特点,使纪行赋与纯粹的“地理类”文献相比,别具一种史料价值。以沈炯《归魂赋》为例,可以看到具体交通线路在复杂历史情境下的使用情况。

    相关文章 | 多维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