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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论中华民族70年的经济复兴之路
    李翀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1
    摘要123)      PDF (3618KB)(157)   

    中国在古代史上曾经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但在近代史上却沦为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肩负着中华民族经济复兴的伟大使命,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中国进行艰难的探索,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新中国成立的后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经济规模位于世界前列,经济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水平。但是,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还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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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移民与家庭生活:新西兰中国新移民实证研究
    王炳钰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37-14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6
    摘要110)      PDF (1847KB)(176)   

    流动个体的家庭生活在移民过程中会经历一系列嬗变,或得以加固或受到撼动,从而进一步被重组和革新。在“移民与家庭生活”分析框架下,通过对新西兰华人社区为期两年的参与观察和对80位新西兰中国新移民的深度传记式访谈,从阶层地位的维持、代际关系、家庭纽带与结构三个维度探讨移民历程对家庭生活的重塑,聚焦于移民给家庭生活带来的挑战与困难,从而进一步解读移民之流动性的影响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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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比兴”与文体学
    胡大雷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1
    摘要106)      PDF (2006KB)(170)   

    “比兴”作为修辞方法,即发端、譬喻与起情。主情文体的诗多有跨界应用而叙事,如“比兴”用诗、“比兴”释诗、“比兴”作诗。修辞方法的“比兴”对骚体、七体、连珠体、谐体、隐体等文体的生成起着关键的作用。汉魏六朝五言诗又有以“比兴+”模式而构成者,如景物作比起兴、说理作比起兴、人事作比起兴、乐府“艳”曲等。“言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以及“兴寄”说的提出,令“比兴”在文体风格上又展示了风采。“比兴”与文体学的关系,表明修辞或为文体构成的基本元素之一,古代文论多有以修辞讨论文体学者,也显示了从经学或子学、史学以及从文学批评讨论文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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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论“江西宗派”的诗味与诗法
    祝尚书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7-2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3
    摘要96)      PDF (1946KB)(146)   

    “江西宗派”成员并非皆江西人,之所以用“江西”命名,杨万里以为是“以味不以形”。所谓“味”指诗味,它源自黄庭坚所创建的诗法体系,特点是从书本中讨生活,非常适合当时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生存需要。因此,所谓“江西味”,其实就是书卷味、学究味。由于后继者不知变化,蹈袭陈言,将诗法变成死法,于是吕本中提出“活法”论,欲以正宗的“江西味”延续诗社香火。不过“活法”论对江西诗派的救弊效果似乎不大,但却促进了诗学理论的转型,催生了“中兴”诗人活泼泼的新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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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康德未完成的第四个批判
    曹俊峰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19-12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4
    摘要96)      PDF (1903KB)(156)   

    康德留下的最后遗稿是未完成的第四个批判的纲要和相关内容的随想录或备忘录,可视为这一批判的雏形。遗稿提出先验的形而上学原理运用于具体的经验事实如何可能这样一个中心问题,承袭了前三个批判关于感性、知性、理性的本性和功能的论述,坚持现象和物自体的二分法,保留了《纯粹理性批判》所制定的范畴体系,更为详尽地阐明了作为先验概念和经验对象之间的中介的知性原理,这些都与批判哲学一脉相承。此外,遗稿的提问方式、阐述的内容、论证的程序、贯穿各部分的基本原理、行文风格等也都证明康德这部遗稿属于批判哲学。但这部遗稿又不是三大批判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所有方面都提高了一个层次,论述的内容超越一般的经验事物上升到三个最高对象——上帝、世界、人及其精神。康德之所以反复阐释这三个理念,是为了揭示万事万物的起源,找出其普遍联系和内在的一致性,从而把包括物质和精神在内的全部存在纳入一个统一体系,为批判哲学的大厦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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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
    王齐洲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77-8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8
    摘要96)      PDF (1980KB)(90)   

    〗《礼记·乐记》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子夏、公孙尼子、刘德、刘向诸说,近代以来争论尤为激烈。《乐记》部分章节与《荀子·乐论》高度相似,于是又有《乐记》抄袭《乐论》和《乐论》抄袭《乐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就现有文献考察,汉人《礼记》绝非《大戴记》和《小戴记》两种,今传本《乐记》则是《小戴记》中所保留之《乐记》,而非刘德等所撰24卷本《王禹记》或刘向校定23卷中秘书本《乐记》一部分。《荀子》之书为刘向所编定,《小戴记》也为刘向所校定,均依据原始文献,未曾篡改。大、小戴之师后仓乃“荀卿之支与余裔”,《乐论》并非荀子手著专论,而是荀子后学记述荀子论乐之语,包括古事与古言,以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也是荀子后学所记先师论乐之语,以阐述儒家乐学理论,同样包括古事与古言,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后人是此非彼,强分轩轾,并无必要。还原《乐论》和《乐记》的成书情况,战国末年的荀子当为始作俑者,而文本写定则是荀子后学所为。将儒家形成系统的乐学理论归功于荀子学派,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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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汇率跳跃风险对跨国并购的影响研究
    朱佳青;李广众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75-18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9
    摘要95)      PDF (2137KB)(146)   

    本文旨在从宏观层面考察汇率跳跃风险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首先利用自回归跳跃模型估计香港对全球38个国家1990—2009年间双边汇率的跳跃风险。在解决了跨国并购与汇率波动的逆向因果关系以及引力模型OLS估计中存在的异方差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双边汇率跳跃风险的增加显著抑制了并购国企业对目标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汇率跳跃对跨国并购的抑制作用是通过信贷约束的渠道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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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刑事裁判说理中的“常理”
    谢进杰;邓慧筠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46-16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7
    摘要95)      PDF (1880KB)(136)   

    实证研究发现,在对推定严格限制的刑事司法领域,运用“常理”进行裁判说理的现象却具有一定普遍性且渐趋显著,甚至可能从实践中提炼出一种“常理说理”机制。裁判说理对“常理”的运用在时空分布、审级布局、案件类型及应用范围上呈现一定特征,多见于涉及侵犯财产罪和毒品犯罪等案件,主要用于对事实认定及就实体问题的说理,且诸多是直接搬出“常理”和得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判断。裁判说理对“常理”的运用可能缘于固化证据链、强化服判力、遵循经验法则或赢得公共认同,也可能旨在规避说理、基于说理习惯、缘于立法漏洞或出于回应观点。它具有辅助判断、简化说理、指引论证及增强说服力、亲民性和接受度等正效应,也可能导致懈怠说理、挫伤合法性、削弱正当性、减损公信力等负效应。“常理说理”机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基础、合法性空间和相对合理性,但也有着明显的限度和弊病,应受合理规制。它只能作为对法律逻辑推理与法理演绎的一种补充说理模式,有根据且合理地运用,不得失当或滥用,也不得悖离“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等原理。“常理说理”现象蕴含着裁判说理变革的命题,并触及司法方法、判案模式及司法独立、公正、权威等深层命题,可能成为洞悉司法改革成效的一个显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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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东汉仙人碑“征实追虚”的文体特质及与仙传之关系——以《仙人王子乔碑》《肥致碑》《仙人唐公房碑》为中心
    刘湘兰;夏朋飞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8-1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2
    摘要93)      PDF (1938KB)(154)   

    东汉的《仙人王子乔碑》《肥致碑》《仙人唐公房碑》,因碑主身份的特殊性,叙事强调“征实”,体现出鲜明的“征实追虚”的文体特质;葛洪《神仙传》在描写“须臾间万里取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两大情节时,并未取法《列仙传》、《论衡》此类传世文献,其情节结构更多与东汉仙人碑传雷同。可见仙人碑传对仙传叙事的传承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体现了汉代至两晋时期仙传撰写的发展与变化。东汉三仙人碑传中展现的神术只不过是东汉末年道士集团为争取社会地位、取信于人的设计,是更形象、更直观、更具体的宗教性阐释。在这样的阐释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诗意与修辞要素”,使叙事富丽详赡,情节曲折离奇,意境神秘悠远,并且创造了血肉丰满的道教仙人形象,形成了独具趣味的文学叙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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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新中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演变与改革方向:1949—2019
    王曦;金钊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13-2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1
    摘要89)      PDF (1835KB)(134)   

    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演变历程,将之区分为四大阶段,阐释不同阶段下货币供给机制及宏观调控效率,探讨体系演变的内在逻辑和改革方向。“大一统”时期(1949—1984),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功能于一身,实行“统存统贷”式的计划指标管理;数量管理时期(1985—1997),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本质上仍实行信贷计划管理;1998年之后进入间接调控时期,实行价格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综合间接调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面对传统货币政策失效的窘境,政策创新成为新常态下的主旋律。纵观体系演变,可以发现其完全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制度特征,以市场化和间接化调控作为改革方向,并体现出明显的试错式渐进转轨特征。最后,结合当前中国经济体制二次转轨和金融开放深化和广化的要求,提出新时代背景下的改革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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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
    黄修己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33-36.  
    摘要87)      PDF (1769KB)(230)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甲午论”,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向前推移了近30年。其立论的根据是1887年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定稿、1890年陈季同在法国发表法文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和1892年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在《申报》附刊《海上奇书》连载。然而现代文学的诞生,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必然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出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思想特征的标志性事件或作品,能够代表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随之出现新的文学局面,开辟出新的文学时期。“甲午论”提供的证据,只能说是一种量变的现象,是在旧文学体系中出现的个别新因素,显然尚未达到质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主张“人的文学”,实现了思想、文化从旧到新的质变,才是现代文学的起点,鲁迅的《狂人日记》才是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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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明代漕运卫所中的藩王护卫军
    张程娟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4): 62-7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07
    摘要84)      PDF (1755KB)(141)   

    藩王护卫军是明代漕运卫所运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被纳入到漕运体系中。承担漕运任务的徐州左卫、东昌卫、任城卫、豹韬左卫和龙虎左卫等与藩王护卫军关系密切,所涉及的藩王府包括楚王府、蜀王府和鲁王府。鲁藩护卫军在调为漕运卫所运军过程中,与楚藩和蜀藩护卫军,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与统辖关系,既体现了漕运卫所与藩王护卫的复杂关系及漕运卫所的特质,又反映了明代皇帝对藩王的态度与政治策略动向。同时,将藩王护卫军改调漕运卫所和同城分立卫所是明王朝裁撤藩王护卫军后的两种安置方式,亦是削藩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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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的实践与失衡
    张宇权;冯甜恬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29-13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5
    摘要82)      PDF (1877KB)(142)   

    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在2009年之前,新加坡一直奉行一种介于完全的制衡和追随之间的“对冲战略”,即新加坡在经济和外交上与中国保持深度接触,却在安全和战略上与中国保持距离,以实现风险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但在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之后,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逐渐失衡,新加坡开始在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方面追随美国制衡中国,其外交中的“联美制华”的色彩日益浓厚。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失衡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给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体系压力,引发新加坡对中国的忧虑,而新加坡自身的脆弱性又加深这一忧虑,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诱导下,“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领导人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偏离了原来的对华“对冲战略”。这种失衡的“对冲战略”,导致中新关系恶化和新加坡自身的战略空间被压缩,最终损害了新加坡自身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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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房地产信贷对我国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基于银行体系内部借贷网络的模拟实证研究
    李世泽;马家丽;朱书尚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86-19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20
    摘要79)      PDF (2976KB)(186)   

    本文利用2008—2016年我国196家银行的资产负债数据,根据银行体系内部相互借贷网络的结构特征,利用加权无标度网络模型模拟构建我国银行体系的内部相互借贷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银行体系内部相互借贷及银行对房地产贷款重叠对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分析发现仅银行内部相互借贷难以引发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然而加之房地产价格下跌将极大增加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度。通过动态比较研究历年银行体系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可知,房地产价格变动导致系统性风险发生可能的安全边界逐年升高。然而,我国房地产市场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仍然不可忽略,房地产调控和全视角的金融监管对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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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CEO文化背景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南北文化差异视角
    李善民;公淑玉; 杨继彬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195-20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9
    摘要77)      PDF (1844KB)(192)   

    文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CEO的文化背景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并对企业的并购绩效产生后续影响。文章以2012—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954位CEO主导的5 499起并购事件为样本,从南北区域文化差异视角研究CEO的区域文化背景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CEO的南北区域文化背景会对并购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具有北方文化背景的CEO,其并购的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均较好。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两职合一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在正式制度发展较差的地区,CEO文化背景的影响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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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WTO补贴制度欧洲化方案评析
    易在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63-17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8
    摘要70)      PDF (1855KB)(158)   

    WTO体系中具体制度的优化是其实现自由贸易价值追求、平稳运行的关键,优化WTO补贴与反补贴制度在当前中美贸易形势下更具有重要意义。近期,欧盟委员会发起的税收规则调查引发国际法学界对欧盟国家援助制度的关注。有学者提出应借鉴和移植欧盟援助制度中的因素强化当前的WTO补贴制度,此为WTO补贴制度欧洲化方案。与全面否定WTO补贴制度的美国化方案相比,欧洲化方案更具建设性。然而,欧盟国家援助制度与WTO补贴制度在运行机理上存在着根本差异,致使前者的相关规定和机制很难被单独借鉴或移植到WTO体制之内。欧洲化方案未能给WTO补贴制度的改进提供可行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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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蔡邕《青衣赋》与中国古代的青衣意象
    赵德波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4): 34-4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04
    摘要68)      PDF (1698KB)(88)   

    《青衣赋》是东汉辞赋大家蔡邕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学界对该赋写作时段的判断失准,导致其主题及文学史意义被遮蔽。结合蔡邕生平、赋中所涉地名典故及汉代同类型作品写作体例综合考察,可以推断《青衣赋》作于汉灵帝光和元年蔡邕被流放五原途中。赋中对女性体态及男女欢会场景的描写,既是对汉代美女赋旨在讽劝,终归雅正写作模式的突破,更是对汉代流行的红颜祸国观念的挑战与超越。《青衣赋》不仅使婢女进入文学的表现视野,其才子佳人遇合的故事情节,也开后世文学特别是小说戏剧中才子佳人遇合模式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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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明治维新和政党认识——日本近代史上政党的“部分性”和公共性·爱国主义的矛盾
    [日]真边将之 著,袁甲幸 译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70-7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9
    摘要68)      PDF (1950KB)(154)   

    本论文旨在探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政党认识,具体而言,通过分析“爱国公党”的成立过程和其党名中所包含的意义,来说明明治维新时期注重公议舆论的思想,给日本之后的政党认识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由于幕府统治时期严禁结党营私,即便到了明治初期,“党派”一词仍带有浓重的负面色彩,世人也对党派持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爱国公党将结党这一行为,与明治维新时期广为渗透的公议舆论思想相关联,强调其自身的公共性和爱国主义的性格,来打消世人的疑念。然而在西方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党具有“部分性”,起着调整各方利益的作用。但受爱国公党影响,在近代日本,人们强调政党应具有公共性和国家性,否定其“部分性”。这样的政党认识同时也成为了近代日本政党发展的一大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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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凌濛初的南京冶游历程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徐永斌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27-3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4
    摘要66)      PDF (1945KB)(120)   

    凌濛初在早年初游毗邻运河的南京时,曾结识秦淮青楼女子河阳姬,并创作了一些抒写此情事的文学作品。时人包括凌濛初好友董斯张、潘之恒、张旭初等的著述中对此事亦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并对凌与姬的恋情给予赞美和同情。凌濛初在南京的冶游经历对其以后的戏曲小说创作风格、文学理念等产生了直接、重大的影响,如他主张文学创作要有追求真情实感,贵“自然”、重“本色”,对“侠女”和一些敢于突破传统伦理束缚追求自己人生价值的女子持有褒扬态度等。研究凌濛初早年在南京与河阳姬的婚恋历程,有助于深入认识和把握其文学观和文学创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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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鼓与呼:《论持久战》的舆论攻势
    桑兵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6): 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01
    摘要66)      PDF (1830KB)(132)   

    《论持久战》问世后,中国共产党利用政党合法化以及在全国各地设立多处党政军办事处、兴办多种报刊的有利条件,有组织地统一行动,向各地各界民众开展舆论宣传,全面阐述《论持久战》的内容意义,树立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坚决抗战的正面形象。左翼人士的踊跃呼应,扩展了《论持久战》的影响,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形象。而经济与文化的补充论述,既显示了《论持久战》的指导作用,也延伸了《论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内容。这一波舆论攻势凸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宣传上的能力远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民心的天平开始朝着共产党一方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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