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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论中华民族70年的经济复兴之路
    李翀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1
    摘要166)      PDF (3618KB)(166)   

    中国在古代史上曾经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但在近代史上却沦为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肩负着中华民族经济复兴的伟大使命,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中国进行艰难的探索,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新中国成立的后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经济规模位于世界前列,经济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水平。但是,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还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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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
    王齐洲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77-8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8
    摘要164)      PDF (1980KB)(98)   

    〗《礼记·乐记》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子夏、公孙尼子、刘德、刘向诸说,近代以来争论尤为激烈。《乐记》部分章节与《荀子·乐论》高度相似,于是又有《乐记》抄袭《乐论》和《乐论》抄袭《乐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就现有文献考察,汉人《礼记》绝非《大戴记》和《小戴记》两种,今传本《乐记》则是《小戴记》中所保留之《乐记》,而非刘德等所撰24卷本《王禹记》或刘向校定23卷中秘书本《乐记》一部分。《荀子》之书为刘向所编定,《小戴记》也为刘向所校定,均依据原始文献,未曾篡改。大、小戴之师后仓乃“荀卿之支与余裔”,《乐论》并非荀子手著专论,而是荀子后学记述荀子论乐之语,包括古事与古言,以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也是荀子后学所记先师论乐之语,以阐述儒家乐学理论,同样包括古事与古言,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后人是此非彼,强分轩轾,并无必要。还原《乐论》和《乐记》的成书情况,战国末年的荀子当为始作俑者,而文本写定则是荀子后学所为。将儒家形成系统的乐学理论归功于荀子学派,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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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
    黄修己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33-36.  
    摘要132)      PDF (1769KB)(241)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甲午论”,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向前推移了近30年。其立论的根据是1887年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定稿、1890年陈季同在法国发表法文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和1892年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在《申报》附刊《海上奇书》连载。然而现代文学的诞生,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必然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出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思想特征的标志性事件或作品,能够代表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随之出现新的文学局面,开辟出新的文学时期。“甲午论”提供的证据,只能说是一种量变的现象,是在旧文学体系中出现的个别新因素,显然尚未达到质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主张“人的文学”,实现了思想、文化从旧到新的质变,才是现代文学的起点,鲁迅的《狂人日记》才是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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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新中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演变与改革方向:1949—2019
    王曦;金钊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13-2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1
    摘要121)      PDF (1835KB)(145)   

    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演变历程,将之区分为四大阶段,阐释不同阶段下货币供给机制及宏观调控效率,探讨体系演变的内在逻辑和改革方向。“大一统”时期(1949—1984),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功能于一身,实行“统存统贷”式的计划指标管理;数量管理时期(1985—1997),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本质上仍实行信贷计划管理;1998年之后进入间接调控时期,实行价格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综合间接调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面对传统货币政策失效的窘境,政策创新成为新常态下的主旋律。纵观体系演变,可以发现其完全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制度特征,以市场化和间接化调控作为改革方向,并体现出明显的试错式渐进转轨特征。最后,结合当前中国经济体制二次转轨和金融开放深化和广化的要求,提出新时代背景下的改革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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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商事制度改革与企业制度性成本
    张莉,陈邱惠,毕青苗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6): 167-17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19
    摘要118)      PDF (1925KB)(60)   

    政府不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但企业的获得感不强。因此,本文尝试实证检验商事制度改革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制度性成本。本文以广东省商事制度改革为切入点,以企业开办时间度量企业制度性成本,实证发现商事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约18%的开办时间。这些发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也是稳健的。但在经济学意义上,与政府提出的开办时间降低一半的目标相距甚远。因此,进一步简政放权,推动商事制度改革政策落地执行,大幅度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是未来商事制度改革仍需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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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治国理政之学,善政良治之用——夏书章教授学术访谈
    夏书章, 朱正威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60 (1): 1-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01
    摘要117)      PDF (480KB)(78)   
    夏书章教授的百年求学和学术探索,不仅反映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成长历程,更反映了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脉络。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与和他个人的治学史密不可分。他将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专业进行了中国化的定位,即行政之行,行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政;专业之专,专的是为人民服务,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是一门学习和研究如何做好社会公仆的专业。他指出,公共管理对于善政良治具有直接、密切而深刻的影响,70年的国家治理历程已经证明,高品质的公共管理知识供给,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公共管理知识分子要秉承治国理政的远大抱负,为民族复兴贡献理论智慧。〖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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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CEO文化背景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南北文化差异视角
    李善民;公淑玉; 杨继彬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195-20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9
    摘要93)      PDF (1844KB)(202)   

    文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CEO的文化背景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并对企业的并购绩效产生后续影响。文章以2012—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954位CEO主导的5 499起并购事件为样本,从南北区域文化差异视角研究CEO的区域文化背景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CEO的南北区域文化背景会对并购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具有北方文化背景的CEO,其并购的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均较好。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两职合一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在正式制度发展较差的地区,CEO文化背景的影响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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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商事制度改革与市场主体进入率——数量竞争还是质量竞争
    徐现祥,马晶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6): 191-20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21
    摘要86)      PDF (1754KB)(60)   

    本文考察商事制度改革的宏观经济绩效。在理论上,本文认为,商事制度改革的质量才是影响市场主体进入的重要变量。在实证上,本文采用广东省177个区县的调研数据,构建度量商事制度改革的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检验本文的理论假说。实证分析发现,尽管分别考察改革措施数量和改革质量的宏观经济影响时,二者都有显著影响。但是同时考察二者的影响时,只有商事制度改革的质量指标才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商事制度改革质量提高10%,市场主体进入率将显著提高0.384个百分点,提升幅度约为1.8%。本文的发现揭示了,全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旨在提高改革的质量,而不是简单地增加有关改革的发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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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鼓与呼:《论持久战》的舆论攻势
    桑兵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6): 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01
    摘要84)      PDF (1830KB)(151)   

    《论持久战》问世后,中国共产党利用政党合法化以及在全国各地设立多处党政军办事处、兴办多种报刊的有利条件,有组织地统一行动,向各地各界民众开展舆论宣传,全面阐述《论持久战》的内容意义,树立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坚决抗战的正面形象。左翼人士的踊跃呼应,扩展了《论持久战》的影响,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形象。而经济与文化的补充论述,既显示了《论持久战》的指导作用,也延伸了《论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内容。这一波舆论攻势凸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宣传上的能力远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民心的天平开始朝着共产党一方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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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彝—斝—爵:夏商周酒器—礼器演进的多重变奏
    张法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60 (1): 71-7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08
    摘要80)      PDF (1911KB)(14)   
    在远古酒礼器的漫长演进中,鸡彝是一个关节点,它既是之前与五帝到夏代的历史相关联的从尊到彝的酒器演进的终点,又是之后与夏到商到周的历史相关联的从彝到斝到爵的酒器演进的起点。彝本身是多重内容的凝结,从彝到斝到爵,从酒器的角度呈现了夏商周的观念演进。到爵时,酒器转为一个政治等级体制,同时,作为一种具体的酒器消亡了,但作为一个酒器的名称却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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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南宋京湖战区形成史——兼谈岳家军的防区与隐患
    陈希丰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60 (2): 85-9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2.009
    摘要73)      PDF (1236KB)(11)   
    南宋建国之初实施优先东南、“近弃湖北、远留川陕”的发展战略,以京湖“分镇体制”的维持换取东南地区消除内患、整合军力的率先完成,客观上造成京湖政区与军力统合步伐的迟滞。绍兴四、五年间,凭借收复襄汉六郡、戡平杨幺势力两大战役,岳飞最终完成了组建京湖战区的使命。不过,除负责京西、湖北防务外,淮西光、黄、蕲、江州一线也被划入岳家军防区。同时,为因应立国东南的战略格局,岳飞屯兵鄂州,致使战区西线重镇荆南守备空虚。防区的过分疏阔与“东重西轻”的军事格局成为南宋初年京湖战区两大隐患,且始终未得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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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房价、房产与城市居民的主观阶层地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蔡禾, 卢云, 张蕴洁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60 (2): 144-15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2.015
    摘要72)      PDF (1266KB)(23)   
    伴随着中国城市住房商品化过程,住房正在成为城市家庭财富的重要指标并影响着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而住房与主观阶层地位之间的关系受到宏观住房市场波动的调节。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城市房价变动数据的分析发现:相对于收入分层,一个以住房财富划分的住房阶层已经形成;家庭房产数量与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有显著关系,家庭房产越多的城市居民,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家庭房产数量对主观阶层地位的影响受到宏观住房市场波动的影响,城市的房价增长率越大,越会降低拥有一套住房的城市居民的主观阶层地位,但对拥有两套房及多套房的城市居民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从一个方面显示出,在快速变动和分化的社会背景下,日益滋生和增长着中产阶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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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世变中的艺术歌曲——论黄自音乐美学
    金婷婷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60 (1): 62-7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07
    摘要68)      PDF (660KB)(18)   
    中国艺术歌曲的形成,以新文化运动为源头,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渐次达到高潮。在当时的上海,音乐创作一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气象——既产生了一般市民所偏爱的通俗音乐——“时代曲”,也产生了无产阶级大众所喜爱的救亡音乐——“救亡声”,还产生了文化界人士所推崇的“艺术歌”。当时上海的艺术歌曲创作群体,以作曲家黄自为中心。黄自的艺术歌曲,大多以国立音专的国文教授等人的诗作或中国古典诗词为歌词,其选题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学美”倾向。从其题材的内涵分析,黄自的艺术歌曲大都具有凄美的文学意境,表现出“悲剧美”的特征。在旋律及钢琴伴奏等设计上,其艺术歌曲大多严格遵循着传统调性音乐的结构原则,具有音乐“结构美”的特征。黄自的艺术歌曲所展示的上述音乐美学特征,对当时及其后的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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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明朝海防战船欧化变革的历史考察
    谭玉华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128-13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3
    摘要66)      PDF (2008KB)(185)   

    嘉靖朝以降,倭寇、海盗、欧洲势力持续侵扰,为应对海防需要,明朝战船的舰炮和船舶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变革过程呈现前后相继的两个波次:嘉靖万历朝,以引入佛郎机为中心,发明发熕、神飞炮、百子铳等欧式火炮,改造威远炮,仿制蜈蚣船、叭喇唬船,创制桅杆帮接技术;天启崇祯朝,以引入红衣大炮为中心,设置铳车、舷窗、炮孔、火炮甲板,创制熕船和舷侧炮技术。明朝战船变革呈现出明显的“重利炮,轻坚船”特征,即舰炮变动频繁,向重炮方向发展,强化炮击战术,与欧洲舰炮的变革节奏和方向一致;船舶变化迟缓,以应因舰炮需要为主,未发生欧化变革。面对欧洲技术冲击,明朝战船“重利炮,轻坚船”的技术偏好,植根于明朝火炮、船舶技术传统与欧州技术传统的兼容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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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解放区后期文学价值观论析——从《血泪仇》说起
    秦林芳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97-10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0
    摘要63)      PDF (1816KB)(168)   

    解放区后期文学的价值观以追求功利性为目的,其功利性主要是以阶级利益为中心,通过阶级—政治倾向性表现出来的。剧作《血泪仇》的创演及反响,说明了解放区后期文学功利性价值观在内涵上已发生了从重在“为民族”到重在“为阶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和导引之下发生的。它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和文艺工作者“立场问题”以及“态度问题”,反映了“阶级的功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作为必须执行的“党的文艺政策”和解放区文艺的“方向”,它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对各解放区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使之在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形成了以“阶级的功利主义”为主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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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锁喃嚷结的真相——《六研斋笔记》所载“梵僧”行记辨伪
    曲强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162-17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6
    摘要57)      PDF (2825KB)(147)   

    明末李日华所著《六研斋笔记》,详细记载了“梵僧”锁喃嚷结东来大明的缘由与经历,然而其中错乱甚多:关于锁喃嚷结身世的记载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经行路线极度混乱,不合常理;所记沿途风土人情,特别是佛教发展状况不符合史实;许多细节与《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雷同。由此可以断定:锁喃嚷结的经历大多出于拼凑与杜撰,其动机应当是利用明廷优待番僧的惯例以及明人对于西域状况的陌生,通过编造经历来提高身价,从而获得朝廷优宠。通过对锁喃嚷结行记涉及的西域历史地理及相关内容的考证,可以证明该行记内容的虚假性,并对前人对锁喃嚷结行记无批判的简单利用加以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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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庄子》中的蘧伯玉——一种孔庄异同的比较
    杨勇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60 (2): 137-14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2.014
    摘要56)      PDF (578KB)(37)   
    《庄子》中蘧伯玉出现两次,分别在内篇《人间世》与杂篇《则阳》。恰可与《论语》中关于蘧伯玉的两次记载分别一一呼应,借由这两处呼应,可探寻庄子对孔子思想的引申与转化,由此进一步窥探到孔庄思想意趣的异同。《论语》中的蘧伯玉,以“卷而怀之”的全身隐退,与“欲寡其过而未能”克己自省的儒家君子著称。庄子顺着这两点,对蘧伯玉的形象进行了引申与转化。一是将儒家“卷而怀之”的隐退避祸,发展成“形就心和”,混迹人间随便所适的“人间世”思想。两者都是保全自我,但后者更圆融无滞。二是将儒家“欲寡其过”发展成“六十而化”。前者有改过从善的道德意味,后者则消解是非善恶随顺而行。赋予了蘧伯玉浓郁的道家与庄学意味。充分体现了庄子“用剽剥儒、墨”、“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的学术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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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溯源讨流,说文解字——曾宪通教授学术访谈
    曾宪通, 陈伟武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60 (2): 1-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2.001
    摘要56)      PDF (555KB)(52)   
    曾宪通教授是传承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学脉的第二代学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几度参与出土古文字资料的整理,数十年如一日,醉心于古文字研究。在古文字研究过程中注意从字形入手,联系词的音义,尤重发掘古文字资料的文化内涵。其论著或考释疑难字词,或探寻文字源流,或深入文化研究,对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由陈伟武以访谈的形式请曾先生介绍其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对学界的青年学者当会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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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五四时期东南集团“商战”舆论和抵制运动
    陈以爱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37-5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5
    摘要55)      PDF (2053KB)(104)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北京和上海为两大重心,以抵制日货运动为一大表现。五四时期弥漫上海及江苏一带的抵制运动,“商战”舆论之风行一时,抵制运动之波澜壮阔,与“东南集团”之长期鼓吹及组织策划有密切关系。从晚清到民初,这一江浙绅商集团以张謇为领袖,据上海及江苏一省为大本营,在社会上有深厚的潜在影响力。以“棉铁主义”为号召,制订“联美制日”为策略,形成一个涵盖学、商、报界的网络,彼此声气相通携手联结。五四前后,正是这一集团的黄金时代。从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厉行国耻教育,到1919年推广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通过学校系统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藉由报界宣传形成抵制浪潮,深度介入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值此五四百年之际,应重新评估这一集团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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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新文学运动的边缘回响——论澳门的早期新诗
    邓骏捷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57-6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6
    摘要55)      PDF (1961KB)(123)   

    最近发现的澳门诗人冯秋雪写于1920年1月的第一首新诗《纸鸢》,澳门“雪社”在1928年3月出版的冯秋雪、冯印雪、赵连城的第一部新诗合集《绿叶》,足以说明早在20世纪20年代,澳门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新诗作品以及第一个新诗作者群,而他们创作新诗显然是响应了新文学运动的号召。通过对它们的分析,不仅使澳门早期新文学的面貌更加清晰,更可加深了解新文学运动在最初十年于各地扩散和影响的一些具体情况。另外,冯秋雪等人的新诗创作在澳门新文学史上呈现出来的现象,亦说明了澳门新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内部主客观动因和外来影响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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