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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创新
    毛艳华; 杨思维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168-17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7
    摘要272)      PDF (2265KB)(262)   

    区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开放性、创新性、协调性和宜居宜业是国际典型湾区的共同特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着跨境协调、要素流通、社会融合等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本文在总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历程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空间分工理论、空间生产理论、城市体系结构理论和大都市区治理理论,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据。理论分析表明,经济一体化、空间分工和空间重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升湾区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区域协调能力,制度性整合有助于区域功能性整合,制度创新是实现湾区高效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理论分析,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三种法律体系”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加强制度创新探索,重点包括基于市场一体化创新湾区跨境协调机制、基于已有平台和合作基础创新湾区城市合作机制、基于“共享产业价值链”创新湾区产业分工机制、基于“区域利益共同体”创新湾区公共治理机制,从这四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着手,加快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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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鲁迅视野中的香港悖论
    朱崇科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3): 38-4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05
    摘要252)      PDF (1552KB)(65)   

    虽然鲁迅只到过香港三次,但关于香港的论述却丰富而集中,表面上看恶评居多。香港之于鲁迅颇有悖论性:一方面,他借助香港观照中国,并在香港场域发声,呈现出中华高度;另一方面,由于他对香港了解不多,又有中原心态。鲁迅之于香港至关重要:一方面,他巧妙把脉其问题并升华了香港的地位,包含文学史/文化史地位,尽管不无深刻的片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香港曾经阻碍或伤害过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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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七世达赖喇嘛驻锡地惠远寺与康区地方土司及清廷的互动
    玉珠措姆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3): 147-16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17
    摘要243)      PDF (486KB)(53)   

    1730年,七世达赖喇嘛移驻噶达惠远寺,对康区与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以及清廷对康区的控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达赖喇嘛与康区土司、各寺院以及僧俗群众间的互动扩大了格鲁派在康区的影响,也赢得了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支持。清廷在噶达实施的驻兵、巡查等保护达赖喇嘛的措施也加强了清廷对康区的控制。1735年达赖喇嘛离开惠远寺后,该寺仍然为康北的一个宗教、文化中心,起到了教化远离政治中心的邻近地区的作用。由于直到1920年为止该寺的堪布是由哲蚌寺委派的,该寺历任堪布和僧人得以影响、干预和控制噶达以及康区其他地区的地方事务。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惠远寺与驻瞻藏官一道,试图协助西藏地方政府扩大其在康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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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雍正时期清政府在川西高原设置土司的行动及特点
    赵心愚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3): 129-13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15
    摘要241)      PDF (254KB)(84)   

    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及四川省西部的川西高原,西连卫藏,东与川西平原相接,南北又与青海玉树、云南迪庆毗邻,是中国内地与西藏地区往来的重要通道。清初即在打箭炉(今康定)及其附近地区进行招抚,至康熙后期,清已在川西高原雅砻江以东地区设置大小土司50多员。雍正年间,全国、西藏及川西高原形势出现重大变化,蒙古和硕特部势力已走向衰落。清政府审时度势,结合川滇藏划界,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川西高原雅砻江以西展开设置土司行动,又设置大小土司50多员。至雍正十年(1732),清政府基本完成在川西高原大批设置土司的计划与行动,这一地区土司分布格局至此基本确定。这既是川滇藏划界后加强川西高原治理的重要行动,也是确保川藏大道交通畅通的重要措施,因而设置中出现了“照流官例”的土司,沿线“四大土司”地位也由此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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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机构投资者真的是价值创造者吗?
    徐勇;陈国伟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3): 189-19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21
    摘要237)      PDF (321KB)(54)   

    不同制度环境下,我国机构投资者真的是价值创造者吗?本文运用我国创业板2009—2014年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混合回归方法检验我国当前制度环境下,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创业板上市企业研发投资之间关系。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基金公司持股比例与企业研发投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市场化水平作为企业外部的正式制度,正向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而非正式制度(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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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论语·微子篇》“不仕无义”新诠
    刘强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3): 98-10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11
    摘要230)      PDF (287KB)(67)   

    《论语·微子篇》“不仕无义”章,传统的解释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将“不仕无义”解作“不做官是不义的”,无形之中使孔子以及儒家“君臣之义”的深刻内涵和超越维度受到遮蔽。通过对“仕”与“义”的字源学梳理,以及对该章章句的文本细读,可知“不仕无义”乃“隐居废义”之义。这一思想不仅与“人禽之辨”“夷夏之防”紧密联系,其内在蕴含的士人出处、去就、进退的“节义”原则还有着高于个人功名之上的道德独立性和文化超越性。这一被历代士大夫秉持的“道尊于势”的“天下关怀”,正是对治“君臣之义”庸俗化的思想资源,体现了儒学义理中本身具有的人学意蕴与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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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朱光潜与民国“文学话”的创构
    黄念然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3): 45-5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06
    摘要221)      PDF (261KB)(68)   

    “文学话”是民国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进程中有别于传统“话”体文学批评的一道别样风景。朱光潜以其名作《谈美》和《谈文学》中的“文学话”实践,在民国“文学话”的创制方面为后学提供了可供镜鉴的“轨则”。主要表现在:强调文学观念的重新整合;将传统文论对“判断式结论”的崇尚引导到“问题式诠解”上来;致力于传统隐喻性言说向现代演绎性言说的理论表述习惯的转变。朱光潜的“文学话”实践从理论构思、话语机制、思维习性等多方面改变了中国旧有文学批评的基本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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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7世纪后期朝鲜王朝政坛的“奉清”“崇明”之辨
    黄普基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3): 76-8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09
    摘要221)      PDF (273KB)(69)   

    朝鲜显宗八年(1667)五月二十五日一艘中国船漂到朝鲜济州岛,该船首领自称永历皇帝所派“大明福建省官商”。据朝鲜政府调查,其实他们是郑经手下的台湾人,船舶还搭载红衣炮两口。围绕该事件,国王显宗多次主持开会讨论,大臣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但最终朝廷慑于清朝威力,将这些漂流民押送至北京。中国漂流民事件轰动当年朝鲜朝野,直至后世的士人仍议论纷纷。对朝鲜政坛而言,该事件涉及的不只是简单的漂流民送还问题,而是明清易代围绕“奉清”“崇明”展开的外交之争,也是为明朝的“义理”展开的思想争论,更是为党派利益展开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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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权力与上海私立大同大学的治理模式
    蒋宝麟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3): 65-7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08
    摘要219)      PDF (370KB)(63)   

    大同大学是近代上海的一所知名私立大学,成立于1912年,初名大同学院,1923年改称大学,1928年获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立案之后,该校内部机构、院系课程和经费配置受到国家权力的影响。大同大学的治理模式既体现本校权力结构、制度和机构的独特性和适用性,又能适应国家需要,二者并无强烈冲突。〖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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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使命
    荣健欣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159-16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6
    摘要219)      PDF (1862KB)(2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发展方略。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参与全球价值链层次偏低、服务业开放不足、衔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有差距、对外投资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新时代全面扩大开放将围绕提升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扩大敏感服务业开放、全面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强化“一带一路”下双向投资合作等领域开展。改革开放40年来,粤港澳合作在国家对外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仍具备独特优势,可以通过助力内地敏感服务业开放、实现湾区三地营商规则对接、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等路径手段,继续在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各个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在CEPA框架下广东继续“先行先试”、推动湾区要素便捷流动、发挥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制度创新优势、创新粤港澳合作机制等对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新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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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基于制度逻辑视角的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研究
    毛蕴诗;戴传斌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3): 178-18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20
    摘要218)      PDF (359KB)(49)   

    基于389份调查问卷的样本数据,本文对转型经济背景下市场逻辑和行政逻辑与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偏好关系进行研究。实证发现,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偏好与企业所有制类型、机会捕捉能力、资源重构能力和强关系网络扩展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企业的财务优势、所拥有的政治关联、环境扫描能力以及弱关系网络扩展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市场法制环境对企业所有制类型、环境扫描能力、资源重构能力和强关系网络扩展能力与商业银行信贷配置偏好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市场法制环境对财务优势、机会捕捉能力、弱关系网络扩展能力与商业银行信贷配置偏好之间关系没有调节作用。此外,研究结果表明,法制环境的完善能够促使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向国有企业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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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益慈善、印象整饰与利益交换:基于一个华南侨乡的考察
    黎相宜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3): 162-17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18
    摘要213)      PDF (312KB)(57)   

    许多学者讨论了中国传统慈善中道义与资本的双重逻辑,但较少关注这两种逻辑的前—后台转化机制。公益慈善是一种具有印象整饰功能的前台表演,其效果受到慈善的非盈利程度、表演者的投入程度与剧班成员的配合程度的制约。盈利行为则掩藏于公益慈善表演的后台。后台利益交换的实现除了受到前台演出效果的影响外,还与前—后台转换技巧、信任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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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的空间尺度研究
    孙久文;夏添; 胡安俊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178-18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8
    摘要157)      PDF (2186KB)(198)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升级的新型产业集聚区域,承载着引领经济转型、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使命。文章在依次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的城市尺度和区域尺度的基础上,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应以大都市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集聚尺度,利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一体化水平,采取差异化政策协调城市关系,开展产业发展模式、贸易体系、经济版图的三层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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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文本于经”:姚永朴坚守桐城派文脉的核心与路径
    方盛良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4): 21-2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03
    摘要156)      PDF (2063KB)(109)   

    宗奉、阐扬经学始终是桐城派创作和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色,衍至清末民初,传统文化的剧烈变革对此予以特别的激荡彰显。结合清末民初学制改革和桐城派文论新变之背景,以姚永朴相继完成的两部重要著作《国文学》和《文学研究法》为中心,勾稽阐说贯穿其中的思想核心和守护路径——“文本于经”,可知经学是桐城派文论的根源和方法所在,并由此见证桐城末学挣扎于经学与文学之间的艰困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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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四库全书总目》论散文的文体形态特征
    郭英德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4): 1-1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01
    摘要151)      PDF (1565KB)(76)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作为清廷官修目录,无疑代表着官方的、主流的、权威的、正统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观点。《总目》在语体与文体的双重含意上,将“散文”与“韵语”、“散文”与“骈体”对举,并强调散文应有其独特的“文体”特性。《总目》认为,以经术作为散文之本原,确定不移地“根柢经术”,这是确保散文“体格”高尚、质性醇正的重要因素;同时,散文还应讲求严谨的“法度”,才能“极文章之能事”。《总目》认为,“散体之变骈体”原本只是“文章正变”,而“文质彬彬”的审美境界才是“古文”和“骈体”潜在相通的“神理”,“典重”“醇雅”“浑成”则是“古文”和“骈体”共同追求的“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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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责任伦理与儒家工夫论: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另解
    姚育松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1): 137-14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15
    摘要149)      PDF (1830KB)(112)   

    责任伦理是由韦伯特别针对现代性政治提出的政治伦理,以之与意图伦理相对待。责任伦理亦可兼顾道德存心与实践结果之好坏,故此儒家的道德学说与责任伦理并不相互排斥。从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中,可以发现船山的工夫论是与责任伦理相契的。这主要表现在船山反对将格物与致知打成一片,因此其论修〖JP〗身的根本意向是投射至具体对象以为事功,而非收摄到主观的道德境界。不止如此,从《宋论》和《读通鉴论》对王安石与光武帝的评议,可诠释出三条儒家式责任伦理的道德格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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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湘行散记》的版本批评
    彭林祥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4): 69-7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08
    摘要144)      PDF (2897KB)(83)   

    《湘行散记》先后出现了初刊本、初版本、开明本改订本、选集本、文集本、全集本等不同的版本。相较初刊本,初版本《湘行散记》的艺术性得到提升,语言的流畅性也得到完善,但仍有散文小说化痕迹。开明本的小说化痕迹进一步削弱,纪实成分得到增强,艺术性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选集本尽管表达更细致、充分,却又显得啰嗦,造成了语言艺术上的拖沓。文集本是以选集本为底本,又参考开明本弄出的新版本。全集本以开明本编入,又增加了注释、插图等副文本因素。因此,开明本是众多版本中最好的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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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文心雕龙》“启”体论的文体谱系考察
    周文俊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4): 12-2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02
    摘要138)      PDF (1881KB)(65)   

    启是魏晋以后发展兴盛的一种应用文体,《文心雕龙·奏启》论述启,对它与表、奏的体制关系有简要概括,其文体谱系逻辑自成一格,与公文制度关系密切。不论“让爵谢恩”的礼仪程序,抑或“陈政言事”的政务过程,启体主要在“私”的交流场合与政治关系下参与文书运作,以区别于表、奏等强调“公”的传统体制属性,由此表现出“表之别干”“奏之异条”的内在特质。启的文本形态,深切反映了“用兼表奏”的复合型文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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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FDI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黄亚捷;闫雪凌;马超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4): 185-19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19
    摘要131)      PDF (1277KB)(64)   

    现有文献就中国的FDI对城镇化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多数肯定了FDI对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但FDI究竟通过何种机制与途径对城镇化产生影响,本文在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基础模型中引入劳动力因素,发现FDI在城镇化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拉力”,即通过带动城镇就业进而推动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地,本文利用中国1999—2014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对这一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外资企业产值占比的提高对城镇化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制造业就业作为连接二者的重要桥梁,对城镇化起到了正向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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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摩尼教与霞浦文书、屏南文书的新发现
    王丁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5): 113-12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12
    摘要125)      PDF (4118KB)(121)   

    摩尼教研究是20世纪中外关系史、宗教史研究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摩尼教在进入中国后的曲折经历与顽强的生命力。作为起初被唐朝官方只允许由胡人信奉的外来宗教,经历过多次禁教的命运,但它从西域天山到东南海隅,在数世纪的嬗变过程中编织出一个覆盖中国多个地区的传播路网,其形态在“清净光明大力智慧”这个基本教文纲领不变的情况下,在中华文化精神生活土壤中发生了深刻的嬗变。近年发现的霞浦文书和屏南文书表明,随着呼禄法师入闽传教,当地社会依凭自身既有的信仰习俗,对这种外来宗教采取了接纳的态度,形成了以明流为主导的明教会组织,设置了分部的神职人员,制作了适应当地社会生活的包涵摩尼教因素的新型科仪本,标志着摩尼教最终以其自身传统与中国东南社会兼容并包的形式走向了民间。屏南文书是福建的最近一项发现,其内容如同霞浦文书一样仍包含明确的摩尼教(明教)因素,具有特点之处,是一方面包括福建当地传统教派的痕迹,另一方面是接续很多经典摩尼教的母题,将远来的异国神明与乡土神灵、家族先人崇拜揉合,做成一个中外并蓄、教俗交融的法事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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