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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创新
    毛艳华; 杨思维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168-17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7
    摘要278)      PDF (2265KB)(265)   

    区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开放性、创新性、协调性和宜居宜业是国际典型湾区的共同特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着跨境协调、要素流通、社会融合等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本文在总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历程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空间分工理论、空间生产理论、城市体系结构理论和大都市区治理理论,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据。理论分析表明,经济一体化、空间分工和空间重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升湾区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区域协调能力,制度性整合有助于区域功能性整合,制度创新是实现湾区高效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理论分析,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三种法律体系”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加强制度创新探索,重点包括基于市场一体化创新湾区跨境协调机制、基于已有平台和合作基础创新湾区城市合作机制、基于“共享产业价值链”创新湾区产业分工机制、基于“区域利益共同体”创新湾区公共治理机制,从这四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着手,加快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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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使命
    荣健欣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159-16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6
    摘要232)      PDF (1862KB)(2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发展方略。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参与全球价值链层次偏低、服务业开放不足、衔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有差距、对外投资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新时代全面扩大开放将围绕提升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扩大敏感服务业开放、全面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强化“一带一路”下双向投资合作等领域开展。改革开放40年来,粤港澳合作在国家对外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仍具备独特优势,可以通过助力内地敏感服务业开放、实现湾区三地营商规则对接、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等路径手段,继续在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各个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在CEPA框架下广东继续“先行先试”、推动湾区要素便捷流动、发挥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制度创新优势、创新粤港澳合作机制等对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新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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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匈奴语言及族源新探
    叶晓锋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5): 128-13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13
    摘要173)      PDF (5934KB)(74)   

    匈奴语的系属一直存在争议,以往研究往往仅根据史书中的只言片语对匈奴语进行探讨,但是由于词语比较缺乏系统性,一直以来难以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考虑到亲属名词相对而言具有系统性,从一些亲属核心词语如“孤塗”、“阏氏”、“居次”等来确定匈奴语的系属,可认为匈奴语与达罗毗荼语以及闪含语构成系统性对应,从而确定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并根据同源的亲属名词之间的相似程度,推断闪含语民族向东迁徙过程中,在中亚分化:一支往南,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成为达罗毗荼人;另一支继续往东迁徙,进入中国北部,成为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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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的空间尺度研究
    孙久文;夏添; 胡安俊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178-18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8
    摘要166)      PDF (2186KB)(213)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升级的新型产业集聚区域,承载着引领经济转型、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使命。文章在依次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的城市尺度和区域尺度的基础上,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应以大都市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集聚尺度,利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一体化水平,采取差异化政策协调城市关系,开展产业发展模式、贸易体系、经济版图的三层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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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论中华民族70年的经济复兴之路
    李翀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1
    摘要166)      PDF (3618KB)(166)   

    中国在古代史上曾经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但在近代史上却沦为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肩负着中华民族经济复兴的伟大使命,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中国进行艰难的探索,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新中国成立的后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经济规模位于世界前列,经济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水平。但是,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还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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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明代漕运卫所中的藩王护卫军
    张程娟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4): 62-7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07
    摘要165)      PDF (1755KB)(145)   

    藩王护卫军是明代漕运卫所运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被纳入到漕运体系中。承担漕运任务的徐州左卫、东昌卫、任城卫、豹韬左卫和龙虎左卫等与藩王护卫军关系密切,所涉及的藩王府包括楚王府、蜀王府和鲁王府。鲁藩护卫军在调为漕运卫所运军过程中,与楚藩和蜀藩护卫军,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与统辖关系,既体现了漕运卫所与藩王护卫的复杂关系及漕运卫所的特质,又反映了明代皇帝对藩王的态度与政治策略动向。同时,将藩王护卫军改调漕运卫所和同城分立卫所是明王朝裁撤藩王护卫军后的两种安置方式,亦是削藩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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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
    王齐洲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77-8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8
    摘要164)      PDF (1980KB)(98)   

    〗《礼记·乐记》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子夏、公孙尼子、刘德、刘向诸说,近代以来争论尤为激烈。《乐记》部分章节与《荀子·乐论》高度相似,于是又有《乐记》抄袭《乐论》和《乐论》抄袭《乐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就现有文献考察,汉人《礼记》绝非《大戴记》和《小戴记》两种,今传本《乐记》则是《小戴记》中所保留之《乐记》,而非刘德等所撰24卷本《王禹记》或刘向校定23卷中秘书本《乐记》一部分。《荀子》之书为刘向所编定,《小戴记》也为刘向所校定,均依据原始文献,未曾篡改。大、小戴之师后仓乃“荀卿之支与余裔”,《乐论》并非荀子手著专论,而是荀子后学记述荀子论乐之语,包括古事与古言,以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也是荀子后学所记先师论乐之语,以阐述儒家乐学理论,同样包括古事与古言,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后人是此非彼,强分轩轾,并无必要。还原《乐论》和《乐记》的成书情况,战国末年的荀子当为始作俑者,而文本写定则是荀子后学所为。将儒家形成系统的乐学理论归功于荀子学派,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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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责任伦理与儒家工夫论: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另解
    姚育松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1): 137-14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15
    摘要162)      PDF (1830KB)(117)   

    责任伦理是由韦伯特别针对现代性政治提出的政治伦理,以之与意图伦理相对待。责任伦理亦可兼顾道德存心与实践结果之好坏,故此儒家的道德学说与责任伦理并不相互排斥。从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中,可以发现船山的工夫论是与责任伦理相契的。这主要表现在船山反对将格物与致知打成一片,因此其论修〖JP〗身的根本意向是投射至具体对象以为事功,而非收摄到主观的道德境界。不止如此,从《宋论》和《读通鉴论》对王安石与光武帝的评议,可诠释出三条儒家式责任伦理的道德格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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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六朝宫廷贡物与贵族文学——从夷方珍奇到皇朝符瑞
    林晓光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1-1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01
    摘要137)      PDF (2112KB)(249)   

    在咏物文学兴盛的六朝阶段,“物”作为一种特殊存在成为文学主题。但六朝是贵族阶层垄断文学的时代,当时的文学语境、视野与后世庶民文学截然不同,其所咏之物往往并非寻常对象,而是从远方进贡至宫廷的珍稀动植物。建安文学集团对来自南方的孔雀、鹦鹉等表现出集中关注,借此抒发人生际遇盛衰的感慨;而魏晋南朝的宫廷文学中,贡物更与符瑞结合成一种典型的政治书写模式。物与人的相对移动造成了不同的书写类型:人向物的移动表现为科学性客观记录的异物志,物向人的移动则获得想象性的文学潜能,生发为贡物文学。“贵族”与“贡物”在这一特殊空间中的遇合,为六朝文学提供了特殊的主题素材及书写机能,成为一种构造性的中古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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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摩尼教与霞浦文书、屏南文书的新发现
    王丁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5): 113-12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12
    摘要132)      PDF (4118KB)(121)   

    摩尼教研究是20世纪中外关系史、宗教史研究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摩尼教在进入中国后的曲折经历与顽强的生命力。作为起初被唐朝官方只允许由胡人信奉的外来宗教,经历过多次禁教的命运,但它从西域天山到东南海隅,在数世纪的嬗变过程中编织出一个覆盖中国多个地区的传播路网,其形态在“清净光明大力智慧”这个基本教文纲领不变的情况下,在中华文化精神生活土壤中发生了深刻的嬗变。近年发现的霞浦文书和屏南文书表明,随着呼禄法师入闽传教,当地社会依凭自身既有的信仰习俗,对这种外来宗教采取了接纳的态度,形成了以明流为主导的明教会组织,设置了分部的神职人员,制作了适应当地社会生活的包涵摩尼教因素的新型科仪本,标志着摩尼教最终以其自身传统与中国东南社会兼容并包的形式走向了民间。屏南文书是福建的最近一项发现,其内容如同霞浦文书一样仍包含明确的摩尼教(明教)因素,具有特点之处,是一方面包括福建当地传统教派的痕迹,另一方面是接续很多经典摩尼教的母题,将远来的异国神明与乡土神灵、家族先人崇拜揉合,做成一个中外并蓄、教俗交融的法事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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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
    黄修己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33-36.  
    摘要132)      PDF (1769KB)(241)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甲午论”,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向前推移了近30年。其立论的根据是1887年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定稿、1890年陈季同在法国发表法文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和1892年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在《申报》附刊《海上奇书》连载。然而现代文学的诞生,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必然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出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思想特征的标志性事件或作品,能够代表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随之出现新的文学局面,开辟出新的文学时期。“甲午论”提供的证据,只能说是一种量变的现象,是在旧文学体系中出现的个别新因素,显然尚未达到质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主张“人的文学”,实现了思想、文化从旧到新的质变,才是现代文学的起点,鲁迅的《狂人日记》才是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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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创业者受教育水平影响新创企业成长吗?——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吴长征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1): 199-20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21
    摘要131)      PDF (1841KB)(150)   

    创业者受教育的水平是否提升了创业企业的成长性?显然这是影响其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考量因素,同时也影响创业的结构和创业企业的创新水平。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对于推动创业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以第九次全国工商联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创业者受教育水平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创业者受教育水平越高,新创企业成长绩效越好。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影响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更为显著;同时,创业者受教育水平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高技术产业和非高技术产业不同,前者显著而后者不显著。相应地本文给出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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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大学区制改革背景下的国立武汉大学筹建始末
    刘文祥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1): 102-11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11
    摘要128)      PDF (1936KB)(150)   

    1928年在大学区制改革的背景下,中华民国大学院委派湖北教育厅长刘树杞对原武昌中山大学进行改组重建。刘树杞在这一过程中,曾有在鄂实施大学区制的计划。由于制度设计的不足及“蒋桂对立”的政治时局等因素影响,该大学筹建过程中曾出现“地域化”和“省立化”的倾向。藉由蔡元培的直接介入,这两种倾向最终予以彻底纠正,重新明定武汉大学的国立性质,并确立了高标准的学术定位。这一结果对于武汉大学的后续发展,乃至日后武汉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成就和地位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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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贵族视域下的中古政治危机——1258年英国贵族改革运动的发生
    金德宁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88-9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09
    摘要126)      PDF (1922KB)(130)   

    1258年,格洛斯特伯爵理查·克莱尔、莱斯特伯爵西蒙·孟福尔联合其他贵族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庞大的领地、巨大的家族威望为克莱尔和孟福尔在改革中取得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在反抗国王的行为还没有被视为叛国的情况下,贵族往往可以通过反叛来维护自身利益,并常常获利甚多。亨利三世对吕西涅兄弟的宠信,严重损害了克莱尔和孟福尔的利益,尤其不能满足他们对于土地的诉求。基于此,他们发起了这场贵族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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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比兴”与文体学
    胡大雷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3): 1-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1
    摘要125)      PDF (2006KB)(186)   

    “比兴”作为修辞方法,即发端、譬喻与起情。主情文体的诗多有跨界应用而叙事,如“比兴”用诗、“比兴”释诗、“比兴”作诗。修辞方法的“比兴”对骚体、七体、连珠体、谐体、隐体等文体的生成起着关键的作用。汉魏六朝五言诗又有以“比兴+”模式而构成者,如景物作比起兴、说理作比起兴、人事作比起兴、乐府“艳”曲等。“言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以及“兴寄”说的提出,令“比兴”在文体风格上又展示了风采。“比兴”与文体学的关系,表明修辞或为文体构成的基本元素之一,古代文论多有以修辞讨论文体学者,也显示了从经学或子学、史学以及从文学批评讨论文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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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新中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演变与改革方向:1949—2019
    王曦;金钊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5): 13-2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1
    摘要121)      PDF (1835KB)(145)   

    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演变历程,将之区分为四大阶段,阐释不同阶段下货币供给机制及宏观调控效率,探讨体系演变的内在逻辑和改革方向。“大一统”时期(1949—1984),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功能于一身,实行“统存统贷”式的计划指标管理;数量管理时期(1985—1997),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本质上仍实行信贷计划管理;1998年之后进入间接调控时期,实行价格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综合间接调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面对传统货币政策失效的窘境,政策创新成为新常态下的主旋律。纵观体系演变,可以发现其完全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制度特征,以市场化和间接化调控作为改革方向,并体现出明显的试错式渐进转轨特征。最后,结合当前中国经济体制二次转轨和金融开放深化和广化的要求,提出新时代背景下的改革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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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基于马克思异化观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审视——兼论异化分析的四层次框架及其方法论意义
    朱富强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5): 1-1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01
    摘要121)      PDF (1222KB)(54)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根源于方法论思维上的缺陷,理性选择分析框架根本上是现象解释性的而非问题发现和解决性的,并且主要适用于私人事务的解释而非社会事务的解释。但是,要实现“认识和改造世界”这一根本目的,经济学科根本上应该关注公共领域的社会事务,这就不能简单地套用适用于私人领域的理性选择分析,而必须运用致力于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异化思维。异化思维充分体现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根本方法论差异。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揭示了异化成因的四个层次:外在的直接原因是劳动分工,内在的实质原因是收益分配,深层的基础原因是权力分布,而社会的终极原因是社会制度。正是从分工结构——分配结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这一路径,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人性和社会病理学,这种病理特征的本质也就是异化。显然,异化观思维以及四层次分析框架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系统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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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商事制度改革与企业制度性成本
    张莉,陈邱惠,毕青苗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6): 167-17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19
    摘要118)      PDF (1925KB)(60)   

    政府不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但企业的获得感不强。因此,本文尝试实证检验商事制度改革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制度性成本。本文以广东省商事制度改革为切入点,以企业开办时间度量企业制度性成本,实证发现商事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约18%的开办时间。这些发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也是稳健的。但在经济学意义上,与政府提出的开办时间降低一半的目标相距甚远。因此,进一步简政放权,推动商事制度改革政策落地执行,大幅度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是未来商事制度改革仍需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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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治国理政之学,善政良治之用——夏书章教授学术访谈
    夏书章, 朱正威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60 (1): 1-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01
    摘要117)      PDF (480KB)(78)   
    夏书章教授的百年求学和学术探索,不仅反映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成长历程,更反映了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脉络。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与和他个人的治学史密不可分。他将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专业进行了中国化的定位,即行政之行,行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政;专业之专,专的是为人民服务,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是一门学习和研究如何做好社会公仆的专业。他指出,公共管理对于善政良治具有直接、密切而深刻的影响,70年的国家治理历程已经证明,高品质的公共管理知识供给,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公共管理知识分子要秉承治国理政的远大抱负,为民族复兴贡献理论智慧。〖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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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蔡邕《青衣赋》与中国古代的青衣意象
    赵德波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4): 34-4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04
    摘要116)      PDF (1698KB)(97)   

    《青衣赋》是东汉辞赋大家蔡邕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学界对该赋写作时段的判断失准,导致其主题及文学史意义被遮蔽。结合蔡邕生平、赋中所涉地名典故及汉代同类型作品写作体例综合考察,可以推断《青衣赋》作于汉灵帝光和元年蔡邕被流放五原途中。赋中对女性体态及男女欢会场景的描写,既是对汉代美女赋旨在讽劝,终归雅正写作模式的突破,更是对汉代流行的红颜祸国观念的挑战与超越。《青衣赋》不仅使婢女进入文学的表现视野,其才子佳人遇合的故事情节,也开后世文学特别是小说戏剧中才子佳人遇合模式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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