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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框架:发展与述评
    朱亚鹏;李斯旸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 (5): 163-17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9
    摘要504)      PDF (542KB)(104)   

    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主流理论之一,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框架已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解释公共政策过程中政治与政策的复杂互动。该框架指出:针对某一目标群体的政策设计受到该群体政治影响力和主流社会对其社会形象认知的影响,政策设计又具有影响公民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该框架揭示了社会建构、政策设计、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较好地回应了政策过程中“谁、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得到什么”的重要议题。该框架被广泛应用于不同政策领域,经过学者们的检验、批评与争论,获得不断完善与发展,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和政策过程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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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滇茶销藏陆海通道的兴起及其背景
    刘志扬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 (5): 116-12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1
    摘要500)      PDF (315KB)(95)   

    历史上销往藏区的茶叶主要产于四川、云南和陕西。作为销藏茶叶主要品种之一的滇茶,大多产于云南的普洱、佛海、景谷、缅宁一带。销藏滇茶兴起于明清,兴盛于民国。其贸易之路几经变换,与不同时期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及南亚、东南亚等国的政治形势和国际地缘格局的情形。尤其是滇茶销藏的海上之路,兴起于第二次英国侵略西藏战争后印茶向藏区倾销的危难之际,对于维系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的联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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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腐败的测量与识别
    朱琳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 (5): 173-18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20
    摘要499)      PDF (309KB)(88)   

    对腐败进行测量和识别是检验腐败的根源和后果,以及评估反腐败政策绩效的基础。现有文献对腐败的测量和识别提供了多种方法。官方公布的腐败案件数量以及通过问卷调查来获得受访者行贿和腐败感知的信息,为测量腐败提供了系统性的数据。研究方法的改进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些测量方法的局限性。这包括利用列表实验法来解决受访者在问卷调查中可能瞒报行贿经历的问题,以及通过辅测锚定法来提高受访者主观腐败感知评分的人际可比性。当缺少系统数据时,已有研究主要依赖于一系列因果分析和差值估计法来识别腐败的发生及其程度。其中,因果识别法将政治关联作为腐败的一种代理变量,通过一般回归或事件分析法考察那些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和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以此估算出腐败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最后,差值估计法利用对同一指标在腐败发生前后的两次测量值之差来估计腐败程度。这一方法被应用于对关税、政府采购、公共工程、转移支付以及官员灰色收入等领域腐败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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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国学学科所面对的知识状况与体制困境
    景海峰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 (5): 141-14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4
    摘要449)      PDF (168KB)(101)   

    作为当代深具活力的文化思潮和社会各阶层调节文化心理与处世姿态的特别方式,国学在今天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表面上轰轰烈烈,一派繁荣;但究其根底,实潜藏着巨大的隐忧,现实中多样的面貌和歧义的理解也使之充满了含混性。特别是如何实现其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相融和对接,这在知识境况与制度安排方面还存在着难以突破的障碍;正视与化解这些矛盾,也许是建构一种有深度的国学系统,使之能够根深叶茂、行之久远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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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古典学知识与民族精神的双重建构
    朱汉民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 (5): 135-14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3
    摘要438)      PDF (249KB)(89)   

    国学学科建设问题,应该从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这两个方面论证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应该以中华文明的历史的、整体的原生态为研究对象,以古汉语为载体的经、史、子、集为文献和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据,探讨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并且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华文明体系。国学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的时代需求,国学的学科建设应该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延续发展提供精神支撑。所以,国学学科建设承担着建构整体性、民族性、延续性、主体性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在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学学科建设必将是中国人文学界面临的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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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城市集聚密度与环境污染的空间交互溢出效应
    何文举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 (5): 192-20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22
    摘要404)      PDF (331KB)(82)   

    通过构建空间联立方程,基于2003—2013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对城市空间集聚密度与环境污染的空间交互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空间集聚密度与人均二氧化硫及人均烟尘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抑制作用。(2)空间集聚密度、人均二氧化硫及人均烟尘排放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3)空间集聚密度与人均二氧化硫及人均烟尘排放量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空间溢出效应。地区空间集聚密度的增加,尽管有利于该地区环境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却加剧了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4)空间集聚密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存在异型性,空间集聚密度的增大均会显著降低人均二氧化硫的排放,但空间集聚密度与人均烟尘排放存在典型的“倒U”型发展关系。整体来看,尽管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业已呈现一定的空间联动发展模式,空间的集聚力量呈现显著的外溢效应,但地区之间在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的抉择中仍然存在明显的“逐低竞争”态势。未来应该加强地区间关于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机制建设,对各类环境污染物实施分类的减排措施。此外,应该进一步打破市场分割,实现要素自由流动,提升中国经济整体的空间集聚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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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爱国、虔敬与正义
    魏朝勇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1): 137-14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17
    摘要401)      PDF (314KB)(95)   

    阿尔喀比亚德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杰出政治领袖之一。修昔底德在《战争志》中记述了西西里远征前后阿尔喀比亚德的事迹。在修昔底德笔端,阿尔喀比亚德是一位伯里克勒斯意义上的爱国者,因被雅典民主派指控犯有“不虔敬”之罪而叛逃到了斯巴达。这一政治内讧表明双方都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虔敬”是雅典的传统伦理规范,而雅典民主派不仅以“不虔敬”之名控诉政治对手,还以此罪名处死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思想者。面对同样的指控和判刑,阿尔喀比亚德在斯巴达人那里申诉自己遭受了不正义对待,所以不再“爱国”;柏拉图《克力同》中的苏格拉底却认为如果不能用“自然正义”说服城邦,就得服从城邦法律的判罚,否则是不虔敬的。阿尔喀比亚德把个人“荣誉”看作高于一切,苏格拉底却把“存在真理”看作高于人的生死,因此,阿尔喀比亚德和苏格拉底所彰显的其实不是叛国者与爱国者的对立,而是爱荣誉者与爱智者的信念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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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古代文体谱系论
    胡大雷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1): 1-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01
    摘要390)      PDF (330KB)(113)   

    中古时期,文体已有了独立的谱系,其形态有三:一是史书目录或簿录,如《艺文志》、《文章缘起》;二是总集,如《文章流别》、《文选》;三是论著,如《文心雕龙》。文体谱系的发展确定了其立场,既是对各种文体进行源起、形体等描述,更重要的是对文体间的因果关系、相互影响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文体谱系不再满足于对现有文体的归纳与整理,而是在理性指导下寻求扩张与延展,其运用“归类”的方法,以文体功能替代文体体裁,又利用剪截等再造文章的策略,为经、子、史的文字加入文体谱系提供了可能的路径。这一切都显示了文体谱系的“贯通”路向与实用性品格。经、子、史、集的文字在文体谱系下同聚一体,并还原为原始意味的“文”而同源同理。如此“贯通”,为近代以来在文章观念上建立文学观念,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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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国学学科化趋势前瞻
    梁枢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 (5): 151-15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7
    摘要384)      PDF (219KB)(78)   

    建构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国学的学科化建设是一个关键性环节。国学学科化是国学能否于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标志。国学学科化的方式将是渐进式的,饱受诟病的文史哲分科实际上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开始。以“两创”为基本方针的课程设计以及相关的教材建设,是国学学科化的核心环节和主要抓手。其“两创”性集中和具体地体现为五个基本原则,并据此自然地形成五大课程群。课程群的自然形成,正是国学作为通学,作为完整的古代学术体系,在学科上的体现。学科化与国学自身的整体性是可以相向而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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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与嵇茂齐书》非吕安作辨及辨之方法问题
    力之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 (6): 11-1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6.002
    摘要373)      PDF (333KB)(92)   

    破解《与嵇茂齐书》到底为谁所作这一难题,就今存文献言,关键在研究方法上。首先,影响这一研究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今上”十分了解嵇康何以被诛;二是,嵇康被诛之“可告人”者几天下读书人知之;三是,嵇绍无法改变其父被诛之性质;四是,干宝说产生于“时人误谓”后。此中,尤以前二者最为关键。其次,需将干宝说与嵇绍说作全面之观照。由此得出结论:嵇绍之“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而时人误谓吕仲悌与先君书”说可信;而干宝说乃轻信“误谓”者所致,公孙罗、李周翰等以干宝说为是者,则是越说越似,却越偏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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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惩戒意愿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及激进化
    周立红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 (5): 93-10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09
    摘要356)      PDF (407KB)(98)   

    法国大革命爆发与惩戒意愿在旧制度末期高涨有关。大革命爆发后,惩戒意愿进一步蔓延,惩戒行为无节制发展,国民议会颁布军事管制法予以压制。但由于经济形势恶化和战争局势的跌宕起伏,群众运动依旧大规模爆发,并在1792年8月10日推翻君主政体。此后,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俱乐部和议会逐渐向群众的立场靠拢。1793年9月5日,国民公会迫于群众请愿的压力,将恐怖统治提上日程,把群众的惩戒意愿变成国家的惩戒意愿,由国家垄断民间的暴力,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行政机器,扩大了官僚队伍的阵营,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监控。一种全新的现代国家机器初步成型,经过督政府、执政府和拿破仑时期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现代国家的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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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媒体报道与股票收益
    邵志浩;才国伟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 (6): 193-20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6.019
    摘要356)      PDF (390KB)(91)   

    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功能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内地上市公司媒体报道的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媒体报道对股票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总体上,媒体报道对股票收益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不同性质的媒体报道对股票收益的影响不同;媒体的正面报道能够提高股票收益,但股价随后会反转;媒体的负面报道能够降低股票收益,但这种效应是短期的。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丰富了有关媒体报道与股票收益问题的研究,同时也对转型国家的资本市场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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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论“剧曲”之于《女神》的意义
    周维东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1): 42-4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05
    摘要353)      PDF (250KB)(105)   

    《女神》不单纯是一部诗集,而是包含“剧曲”和“诗歌”两种文体的合集。两种文体的杂糅构成《女神》结集的特色。《女神》中的“剧曲”在形式上借鉴了诗剧、话剧的体式,但内在戏剧精神属于中国戏曲,体现出早期现代文学作家对新文体把握的混沌性。在艺术追求上,郭沫若通过“多声部”、“极端美学”等技巧,强化了“剧曲”的仪式化特征,进而实现将“个人情感神圣化”的效果。在《女神》中,将“个人情感神圣化”的剧曲,可以缩减新诗在抒情方式、美学追求上与普通读者的距离,为接受郭沫若早期新诗起到了“导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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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方中通《哀述》诗释读
    张永义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1): 128-13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16
    摘要348)      PDF (312KB)(116)   

    《哀述》是清初数学家方中通守丧期间所作的一组七言古诗。在这十首饱含真情的作品中,方中通回顾了他的父亲方以智一生的学行和志业,并对时人所关心的忠孝节义、儒佛分合、学术宗旨等几个重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说法。考虑到方中通长期陪侍在父亲身边,这些说法很可能就包含着方以智本人的自我定位在内,因此该组古诗是我们理解方以智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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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从动感的感觉到动感的实践
    陈伟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1): 145-15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18
    摘要343)      PDF (301KB)(99)   

    “动感”是胡塞尔构造论的感知分析的核心概念。它一开始仅仅被理解为事物构造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感觉。随着胡塞尔的感知分析的深入,动感最终被理解为一种基于身体活动的实践,也称之为原实践。对动感的原实践功能的发现,突破了早期的感觉主义的构造论框架,进一步追溯了动感感觉本身的构造性起源,从而推进到对身体活动的原实践领域的分析。这同时表明胡塞尔的感知分析放弃了通常的认识论视角,而采取了实践论视角。实践论视角下的感知分析可以贯穿于不同的分析区域:感性场域、朴素的感性事物、生活世界中的事物。胡塞尔的感知分析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广泛的思想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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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据清华简考证侯马盟书的“赵尼”
    石小力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1): 59-6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08
    摘要342)      PDF (542KB)(113)   

    1965年12月,山西省侯马出土了一大批盟书,学界一般称之为“侯马盟书”,是建国后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盟书中被诛讨的最主要的对象,是整理者释作“赵尼”的一个人,这个人名现在学术界一般释作“赵弧”。通过分析“尼”字的构形,并利用新出清华简材料,可考订现在学界一般所称的“赵弧”,应从整理者释作“赵尼”。赵尼是赵嘉(赵桓子)所诛讨的对象,但并非赵献侯赵浣,而是被赵嘉驱逐出晋国的众多政敌中的一位。侯马盟书的时代与温县盟书接近,并非此前所认为的春秋晚期,而是战国早期,反映的是赵嘉(赵桓子)与其政敌赵尼之间的权利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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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论初盛唐歌行与七言短歌的同构现象
    刘一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1): 20-2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03
    摘要336)      PDF (303KB)(97)   

    七言短歌是一种独立的诗歌体式,它源于汉代歌谣,兴盛于萧梁,与同在梁代兴起的齐梁体歌行关系紧密,两者体量不同,前者精于用短,后者善于用长,但在创作手法上呈现出同构性。入唐之后,七言短歌未被七绝取代,稳定地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及其与初盛唐歌行的同构性,继续发展。日本平安朝“河阳十咏”是日本平安时代的七言短歌,在体式上与中土七言短歌相近,与平安朝齐梁体歌行也呈现出一定的同构性,但又具有平安诗歌“赋题”的共性。像“河阳十咏”一样留存于域外的独特诗歌体式,或许可以成为反观古代诗歌体式问题以及钩沉辑佚那些被忽视的文体现象的宝贵参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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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圣人年谱:立志与成圣
    郭亮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 (6): 135-14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6.014
    摘要327)      PDF (266KB)(90)   

    明代中晚期,《论语》“志于学”章一度有“圣人年谱”之称,如此解释在王阳明及其弟子季本那里已见端倪。阳明在解释此章时提倡“亲切简易”,特别揭示“立志”贯穿于整个为学成圣过程的重要性,伸张立志成圣之“吾”的“主体性”,辨析经文中“志”与“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以“四时”的观念统摄成圣之阶段。由此,阳明提出“尽心”的成圣路线,而与季本“节节分疏”的释经路数有诸多不同。对比阳明与季本对“志于学”章的解释,既可以为考察阳明及其后学因经典诠释而产生的思想差异与分化提供方便,亦能成为进入阳明释经学的一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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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古文字所见人物名号四考
    王辉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1): 53-5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07
    摘要305)      PDF (478KB)(107)   

    新见出土文献中有不少人物名号,其中颇多可作辨析者。楚简中的沈尹茎,其名为树,或用假借字戍,戍又讹为戌;字子茎,或用假借字〖XC161.tif;%85%85,JZ〗,茎或讹作竺、筮、蒸、巫。楚简所见的“史蒥”,即《汉书·古今人表》“中上”的史留,旧说史留即周宣王太史之史籀,非是。读为商汤之汤的“康”字楚简从水,或认为“汤”之异体,非是,当径释为“康”。金文中用为“伊小臣”之“伊”字分别作〖XC161-01.tif;%90%90,JZ〗、〖XC161-02.tif;%90%90,JZ〗,或认为右旁为“几”,非是,当为四,或“尹”之摹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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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粟特语摩尼教文献中所见10至11世纪的粟特与高昌关系
    吉田豊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 (5): 104-11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0
    摘要305)      PDF (462KB)(91)   

    本文蒐辑三件发现于吐鲁番的摩尼教文书,以揭示公元10—11世纪间粟特地区与天山东段地区吐鲁番盆地绿洲国家之〖JP2〗间的交流关系。前一件文书记述了由粟特地区输入棉布,后两件则证明了撒马尔罕和吐鲁番两地摩尼教徒之间的通信联系。吐鲁番发现的新波斯语文献很可能代表了居住在萨曼王朝或黑韩王朝统治时期的撒马尔罕的摩尼教徒的著作。柏孜克里克书信B是由一位摩尼教主教寄送的,他的居住地是撒马尔罕附近的Tūdh城,发信事由是祝贺新年。收信人是住在高昌的摩尼教师阿利牙满普罗(Aryāmān Puhr)。由此可以推测,11世纪前期撒马尔罕的摩尼〖JP〗教徒是处在一位驻锡高昌的慕阇的统辖之下的,其教会中心很可能就在今天考古学家所称的高昌故城K遗址。最后讨论围绕摩尼教书信i、书信ii的几个问题,其内容涉及纳迪姆所记述的穆克塔迪尔治下时期(908—932)摩尼教徒被从美索不达米亚驱逐这一史实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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