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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琼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概述
    陈永阶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2, 22 (4): 34-43+66.  
    摘要17)      PDF (1033KB)(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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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论跨文化交流的终极平等
    顾明栋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55 (5): 1-12.  
    摘要923)      PDF (394KB)(1301)   

    由于历史原因,东西方在权力、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诸方面不平等,因此,东西方在知性思想上还能平等相遇并对话吗?在全球化的当下,多数学者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交流对话的前提条件又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障碍?重新审视一些西方思想家(其中包括莱布尼兹、黑格尔、 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与中国思想遭遇的经历以及东方思想在影响和帮助重建西方形而上学体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不仅可以重温东西方思想家对东西视野融合所作的贡献,深思跨越东西方思想鸿沟的前提条件,而且可以获得一些扫除交流障碍的洞见,增进思想的双向交流,促成东西方思想的相得益彰。通过对近代中西交流史上一些微型案例的分析,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东西方思想交流对话的前提条件是知性平等,但知性平等不应该是西方思想家的施舍,而需要东方思想家以思想的力量赢得对方的尊重和平等对待,这样的平等才是终极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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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过秦论》三题
    刘跃进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56 (2): 1-1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2.001
    摘要1266)      PDF (335KB)(1044)   

    关于西汉贾谊名篇《过秦论》有三个问题:一是《文选》所收《过秦论》的文本来源问题。经考察具体文本可知,《文选》中所收《过秦论》的文本来源,可以肯定不是来自《新书》,而是来自《史记》或者《汉书》。二是关于《过秦论》之“过”字的内涵问题。三是《过秦论》的思想与写作对于后世史论文章的意义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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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反帝反修的强大理论武器——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张元元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74, 14 (1): 96-102.  
    摘要24)      PDF (698KB)(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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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正中元年(1324)跋刊本《诗人玉屑》考论
    卞东波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56 (4): 1-1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1
    摘要595)      PDF (353KB)(789)   

    《诗人玉屑》是南宋最后一部诗话总集,也是研究晚宋时期诗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诗人玉屑》版本众多,中国国内的版本主要是20卷本系统,而日本和朝鲜的刊本则为21卷本系统。日本正中元年跋刊本是目前最早的21卷本,也是连接中国版本与日韩刊本的纽带。其底本来自于宋本,是最接近原本的版本。朝鲜本亦是以其为底本加以刊刻而成,日本宽永本又是朝鲜本的翻刻本。《诗人玉屑》在中国刊印不久就东传到日本,它不但为日本带来了中国本土流行的宋代诗学,而且因其具有诗歌创作指南的性质,故从日本中世时期到明治时期多次刊刻,成为诗学教科书,在日本流传颇广。随着域外汉籍研究的进步,对《诗人玉屑》的重新校勘也应提上学术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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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论耶律楚材琴禅一味的琴学观
    冯 焕 珍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51 (4): 138-150.  
    摘要1001)      PDF (556KB)(712)   
    耶律楚材是蒙元初期重要的政治家、诗人、古琴家、禅宗大德,他在禅宗思想指导下作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择、证入了万法平等的境界,并由此提倡三教合一的思想与实践。在琴学上,他琴艺精湛、风格鲜明、琴道高妙,主张以琴参禅、以禅统琴、琴禅一味的琴学观,是我国琴学史上少有的修养全面的文人琴家。他以琴会友,或与他们切磋琴道,或向他们传授琴艺,或同他们诗酒往还,影响了当时许多操缦雅士,大大推动了元代琴学特别是文人琴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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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首条“范式”与“言语”门之边让见袁阆叙事 ——兼论《世说新语》与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关系
    刘志伟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52 (2): 33-43.  
    摘要1223)      PDF (387KB)(689)   
    以首条“范式”统摄各门叙事,是《世说新语》的重要创作特色:重视“言语”甚至超过“德行”、“政事”,却以边让叙事作为“言语”首条,使其最具确证首条“范式”的重要价值;由考察“言语”门的编排体例与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基本特征等,可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全面彰显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本质精神,就是撰者选择“言语”首条人物叙事的根本标准;边让见袁阆叙事,全面体现了“言语”的崇高境界在于表现植根于深厚道德理性的高度文化智慧等“范式”意义。合观《世说新语》的首条“范式”与孔门四科“范式”,可破除学界对“汉末魏晋”概念的含混及偏误认识,更为全面、精准地认知东汉晚末期文化实为汉末魏晋文化时代的真正起点和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也可更为深刻地体认撰者首次将汉末魏晋视为一个完整的重要文化时代的学术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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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略论李贽尊法反儒的思想
    叶显恩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74, 14 (3): 18-23.  
    摘要25)      PDF (615KB)(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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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与文体生成
    胡大雷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55 (4): 1-9.  
    摘要670)      PDF (325KB)(648)   

    “左史记言”之“言”,或以语言行为动作而被命名为独立文体,进入总集。“右史记事”之“事”以史书的“传”为单位,或庞杂多种文体,或因“互见”而不周全,故只有随赋、诗、辞、移等文体一并,被从史书中“剪截”出来入《文选》,或“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与文体并列入类书。宋时,“叙事”自成文体入总集:一是“传”、“记”以“篇翰”方式生成文体;二是《左传》、《史记》的文字被命名为文体“叙事”入总集。其原因亦有二:一是对古文的崇尚使总集录入《左传》、《史记》的“叙事”文字成为社会需要,于是,总集的功能,既是“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读本,又是“作文之式”;二是解决了《左传》、《史记》中的文字转化为“叙事”文体的技术性问题,即纪事本末体的出现、“剪截”等问题。《左传》、《史记》入总集,为经、子及其他史体文字入总集做出榜样,为中国古代更多的文章进入文学史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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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论苏曼殊笔墨中的忠烈与遗民意象
    朱兴和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52 (2): 52-62.  
    摘要942)      PDF (375KB)(607)   
    苏曼殊独特的性情和艺术风味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身世之恸是前因,凄恻情事是内因,飘零行迹与多愁善病是外因,诸因结合,铸成了苏曼殊凄恻伤情、哀感顽艳的精神世界,而忠烈与遗民意象则是他渲泄郁结和自我表达的重要通道。在革命思潮的激发下,苏曼殊在宋明遗民的历史世界和诗文世界中,找到了与其悽恻身世和凄艳情史相通的精神知遇。特殊之性情与遭际,使他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选择了特殊的诗学意象,用以表达特殊之情感与思想,由此而形成了近代诗史上特殊的艺术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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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现状与视角创新
    郭忠华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55 (3): 161-169.  
    摘要333)      PDF (314KB)(599)   

    农民工经历了从盲流到新市民、新居民的一系列身份演化过程。它不仅折射出社会对农民工的认识变化,而且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和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化,形成了素质论、移民论、社会层级/阶级论、制度论和多重歧视论等研究进路。这些研究进路为理解农民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总体来说,当前有关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人口素质、户籍制度、权利等单一维度上,无法对农民工问题形成全面的理解。农民工问题反映在资格、权利、行动、认同等复合维度上。20世纪90年代初从西方引入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一个包含成员资格、权利、行动、认同等复合含义的范畴。从公民身份的视角来研究农民工问题,有助于对之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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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过渡时期和当前的主要矛盾
    黄春生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0, 20 (1): 25-30.  
    摘要22)      PDF (498KB)(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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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庄子平等、自由观发微
    马作武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47 (1): 40-45.  
    摘要1284)      PDF (270KB)(575)   

    庄子的道论,具有一种对传统及世俗的以贵贱有等、上下有别为精神的社会等级秩序观念予以颠覆和解构的理论因素。从人性的真谛便是自然性出发,庄子强调各种社会关系及规范都是对人性的桎梏和斫伐,并意识到人人平等不仅是自然所赋,也是人性的本质要求。庄子将自由表述为“逍遥游”,即心灵的无拘无束,自由翱翔。表面看,这仅是精神的自由,但庄子的自然主义与自由哲学一旦与社会政治话语相衔接,必然走向政治自由的诉求。庄子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对平等、自由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是中国古代个人意识觉醒的标志,其所包含的对君主专制政治的批判与声讨精神乃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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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信阳楚简“乐人之器”补释四则
    范常喜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55 (3): 62-66.  
    摘要295)      PDF (338KB)(558)   

    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遣策所记“乐人之器”是研究我国古代音乐的宝贵材料,自刊布以来,虽经学者多方研究,仍有一些难字未能释出。经过重新考察发现,本段简文首句“一〖XC<12-1.bmp>;E+3.389mm。3.389mm,JZ〗(肆)坐歬(栈)钟”之“坐”字不应理解为量词,当训作跪坐,整句是指墓中出土的一架跪坐演奏的编钟;“二〖XC<12-2.bmp>;E+3.281mm。3.278mm,JZ〗瑟,一壴瑟”中的两个“瑟”字可据残画补出,所记应为该墓所出两张大瑟和一张小型彩绘锦瑟;“三厀(漆)瑟〖XC<12-13.bmp>;E+3.366mm。3.366mm,JZ〗(梡)”当连读为一句,其中的“〖XC<12-13.bmp>;E+3.366mm。3.366mm,JZ〗”应读作“梡”,指演奏时垫于瑟首下面的瑟座,因与放置物品的俎相类,故亦名为“梡”。“一壴〖XC<12-5.bmp>;E+3.281mm。3.122mm,JZ〗(翇)”中的“壴”字原误释作“良”,今改释作“壴”,应与前面“一壴瑟”之“壴”用法相同,但其具体涵义仍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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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台湾经验与张贵兴的南洋再现
    朱崇科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52 (5): 46-55.  
    摘要798)      PDF (1383KB)(557)   
    从台湾经验角度重读张贵兴的马华与南洋书写,无论是对于马共/砂共题材的情欲化、夸大化处理,还是对相关文化中国性的清算以及对雨林和土著事务的状摹,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诸多主要议题书写的洞见或盲点。同样,不同的台湾经验分层也影响到了张贵兴对南洋的更深邃理解,从而也让我们看到了张贵兴文化身份的游移、尴尬和可能的悖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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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晋唐时期的山水认知与地学山水记的文体流变
    李翠叶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 (2): 24-3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03
    摘要143)      PDF (1978KB)(541)   

    地学山水记是魏晋地学知识革新下所创造的截然不同的“山水认知”体系。其文体功能在于存录“物之本末,事之始终”。这一功能先后经历了“记述形态”向记体文的转变。“记”这一类文献的特殊性在于,不仅要以文章为法式,还要以尊道为本原。唐代古文运动中记体的兴盛,实质上是文以载道的实践。其所提倡之道,即为物理、事理所需要展现的认知能力与知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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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中庸》“政犹蒲卢”郑、朱注之歧异与会通
    杨少涵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55 (5): 89-103.  
    摘要173)      PDF (511KB)(524)   

    《中庸》第20章“夫政也者,蒲卢也”一语简称为“政犹蒲卢”。对于此语,郑玄提出蜾蠃说,朱熹提出蒲苇说。郑、朱两说的根本区别不在个别字词解释,而在其背后的哲学观念:郑玄之说反映的是一种教化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根于汉代善恶相混的人性论学说;朱熹之说反映的是一种德治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根于宋代理学家的人性本善学说。郑、朱两说在音韵学上有其相通性,都是果臝词族的一语之转。果臝词族的最初之物应该是葫芦。葫芦在上古初民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果臝之音很可能就是对葫芦之形与音之观察而来,而且以之作喻,可以兼有教化与德治两种政治哲学意义,通于郑、朱两说。所以葫芦说应该是一种比较圆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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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文格论
    祝尚书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56 (3): 1-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01
    摘要378)      PDF (295KB)(497)   

    唐五代诗学论著被称为“诗格”。南宋与元代的部分文章学著作,也以格法研究文章,可称之为“文格”。对此,学界似罕见论及。诗格、文格二者密切关联,“文格”是诗歌研究方法向文章研究领域的延伸。“文格”著作的确认,对文章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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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考释
    王承文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53 (2): 77-94.  
    摘要832)      PDF (1751KB)(492)   
    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所著录的“古灵宝经”分为“元始旧经”和“新经”两部分。中外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新经”的出世要比“元始旧经”晚。近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的判定,是国际学术界进行古灵宝经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它既关系到对古灵宝经文本的解读和基本教义思想的把握,亦关系到对中古道教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不同阐释。通过考察两部“新经”,并从道教文献学和道教教义思想的传承等方面,对“新经”与“元始旧经”的出世先后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更加具体的考察,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这批在中古道教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灵宝经“新经”创作并披露于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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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上博五《三德》新释两则
    范常喜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52 (2): 101-104.  
    摘要876)      PDF (2161KB)(488)   
    对上博五《三德》中两处释文作进一步探讨,认为“而不,天乃降灾”中的“”当读作“期”,意为期约、约定;整句是说“如果有期约在前,但后来并没有严守期约,那么上天就会降下灾祸”。“已而不已,天乃降异”中的“已”当如字读,可训为“拒绝”;整句是说“如果先前拒绝了,而随后又改口答应,那么上天会降下灾异”。“凡飤饮无量詯(计),是谓滔皇”中的“滔皇”当即文献中的“滔天”,其中的“滔”当训为“怠慢、不尊重”;整句是说“如果饮食没有节制,这就是对上天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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