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论陈寅恪的生命诗学

彭玉平

2011, 51(3): 1-9.

摘要 ( 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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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诗歌史上，陈寅恪以历史家、思想家的身份进行诗歌创作，融文史研究与生命感悟于一体，丰富了诗歌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态。陈寅恪以韩偓、苏轼等作为“对镜写真”的对象，将笔锋集中在表现劫灰之世、衰残之象以及惊悚之心上，从而演绎自己生活于人间却处于不生不死的生存状态特征。陈寅恪的诗歌忠实反映历史，细致刻画内心，兼有诗史与心史的双重意义。

南宋中期的理学思潮与辞赋创作

刘培

2011, 51(3): 10-19.

摘要 ( 1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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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中期，理学对辞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当时辞赋从题材立意到结构行文，从思想内容到审美好尚，都烙有深刻的理学印记。这些影响不仅是文人们的刻意为之，更是理学营造了一个以其话语为基调的文化环境，几乎每个文人都在潜移默化中为其沾丐浸润。在科举方面，理学通过律赋和策论等文体创作，在思想和文辞方面对读书人施与深入的影响；理学的发展，营造了一个以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氛围，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思考习惯和为文风格，从而影响到辞赋的发展；理学家身体力行的创作，也对辞赋的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刘克庄的乡绅身份与其文学总体风貌的形成——兼及“江湖诗派”的再认识

侯体健

2011, 51(3): 20-28.

摘要 ( 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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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是晚宋文学整体风貌的重要塑造人。他一生最为主要的社会身份即是乡绅（地方精英），这一身份的最终确立与祠禄官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他的乡绅身份，在闽中地区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地域文人群体，通过考察这一群体的结构，可引申出对“江湖诗派”的再思考。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身份的转变，刘克庄的文学创作在审美趣味、主题选择乃至写作笔法上产生新变，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其文学的总体风貌。这对重新梳理晚宋文学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辞官与颂圣——高启“不合作”说之检讨

史洪权

2011, 51(3): 29-35.

摘要 ( 1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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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对高启有征修《元史》、超迁官秩、赐金允归的殊恩。高启自征修《元史》至洪武五年都对朱氏抱有感激之情。其辞官的愿望虽贯穿金陵时期，但随着境遇的改变而强弱有别，直接原因则是洪武三年七月超擢户部侍郎所带来的危机感。辞官后的高启对朱氏心怀歉疚，故退而不隐，诗文颂圣。因此，高启对朱元璋及其明政权并非不合作的态度，“不合作”说属于学人的误读。

“易卜生主义”：一个一再激起多重反响的“五四”话题

陈方竞

2011, 51(3): 36-44.

摘要 ( 1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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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青年》4卷6号通过策划、包装与运作推出“易卜生号”，流露出倡导者“壮盛”的“意气”。胡适“心目中的‘易卜生主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从《国民公敌》展开的论述，是《新青年》创办后的核心话语之一。与“欧战”以及新村运动相关，“易卜生主义”被逐出主流话语空间，惟有鲁迅在《新青年》言论不断变化中始终保持独立之声。“易卜生号”在“五四”后的新文学发展中激起一次次反响，茅盾更立足于《娜拉》理解“易卜生主义”，写出一个个“娜拉”式的时代新女性，但同时也能听到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挽歌调。鲁迅更主要从《国民公敌》出发发表《娜拉走后怎样》，写出《伤逝》，1928年把《奔流》月刊1卷3期设为“H.伊孛生诞生一百年纪念增刊”，其《编校后记》浸透着“胜者的悲哀”和历史的“悲凉”，而对托洛斯基为“同路人”的辩护产生强烈共鸣。

悲喜交织的“变老”——论叶芝以“变老”为主题的诗歌中的“悲剧中的喜悦”

区鉷;周芳

2011, 51(3): 45-49.

摘要 ( 1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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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以“变老”为主题的诗歌体现了尼采，也是叶芝崇尚的悲剧精神——“悲剧中的喜悦”。诗歌中的“喜悦”以多种方式呈现出来，尤其突出地表现为剧烈的情感如嘲讽、愤怒、疯狂甚至邪恶。叶芝“变老”诗歌中“悲剧中的喜悦”展现了老年主人公的力量和勇气，是对“变老”这一悲剧的积极反抗。“悲剧中的喜悦”使叶芝的“变老”诗歌脱离了哀伤的基调，成为力量和勇气的象征。叶芝通过“悲剧中的喜悦”为人们指出了一条有尊严的变老之路。

存在·自由·道德——英国当代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思想主脉研究

许健

2011, 51(3): 50-55.

摘要 ( 1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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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当代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虽以其文学作品饱享国际盛誉，但她同时也是英国当代重要的哲学家，了解其哲学是透彻解析其文学作品的关键。默多克哲学涵盖很多与现实人生密切相关的概念，但其精神核心可简言之为对“自由的人在偶然性的现实中如何道德地生活”的探索。在肯定“人是自由”的前提下，通过辨析“自由”的真假两面性，把“道德”与“自由”融为一体，是默多克哲学的成功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善”之信仰，则是其耀眼的闪光点。默多克的哲学不仅使其小说创作意蕴深刻、独具特色，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也有非常积极的启发与引导意义。

五四时期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的挽蔡驱傅运动

何树远

2011, 51(3): 56-67.

摘要 ( 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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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9日蔡元培辞职后，以北大为主体的北京专门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积极主张挽蔡，奔走周旋于政府、学生之间，襄助温宗禹、扶助蒋梦麟，功不可没。稍后北大又发起成立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以要求薪金全发现洋为由，驱逐教育次长傅岳棻。这两次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标志着北京高等教育界开始作为独立的社会势力出现。

“国语统一”、“文学革命”合流与中文系课程建制的确立

沈卫威

2011, 51(3): 68-79.

摘要 ( 1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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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统一”是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如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那样重要。“国语统一”与“文学革命”合流之后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显现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各个层面，同时也带动了图书出版、报刊传媒的迅猛发展。仅大学中文系的文学课程、语言课程建设而言，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清华大学贡献最大，由此带动了古籍的整理研究、歌谣的搜集整理和对新文学的研究；随之而起的殷商考古、敦煌文献整理、明清大内档案整理和方言调查，共同形成语言学研究中的“文献整理”+“田野调查”的学术研究模式，将传统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研究提升到参与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的文化支柱地位。这些课程的确立，强化了中文系学科的前沿性、时代性和学术性，造就出了掌握“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得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的一代“新学人”，使得科学落后的中国，因自身的人文学术研究的崛起，而能够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

《时代公论》与抗战前南北政治文化论争

许小青

2011, 51(3): 80-87.

摘要 ( 1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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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后民族主义的勃兴，地处首都的中央大学出现以法学院教授为主体的《时代公论》社，对于当时讨论热烈的政治热点问题不断从学理上建言。该杂志鼓吹国民党一党独裁论，在宪政、民主与独裁、国民党的抗日政策等问题上，与北方的《独立评论》派进行激烈的论战。就本质而言，这次论战表现出民族主义高涨时代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碰撞、分化与重新组合，均表现出功利主义趋向。《时代公论》与《独立评论》的论战，无疑为20世纪30年代的南北政治、学术文化的地缘与派分提供了新的注解。

鲍留云与《致富新书》

吴义雄

2011, 51(3): 88-96.

摘要 ( 1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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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是鸦片战争前后马礼逊学校的校长，是容闳等人的教师和到美国留学的资助人。他在中、美、日近代教育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留下的作品中，《致富新书》非常值得注意。《致富新书》是鲍留云在美国经济学家著作的基础上重新译编而成的，可能是最早的中文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全书共19篇，论述了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商品价值与价格、经济与政治关系等内容，涉及了当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方面。该书尽量用当时中国人可以理解的语言，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阐述农、商平等的思想，以及“自由贸易”的主张。书中阐述的经济学思想观念，还比较简单浅显，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都是很新鲜的知识和思想。它的刊行，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具有相当的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欧洲的理性理念：省思胡塞尔的文化论述

游淙祺

2011, 51(3): 97-108.

摘要 ( 10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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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创始者胡塞尔关于欧洲的论述，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欧洲不是用地理疆界来界定的，而是就其精神生活的整体来说的。其二，“欧洲的精神型态”内含一种历史使命或目的性，这是诞生于古希腊的一种只愿基于理性的理念而活的生命型态。古希腊哲学的诞生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独一无二的事件，类似的事件不曾出现于其他古文明。例如古代印度或古代中国都不曾出现具理性生活的关键因素——理论执态，根本不能和古希腊哲学相提并论。其三，没有忽略文化差异现象，但以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同一世界为职志，所以探索文化差异问题，不得不预设了根源于古希腊理论执态的超越论现象学。在当代跨文化哲学的讨论中，胡塞尔是否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色彩而该被批判？捍卫其立场者有之（黑尔德、瑟普），持批判角度者有之（霍伦斯坦、瓦登斐尔斯），东亚现象学研究者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它可以藉由追溯所谓“中心论”的含义作出响应。

胡塞尔在贝尔瑙手稿中对前摄的描述与分析

肖德生

2011, 51(3): 109-116.

摘要 ( 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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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绝大多数文字被用来描述滞留在时间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滞留与原印象的关联。胡塞尔只是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指出：前摄是对将要到来之物的原本意识，它以将来的样式表明其在时间结构中的关系，并且标明意识生活更多体验的感知的敞开性。但是，在《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中，前摄的地位与作用获得了应有的重视。通过对前摄与原体现、前摄与滞留、前摄与充实关系的现象学描述与分析，胡塞尔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完整的内时间意识结构，而且在对时间意识之本质的沉思中也阐发了其发生现象学思想。

海德格Dasein概念里希腊与犹太—基督宗教的背景——兼论一种东西方哲学可能的交会点

汪文圣

2011, 51(3): 117-125.

摘要 ( 1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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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的Dasein与存有 (Sein) 概念间的关系，呈现着亚里士多德论自然物之质料与形式间的关系。海德格发展Dasein概念的过程，反映着他从犹太—基督宗教的背景进入到以希腊哲学为所本的哲学立场，虽然前者仍残留于海德格对于Dasein的理解中。《圣经》里的“我在这里”这句话所连带的思想，就是这种残留。它和Dasein的关系如何？列维纳斯在分析“我在这里”的概念时，曾得出一些意义元素；海德格在分析Dasein时，曾涉及到Dasein在良知中召唤自己，也得出了一些意义元素。把他们分析出的意义元素做比较研究，可呈现出Dasein和“我在这里”间的关系。对于海德格的Dasein概念做了分析与理解后，Dasein概念被尝试着作为一种东西方哲学的可能交会点，其意义在于：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对于他者的召唤能做出回应，东西方似乎皆有以回应作为责任原始意义的哲学内涵。

作诗与德性高低—— 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2—3章绎读

刘小枫

2011, 51(3): 126-132.

摘要 ( 10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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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术》是现存亚里士多德讲课稿中最难释读的文本，晦涩到难以理解的地步。绎读《论诗术》第2、3章，可知它讨论的不是如今所谓的美学问题，而是政治哲学问题：亚里士多德从如何作诗的角度来解释人的生活方式有德性高低之分。

《春秋》“大一统”与两汉时代精神

李长春

2011, 51(3): 133-140.

摘要 ( 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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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家解《春秋》，以“大一统”为核心。“通三统”和“张三世”是公羊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一统”的两种不同阐述：前者是公羊家在汉帝国方兴未艾之际，在其政教体系建立过程中，对其历史性焦虑的回应和形而上困惑的解答；后者是公羊家在经历了帝国的重构之后，对帝国现实处境的反思和未来图景的描绘，体现了公羊家试图用文化理想来提升帝国政治的努力。

汉儒之“师法”、“家法”考

蒋国保

2011, 51(3): 141-148.

摘要 ( 1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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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儒家诠释儒家经典，恪守“师法”、“家法”。关于两者的本义，学者的认识尚有不小的分歧。仔细梳理《汉书》、《后汉书》，可知“师法”、“家法”各自的含义及其同异。“家法”出于“师法”，不违背“师法”，但“师法”指本门诸师的经说，“家法”特指亲炙老师的经说。西汉儒者只讲“师法”，东汉儒者主要讲“家法”。“师法”不排斥兼（本门）诸师说，“家法”则排斥兼（本门）诸师说。较之“师法”，“家法”是更为严格的身份认同，目的就是杜绝不具备这一身份的人担任某名分下的博士官，将担任某名分下博士官的权利只给予某博士亲授的弟子。

桑德尔对自由主义自我观的批评

龚群

2011, 51(3): 149-154.

摘要 ( 1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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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是社群主义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因对罗尔斯自由主义的批评而著名。在桑德尔的批评中，罗尔斯的自我观是其主要靶的。康德以及罗尔斯自我观是一超验和形而上学的自我观，桑德尔则强调共同体先于自我而存在，并且是自我的构成因素。然而，桑德尔的自我观同样存在着自身的逻辑问题。

法庭审判中的非合作对话博弈

梁庆寅;黄金华

2011, 51(3): 155-162.

摘要 ( 9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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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有合作型的，也有非合作型的。法庭审判遇到的非合作型对话，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在诉辩交易中使用威胁的策略，称为威胁型对话博弈；另一种是在对某些类型的证人（例如伪证证人、对方证人）进行询问时，这些证人使用故意拖延的策略，可称为拖延型对话博弈。两种对话表现不同，但都以非合作的方式进行，值得从对话逻辑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环境法原则之思考——比较法视角下的共通性、差异性及其规范性建构

柯坚

2011, 51(3): 163-170.

摘要 ( 9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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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原则的产生与发展是伴随着国家、地区环境法和国际环境法的演进而出现的一个重要法律现象。在不同法律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环境法原则在世界范围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并成为许多国家、地区环境法和国际环境法所认同的一个共同法律话语。人类环境问题的时代性及其共性特征决定了环境法原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国际环境法之间的共通性。环境法原则的共通性反映了国际社会、国家和地区环境法观念和环境法律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趋同化发展。同时，由于环境法原则是在国内法、国际法的不同法律背景，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法律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使其在产生和发展的法治背景、创立方式、法律规范功能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环境法原则的规范性建构，有助于发挥环境法原则在我国环境法治中的规范功能，以指导环境立法，并实现其引导环境司法解释、弥补环境法律规则不足的司法实践功能。

农民工工资剪刀差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步探索

万向东;孙中伟

2011, 51(3): 171-181.

摘要 ( 1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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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珠三角地区的部分相关数据和访问资料的初步分析，发现农民工工资剪刀差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一线普工与管理、技术层的绝对工资存在巨大差距，二是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和绝对数大大低于城市在岗职工，三是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城镇居民月均消费支出并且绝对差距较大，四是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速度。从城乡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寻求解释，对企业人力资本的低度供应与虚假需求、企业内部的工资决定、GDP主义导向下的制度环境失衡、农民工的工作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分离以及全球产业链中的农民工用工制度的长期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公地悲剧”如何转化为“公共福祉” ——基于现实的行为机理之思考

朱富强

2011, 51(3): 182-189.

摘要 ( 9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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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悲剧”论认为，公共资源一定会遭到滥用，从而必然是无效的。现实生活中却存在大量反“公地悲剧”现象，人们往往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之所以出现这种相悖的现象，就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抽象掉了人类的社会性，而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个体行为都具有亲社会的倾向，这种亲社会性将会导向社会的合作。其实，如果在社会性的基础上引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沟通“公地悲剧”和“无形的手”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促使“公地悲剧”向“公共福祉”的现实转化。

合作创业以及创业团队成员行为分析

朱沆;李新春

2011, 51(3): 190-198.

摘要 ( 1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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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确定性与风险的概念区分入手，明确了创业活动具有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并进一步将合作创业视为主要出资创始人与创业团队成员为应对不确定性做出的实物期权安排：在存在不确定性的创业阶段，双方着眼于创造创业租金，创业团队成员的目标是在保持灵活性的同时,取得分享企业未来上升收益的期权；而进入风险可估算的管理阶段后，双方关注的焦点转向创业租金的分配，在围绕创业团队成员专用性人力资本投入创造的准租的博弈中，主要出资创始人能否履行之前的实物期权合约，成为影响创业团队成员心理和行为的关键。以往文献没有从本质上将创业合作与一般的代理合约区分开来，因此难以从理论层面肯定创业团队成员分享剩余索取权的公平要求。

网络位置与吸收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徐勇;邱兵

2011, 51(3): 199-208.

摘要 ( 9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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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连锁董事的中观层面出发，讨论基于连锁董事形成的企业网络中企业网络位置特征变量、吸收能力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以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发现了一个由436家企业组成的企业网络，对这436个样本的网络位置特征变量、吸收能力和企业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代表企业外部网络位置特征的中心度、结构洞、弱联系和代表企业内部能力的吸收能力都对企业绩效有积极显著的影响，并且吸收能力对中心度和结构洞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积极显著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发现，吸收能力对弱联系和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明显，从中国社会特点的角度对这个结果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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