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ease wait a minute...

当期目录

    2015年 第55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5-05-15
    ----
    左翼文学与历史背景
    张中良
    2015, 55(3):  1-2. 
    摘要 ( 335 )   PDF (112KB) ( 171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20世纪20—30年代的左翼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对当时的整个文坛与社会,对抗战时期及战后之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史均有深远影响。围绕左翼文学的争论自其问世以来一直紧相伴随,左翼阵营内部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行进策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翼由“在野”变为“当朝”,曾经屡遭查封的左翼刊物像积谷入仓一样大批量重印,所有的质疑全都销声匿迹,席卷而来的是通过追忆与肯定来重构的左翼文学“主潮”。然而,“文革”极左登峰造极的劫难,不仅骤然中断了歌颂性的左翼文学研究,而且连累到“文革”噩梦醒来之后,左翼的名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极左的恐怖与荒谬。因而在为所谓30年代文艺黑线拨乱反正不久,左翼文学研究一度陷入低潮,学者要么敬而远之,要么评价走低。历史渐行渐远,极左的伤痛逐步淡化,时间距离的拉大为冷静地审视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国民平均生活水平,却也出现了反差强烈的两极分化现象与司空见惯的腐败淫靡之风。这种背景下,年轻一代更容易认同左翼文学的激情。诸多原因促成了新一波左翼文学研究热潮,涌现出一批喜人的成果。但是,左翼文学仍然存在着广阔的研究空间。我们总说左翼文学重要,但其社会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与审美建构的丰富性及其文学史意义远未得到充分的揭示。中国左翼文学与外国左翼思潮的比较基本上仍然处于影响研究的阶段,没有人回答为什么十月革命十一年后,《静静的顿河》第1卷就能问世(1929、1933、1940年相继出版第2、3、4卷),而中国直到南昌起义之后一个甲子的1986年才有了相类似的《古船》,又过了六年才有《白鹿原》。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历史还原至关重要。左翼文学是历史的产物,它在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呈现怎样的脉络,其内部存在着怎样的矛盾,与外部发生了哪些纠葛,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怎样的投影?只有还原历史背景,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左翼文学。究竟是怎样的历史孕育了左翼文学?以往我们强调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如果进一步追问新民主主义革命背后的历史,则往往语焉不详。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民国时期,回避民国历史就无法解释左翼文学的许多现象。诸如:鲁迅为什么那样激烈地抨击政府而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威胁,传言的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也并未变成现实,鲁迅可以自由地去内山书店,可以参观全国第二次木刻流动展览会,而且被当局悬赏两万大洋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瞿秋白也曾几度到鲁迅家里避难。这固然与鲁迅的居所处在租界有关,但如果真要缉拿系狱,总能找到理由与机会;丁玲被特务绑架之后为什么没有判刑,也没有关进监狱而只是条件较为宽松的禁锢,以至于她能够先是出走北平,回来之后又能摆脱控制转道西安奔赴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郁达夫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因为涉及1932年“一·二八事变”而被查禁,但郁达夫后来却能被聘为福建省政府参议。这些恐怕不能完全归之于他们是名作家,当局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事实上,民国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1912年3月)、《训政时期约法》(1930年5月)并非一纸空文,它也为言论自由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两部《约法》与《出版法》(1914、1930年)等法律法规不光维系国民党的统治,也为作家的权益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左翼与右翼之间也不见得都是那么泾渭分明。蔡元培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参与了1927年4月的清党提案,尽管当他发现清党失控之后极力呼吁停止疯狂的杀戮,但已无济于事,无论如何,不能说他对惨案的发生毫无责任;然而,1927年12月起,他聘任鲁迅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大学院改回教育部后,以教育部编译的名目付酬),每个月支付300块银元,鲁迅翻译出版苏联文论、小说,与共产党人作家一起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且成为代表性作家,蔡元培何尝不知,但他并未因此中断这笔“干薪”,直到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并代管教育部之时才于1931年底予以终止,49个月鲁迅共获得14 700块银元。1932年,蔡元培和宋庆龄、鲁迅等一道共同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营救被特务绑架的丁玲。民国政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充满变数;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期间,不仅存在着尖锐的国共冲突,而且两党之外还有活跃的自由主义阵营、根基深广的民主主义力量、国民党内部也有各种错综复杂的派系。这些无疑给左翼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空间。民国是一个历史过程,曾经做过玫瑰色的梦,在崎岖坎坷的路上有过艰难的挣扎,最后政权由于腐败不可救药而溃败。历史研究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以最后的结局否定先前的一切;民国是一个国家,国家不仅有政权,也有土地与土地上的国民,有经济、文化、教育、新闻传播、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而这些都给左翼文学打上了深刻的烙印,遮蔽了民国,无疑会妨碍对左翼文学社会文化内涵丰富性的认识。关于民国与左翼的关系如何认识,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实属题中应有之意。1925年毕业的交通大学(当时叫“南洋大学”) 校友陆定一,毕业当年秋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冬季转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多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56年4月27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中提出文学艺术百花齐放,科学研究百家争鸣的观点,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双百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遗憾的是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止了双百方针的贯彻。文革中,在秦城监狱熬过了多年苦难日子之后,陆定一愈加强调自由的价值,主张要允许有独立思考的自由、辩论的自由、创作与批评的自由、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左翼文学研究应该奉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努力进行历史还原,揭示左翼文学的来龙去脉、深厚涵蕴与艺术真谛,总结左翼文学的经验教训,为当今法治中国梦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左翼文学与历史背景”专题研讨推出的三篇论文,视角不同,各有新见。中井政喜教授把鲁迅后期的杂文《阿金》及相关作品放在1930年代上海租界的背景下予以考察,指出鲁迅的启蒙观与妇女观随着时代的演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看法显然已经突破了曾经广被认可的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概括,历史眼光与细读功夫都令人钦佩。杨姿论文关于勃洛克形象在中国的变迁之梳理与分析,充分显示出历史还原给左翼文学的比较视角带来的勃勃生机。屠毅力关于1930年代左翼传统建构的追溯,把左翼代表作家与左翼历史还原到1930年代去认识,其结论富于说服力,亦可给人以方法论上的启迪。

    1930年代左翼文学是如何被塑形的
    屠毅力
    2015, 55(3):  3-10. 
    摘要 ( 225 )   PDF (296KB) ( 176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左翼文学经典的形成,一方面源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建国后的历次文学史叙述,另一方面则与左翼文学产生之初的批评语境直接相关。正是通过同时代的批评,一些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作品被进一步定性、塑形,成为当时左翼叙事所期待的形态。像冯雪峰、瞿秋白在革命文学论争后对鲁迅身份的再界定,冯雪峰、胡风对韩侍桁等批评《子夜》权力的剥夺,以及茅盾、胡风对吴组缃、艾芜等一批左翼新人的创作指导等,都是这一时期“批评”介入并参与塑造左翼文学的典型例子。

    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思想谱系中的“勃洛克现象”
    杨姿
    2015, 55(3):  11-21. 
    摘要 ( 216 )   PDF (369KB) ( 166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勃洛克现象”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播中一种独特的自我言说。任何命名都有符号化的倾向,对勃洛克的定位,显示出文化认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为诗人的勃洛克最先进入文人视野,围绕诗歌中所传递的精神信念和文艺选择,传播者表现出积极肯定的一面。“同路人”的身份在具体文化语境中,得到了不同角度的辨识和反思,提供了包括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时代与命运的关系的参照。被视为“爱国英雄”的勃洛克虽然不是现象的主体,但仍旧显现出勃洛克在现代中国的接受作用。

    关于鲁迅《阿金》的札记
    中井政喜著;陈玲玲译
    2015, 55(3):  22-29. 
    摘要 ( 315 )   PDF (292KB) ( 173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阿金》是鲁迅发表于1934年底的杂文,考察阿金生活的社会和时代,可以看出阿金身上的西崽相;比较《阿金》、《阿Q正传》以及《采薇》中的阿金姐,可以看出鲁迅笔下的女性不再只是牺牲者、弱者,她们在不知不觉之间支持迎合当时的支配体制;鲁迅通过阿金揭示了30年代的租界都市上海的社会结构。鲁迅克服了观念论的理想主义,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再认识,塑造了不同地域不同角色的更多男女众生相。

    民国—明治时期中日诗话的古今之变
    孙立
    2015, 55(3):  30-42. 
    摘要 ( 218 )   PDF (435KB) ( 161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中国的民国与日本的明治时期均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中日诗话也在世纪变革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诗话作者因应时代的变化,对传统诗话的内容和形式都进行了一些改革。这种改革,有些是无意识的,有些是主动的。由于传统诗话所依托的旧体诗在此期仍有广泛的市场,所以它的衍生品——旧体诗话也经历了一段活跃期,产生了数量不少的诗话作品。比较而言,明治诗话比民国诗话的新变更突出。旧体诗话最终仍基本消亡,这是由于它所依存的旧体诗及文言文的日渐边缘化。从民国—明治诗话的古今之变中,可以看到旧体诗及文言文的存在对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北田五子与清初典范遗民文人集团之建构
    李婵娟
    2015, 55(3):  43-51. 
    摘要 ( 275 )   PDF (322KB) ( 172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北田五子是清初兼具政治性和文学性的特殊文人集团,在学界较少受到关注。北田五子的生存方式充分展现了清初遗民眷恋故国、抗拒新朝、珍爱并标榜自我遗民身份等遗民情怀,具有政治操守和道德毅力上的模范意义;其文学活动集中体现了“诗言志”的诗学传统、遗民文士的儒学情结及清初遗民文人的生命价值。北田五子这一典范遗民文人集团的成功建构是社会评价、公众心理期待、集体性审美理想、时代思潮等多方因素合成作用的结果。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王皮木牍考述
    刘乐贤
    2015, 55(3):  52-61. 
    摘要 ( 179 )   PDF (403KB) ( 163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J1③:325—1—140号木牍,记载了一起因船师王皮遭临湘县扣留而引发的司法纠纷,为研究东汉时期的地方军制、行政运作及司法实践提供了新的资料。通过对木牍上的文句进行校理,既可以订正一些错误说法,也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如其中“而盛春佝留皮”句的释读,涉及东汉政治与时令的关系,值得研究者关注。

    信阳楚简“乐人之器”补释四则
    范常喜
    2015, 55(3):  62-66. 
    摘要 ( 264 )   PDF (338KB) ( 554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遣策所记“乐人之器”是研究我国古代音乐的宝贵材料,自刊布以来,虽经学者多方研究,仍有一些难字未能释出。经过重新考察发现,本段简文首句“一〖XC<12-1.bmp>;E+3.389mm。3.389mm,JZ〗(肆)坐歬(栈)钟”之“坐”字不应理解为量词,当训作跪坐,整句是指墓中出土的一架跪坐演奏的编钟;“二〖XC<12-2.bmp>;E+3.281mm。3.278mm,JZ〗瑟,一壴瑟”中的两个“瑟”字可据残画补出,所记应为该墓所出两张大瑟和一张小型彩绘锦瑟;“三厀(漆)瑟〖XC<12-13.bmp>;E+3.366mm。3.366mm,JZ〗(梡)”当连读为一句,其中的“〖XC<12-13.bmp>;E+3.366mm。3.366mm,JZ〗”应读作“梡”,指演奏时垫于瑟首下面的瑟座,因与放置物品的俎相类,故亦名为“梡”。“一壴〖XC<12-5.bmp>;E+3.281mm。3.122mm,JZ〗(翇)”中的“壴”字原误释作“良”,今改释作“壴”,应与前面“一壴瑟”之“壴”用法相同,但其具体涵义仍待进一步研究。

    战国三晋兵器铭辞格式特点研究
    秦晓华
    2015, 55(3):  67-73. 
    摘要 ( 284 )   PDF (320KB) ( 183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战国时期三晋兵器铭辞格式有其共性,即“令+工帀+冶”的铭文格式为三晋共有。赵、魏两国虽然都有两级监造的款式,但赵国未署冶名,而魏国的督造者未出现。三晋“库”的设置各不相同,“〖XC<\\\\192.168.0.163\\2015年\\中大\\第三期\\张老师\\09.files\\09-1.bmp>;E+3.387mm。3.387mm,JZ〗库”为韩国所特有,赵国以相邦督造的兵器仅见左、右库,而且库名之前一般要冠以“邦”字。

    民国大学从业群体的阶层结构与流动研究
    梁晨
    2015, 55(3):  74-84. 
    摘要 ( 190 )   PDF (380KB) ( 176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借助完整的档案资料,本文从职业、收入、生活水平、社会地位和教育层次等多层面入手,系统展示了民国清华从业群体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状况。研究表明,民国大学不同职业群体间的生活水平差异显著,形成了阶层分化严重的职业与社会阶层体系。作为新式职业群体,大学从业者的职业获得以教育获得程度为基础,近代西方化的教育对此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有无基础教育、有无高等教育和有无留学教育直接决定了从业个体的生活水平和阶层地位。民国社会过高的教育门槛使得这种以教育获得为凭借的阶层间流动变得异常困难,甚至停滞,整个社会处在“断裂”的危机中。

    从希望到失望
    何树远
    2015, 55(3):  85-96. 
    摘要 ( 218 )   PDF (407KB) ( 178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1922年直奉战争后北京政局迎来崭新一页。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北京教育界对于掌控北京政局的直系充满期待,而直系也极力拉拢对舆论有重要影响力的北京教育界。双方先是在最高当局的人事安排上配合默契,北京教育界参与了去徐倒孙迎黎的一系列活动,继而推出了自己中意的教育当局,最后更与直系中的吴佩孚派合作捧出了王宠惠“好人政府”内阁。但随着北京教育界与直系在政治理念上分歧加大以及各自内部派系纷争扩大,双方的合作走向了终点。

    古典政教中的“孝”与“忠”
    陈壁生
    2015, 55(3):  97-104. 
    摘要 ( 270 )   PDF (293KB) ( 159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近现代以来,许多学者根据《孝经》,批判家国一体、忠孝无别的传统思想。但实际上,这种理解与唐玄宗以后的《孝经》解释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回到《孝经》古注,回到整个经学系统,可以看出,《孝经》在人伦上主张父子与君臣完全分开,在道德上认为忠、孝不可混为一谈。所谓“移孝作忠”,实质上是针对士这一阶层移事父之敬去事君,才能做到忠。在今天的道德哲学研究中,要将传统德性置于传统人伦关系之中进行理解,才可能更加客观地认识传统道德,在此基础上的现代诠释才更加可靠。

    道德论证:《孝经》文本的结构与性质初探
    刘伟
    2015, 55(3):  105-112. 
    摘要 ( 194 )   PDF (293KB) ( 186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经学史上对《孝经》文本的理解有一个重要并值得商榷的倾向——“去曾子化”。但在《孝经》中,曾子不只是一个聆听者或记录者,他首先是一个对话者。从曾子的提问可以发现,《孝经》的核心是论证如何从“孝”这一基本德性推导出一个完美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孝经》是一部论证而非立法之书。

    “心学真宗”:论万历时期的王学与佛教之关系
    王格
    2015, 55(3):  113-120. 
    摘要 ( 337 )   PDF (298KB) ( 163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明万历时期,王学处于鼎盛状态,佛教宗风亦自此重振。这固然是心学思想的内在诉求和导向,而明代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性作用更不可忽视。这一时期有两种具有代表意义的编撰文献:佛教居士周梦秀所编《知儒编》,用以证明“学佛可以知儒”;王学士人周汝登所编《佛法正轮》,用以证明心学统三教、儒佛不二。这两种文献因为流传原因在以往研究中未引起足够重视,但由此切入可以考察其中最重要的儒佛关系观念,进而考察当时“心学杂禅”的指责以及王学士人对此的回应。总体来说,王学影响的扩大实际上促进了宗门重振运动,促进了民间信仰和劝善活动的流行,同时使得儒家自身矩矱亦变得模糊,因此难免引起不同教派各方面不同的反应。

    “见在良知”说的核心焦点与体认维度
    张卫红
    2015, 55(3):  121-131. 
    摘要 ( 179 )   PDF (388KB) ( 170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念念致其良知”何以可能?这不仅是聂双江、罗念庵质疑王龙溪见在良知说的起点,也是一个普遍的道德实践困境。双江、念庵立根于“未悟之因地”,而龙溪立根于“已悟之果地”,其“独知”“当下一念”“直心”“自照自察”等工夫具有非对象化体认维度。泯合对待、当下呈现、自证自知、自我圆成,这是龙溪与双江、念庵对象化思路的根本差异,也是双江、念庵无法契会龙溪思想精义之所在。通向这一境地的契机是以“信得及良知”来纯化意识,回返本真。“见在良知”所彰显的“不二”维度,将儒家心性工夫的超越性、主体性意涵发挥至极。

    《道德经》中的“大”
    李巍
    2015, 55(3):  132-138. 
    摘要 ( 320 )   PDF (284KB) ( 163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道德经》言“大”,除有“四大”之论,更主张以“大”名“道”,可见其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但为老子所重视的“大”,并不是日常的程度比较之“大”,而是指“容”或“有容乃大”。是故,以“大”名“道”就不仅意谓“道”之崇高伟大,更意谓包容性是“道”的基本特征。它包括三个层次:大道以潜藏万物的一切可能而称“大”;大道以总揽万物的一切生成而称“大”;大道以保全万物的一切价值而称“大”。第三层次最为核心,也是“域中四大”的“大”之所在。“四大”之“大”表现为价值上的包容,又被老子界定为“公”。这既是指不以外力干涉具体存在者的发展,也是指存在者因自身之故堕落时能有所补救。总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全“万物之自然”。

    清朝海洋管理之一环
    杨培娜
    2015, 55(3):  139-150. 
    摘要 ( 273 )   PDF (403KB) ( 164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海洋渔业是濒海人民的重要生计所系,渔船管理和渔税征收,则是王朝国家权力向海洋延伸的体现。文章试图以地跨闽粤两省的南澳岛为中心,考察清代东南沿海渔业课税运作实态,从一个侧面认识清朝海洋管理制度演变之态势。康熙年间福建、广东地方官员尝试在沿海地区对渔船进行登记、重新派征渔业课税,其背后与清王朝意图解除以郑成功家族后裔为代表的“海主”势力对濒海资源的控制、确立濒海新秩序直接相关。而在具体征派原则上,各省情况不一。广东的渔业课税征收以“渔课”为名,有相对定额的渔课数;渔课以港湾澳口为单位,按照作业方式对渔船进行分类,将相对固定的税课额数摊派下去。福建则发展出了以渔船樑头大小为课征依据的新税目——渔税,在征派方式上经历了从定额向定率的转变,以更符合实征的原则。

    亚洲香料贸易与印尼马鲁古群岛的社会文化变迁
    熊仲卿
    2015, 55(3):  151-160. 
    摘要 ( 223 )   PDF (362KB) ( 168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丁香和肉豆蔻这两种印尼马鲁古群岛特有的香料自公元前后起陆续出现在历史文献中,说明古代亚洲商人早将丁香和肉豆蔻辗转运输至中国、印度、西亚和欧洲市场贩售。分析历史、考古与人类学材料并探讨欧洲殖民前的亚洲香料贸易模式以及贸易模式的改变如何影响马鲁古群岛的社会文化进程。研究结果表明,10世纪是亚洲香料贸易模式的分水岭。随着远洋直接贸易模式的建立,区域内贸易网络的整合以及外来文化和奢侈商品的输入,最终在14至16世纪之间促进了马鲁古群岛的社会复杂化。

    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现状与视角创新
    郭忠华
    2015, 55(3):  161-169. 
    摘要 ( 267 )   PDF (314KB) ( 554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农民工经历了从盲流到新市民、新居民的一系列身份演化过程。它不仅折射出社会对农民工的认识变化,而且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和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化,形成了素质论、移民论、社会层级/阶级论、制度论和多重歧视论等研究进路。这些研究进路为理解农民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总体来说,当前有关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人口素质、户籍制度、权利等单一维度上,无法对农民工问题形成全面的理解。农民工问题反映在资格、权利、行动、认同等复合维度上。20世纪90年代初从西方引入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一个包含成员资格、权利、行动、认同等复合含义的范畴。从公民身份的视角来研究农民工问题,有助于对之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股东诚信出资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董淳锷
    2015, 55(3):  170-180. 
    摘要 ( 187 )   PDF (364KB) ( 161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以事后监督取代事前监督的根本原因,是事前监督的实施效率和立法效益低下,而不是事后监督必定更有助于根除市场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这意味着,改革之后仍应重视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消除以及股东道德风险的防范。为此,立法在转变行政机关职能的同时,还应当对行政机关之外的其他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进行重新定位,同时对配套的监督方法与机制进行重新设计。

    刑事审判中惊讶事件证据的证明力
    杜文静
    2015, 55(3):  181-188. 
    摘要 ( 206 )   PDF (291KB) ( 164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依法治国成为当今时代的重大主题。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必须切实执行“无罪推定”、“排除合理怀疑”和“控方证明被告人有罪原则”等基本刑事审判原则,而关注惊讶事件证据的证明力是这些原则得以贯彻执行的必要条件之一。以辛普森案为例,首先从司法界传统角度分析辛普森为何被判无罪;然后引入“惊讶事件”概念分析辛普森审判中的惊讶事件证明力;再根据霍里奇模型,用数学方法验证惊讶事件证据的证明力;最后给出辛普森被判无罪的概率解释,从而为陪审团裁决犯罪事实不成立以及法官宣判辛普森无罪找到科学依据,展示惊讶事件证据的证明力在刑事审判中对司法公正的重要性,以期为我国当前司法公正提供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借鉴。

    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持股与利益侵占行为研究
    陈文婷;李善民
    2015, 55(3):  189-199. 
    摘要 ( 225 )   PDF (392KB) ( 188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在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在不同持股比例下如何调整利益侵占行为,是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课题。建立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利益函数进行理论推导,选取2001—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事件作为实证研究样本,并根据控制权转移后公司业绩变化区分为劣质收购和优质收购两组样本,得出结论:(1)对于劣质收购样本,新的大股东未能改善公司治理和公司经营绩效,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利益侵占表现为“N”型关系;(2)对于优质收购样本,新的大股东的经营改善了公司的业绩,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其利益侵占呈倒“N”型关系。

    上市公司的并购、估值与股价崩溃风险研究
    辛宇;李天钰;吴雯敏
    2015, 55(3):  200-212. 
    摘要 ( 248 )   PDF (440KB) ( 180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在区分上市公司为国有、民营性质的基础上,研究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与股价崩溃风险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检验了不同估值情况下的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对股价崩溃风险的影响是否会存在不同。研究结果表明:(1)民营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加剧了公司未来股价崩溃风险;(2)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对股价崩溃风险没有显著影响;(3)中央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降低了公司未来股价崩溃风险;(4)高估值民营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会加剧公司股价崩溃风险,而对于低估值的民营上市公司来说这一关系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了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股价效应,提醒投资者应注意规避上市公司并购行为所带来的投资风险,同时也为证券监管部门制定更合理的监管机制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