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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5年 第55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5-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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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跨文化交流的终极平等
    顾明栋
    2015, 55(5):  1-12. 
    摘要 ( 793 )   PDF (394KB) ( 1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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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历史原因,东西方在权力、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诸方面不平等,因此,东西方在知性思想上还能平等相遇并对话吗?在全球化的当下,多数学者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交流对话的前提条件又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障碍?重新审视一些西方思想家(其中包括莱布尼兹、黑格尔、 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与中国思想遭遇的经历以及东方思想在影响和帮助重建西方形而上学体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不仅可以重温东西方思想家对东西视野融合所作的贡献,深思跨越东西方思想鸿沟的前提条件,而且可以获得一些扫除交流障碍的洞见,增进思想的双向交流,促成东西方思想的相得益彰。通过对近代中西交流史上一些微型案例的分析,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东西方思想交流对话的前提条件是知性平等,但知性平等不应该是西方思想家的施舍,而需要东方思想家以思想的力量赢得对方的尊重和平等对待,这样的平等才是终极平等 。

    《古诗十九首》词语考论
    谢思炜
    2015, 55(5):  13-22. 
    摘要 ( 259 )   PDF (352KB) ( 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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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古诗十九首》中的词语进行全面考察,可以确认其中有一大批东汉时期使用的词语,并有袭用东汉作家的明显证据。《古诗十九首》又与建安诗人构成一对多的关系,是后者模仿袭用的对象,其称谓系统词汇同于汉诗而不同于建安诗,而且很少使用在曹植等人诗歌中大量出现的藻饰性词语。因此,其产生时代应在东汉后期,建安之前,将其归于曹植名下的说法难以成立。

    卞彬童谣与宋齐革易之历史书写
    李晓红
    2015, 55(5):  23-33. 
    摘要 ( 147 )   PDF (382KB) (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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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彬在宋齐革易之际向萧道成述童谣“可怜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蹔鸣死灭族”,试图借该谣之不祥征兆劝谏萧道成放弃篡宋之举。作为卞彬之才操与对时局的敏感反应,这一幕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卞彬传》与李延寿《南史·文学传·卞彬传》所重视。《南齐书》载其背景在“元徽末四贵辅政”时;《南史》载在昇明初袁粲、王蕴被诛杀后。尽管所涉谣辞无异,但其蕴含的文学意味与历史意味却明显不同。在萧子显的解读中,该谣集中表现出卞彬对离合与谐音双关修辞方式的运用,寓讽谏于排调,为萧道成所聪察和宽容。在李延寿的解读中,该谣主要是感袁粲父子和王蕴同死而发,控诉萧道成残杀宋家忠臣的史实,预言其必败,为萧道成所不容。两书之不同,折射出朝代革易史料的复杂面貌,反映了史家书写与文学修辞之互动。

    邓汉仪心路历程与《诗观》评点的诗学价值
    陆林
    2015, 55(5):  34-46. 
    摘要 ( 164 )   PDF (443KB) (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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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诗歌选评家邓汉仪的幕僚生涯、文学交游及赏鉴识力、人格魅力和“文人有权”的自觉担当,构成了其编选《诗观》的个体因素。而“文柄下移”的诗坛新变和士林“一人知己”的不朽诉求以及融入新朝、消弭民族隔阂的政治需要,又为其“大观—集成”式的编选宗旨和品评风格提供了舆论先声与独特的时代应合。借助所具备的诗学眼光、所身处的历史时地,邓氏以个人闻见成就的“一代之书”,呈现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近五十年诗歌创作的总体格局;其中对诗坛风气、诗人事迹的品评记录,反映了明清之际社会变迁和士人心态的多样复杂,形成了《诗观》之兼有诗史、诗话史及诗歌观念变迁史的独特价值。

    “风云”与“风月”的缠绕
    耿传明;平瑶
    2015, 55(5):  47-56. 
    摘要 ( 251 )   PDF (456KB) ( 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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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对白蛇故事的重述,都与现代意识形态的更新和重构密切相关,也是对既往价值的埋葬和回望。台湾李乔黯然于历史的无可更改,唱出人在历史阴影下的绵绵遗恨;香港李碧华试图以边缘性的情欲叙述颠覆宏大的历史图景,却在爱恨纠葛中走不出难以化解的百年孤独;内地李锐震惊于文革历史中恐怖的巍巍群相,写出人性的丑恶不堪。他们在想象中占有、嘲讽、逃避着他们眼里的“中国”,却不约而同地以情欲的满足作为追求身份独立、主体自由、精神解脱的主要方式。一本白蛇故事的改编史,伴随着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的潮起潮落,记录下当代两岸三地的政治搏逐,折射出当代人的希望与绝望。

    社坛与中国上古的观念演进
    张法
    2015, 55(5):  57-67. 
    摘要 ( 89 )   PDF (392KB) ( 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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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古的坛台,承接早期的空地仪式而来。其核心是在天地合一的基础上突出“地”的重要性的“社”。社坛在上古文化中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在继承空地仪式与天互动思想的同时,更凸显地的作用而具有了新型内容;二是与发展了的农业有紧密关联,在农业关怀主题中产生了新的社稷体系;三是在天地人的统合中,突出了生命繁衍主题,并与氏族繁衍的先妣(女祖先)观念结合在一起。这三个特征都把中国文化“生”的特点体系化了。由这三个方面的内部运动构成的社坛在中国上古有进一步地演化:一是由天地合一的社坛而来的天坛和地坛的分化;二是由社坛而来的社坛与稷坛的分化与合一;三是由以女性的先妣为主导演变为以男性的先祖为主导之后,宗庙出现并进入中心,而社坛也由之配对进入城内,社坛以一种新的功能定位进入了古代的京城模式之中。

    清谈的演变
    胡守为
    2015, 55(5):  68-77. 
    摘要 ( 109 )   PDF (348KB) (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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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谈前后期的性质不同,论者多赞同其说。前期的清谈主要以经明行修评议人物,为晋身仕途的门径,而大权操于大族之手。庶族则主张量才取士与之抗衡。其后清谈转入才性的探讨,进而陷入纯理论的论议,脱离现实。其中涉及用人的取舍,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哲学的探讨乃至社会风气的形成。文章尝试梳理其演变脉络。

    踞食论争与刘宋初期的政局
    王磊
    2015, 55(5):  78-88. 
    摘要 ( 160 )   PDF (369KB) (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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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刘宋初期范泰和慧义等人之间的踞食论争做细节上的考证,并对刘宋初期政局进行梳理,认为踞食论争事实上是范泰与慧义的政治联盟破裂之后,范泰对慧义发起的一次政治斗争。范泰与慧义的联合及最后发生踞食论争,皆与刘宋初期的政局有密切的关联。

    《中庸》“政犹蒲卢”郑、朱注之歧异与会通
    杨少涵
    2015, 55(5):  89-103. 
    摘要 ( 158 )   PDF (511KB) (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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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第20章“夫政也者,蒲卢也”一语简称为“政犹蒲卢”。对于此语,郑玄提出蜾蠃说,朱熹提出蒲苇说。郑、朱两说的根本区别不在个别字词解释,而在其背后的哲学观念:郑玄之说反映的是一种教化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根于汉代善恶相混的人性论学说;朱熹之说反映的是一种德治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根于宋代理学家的人性本善学说。郑、朱两说在音韵学上有其相通性,都是果臝词族的一语之转。果臝词族的最初之物应该是葫芦。葫芦在上古初民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果臝之音很可能就是对葫芦之形与音之观察而来,而且以之作喻,可以兼有教化与德治两种政治哲学意义,通于郑、朱两说。所以葫芦说应该是一种比较圆满的解释。

    “不相应行法”与“执的存有论”
    王兴国
    2015, 55(5):  104-119. 
    摘要 ( 105 )   PDF (520KB) (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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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的存有论”依据佛教的“执”而建立,而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相应行法”。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学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比较和会通康德知识论的范畴与佛学的“不相应行法”,不仅逼显出佛学中深刻的知识论思想,而且经过与儒学的融合,构建了中国哲学史上前所未见的“执的存有论”,不可不谓有开天辟地之功。牟宗三认为经过他批判损益后重新考订的“不相应行法”(“十七法”)足以成为识心的认知活动的形式条件,因而可以成为知识以及知识对象的可能之条件;从佛教的材料讲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与一般所说的“佛敎有它的知识论”的意思根本不同,牟宗三所讲的佛教中的知识论问题,与俄国著名大学者舍尔巴茨基所讲的佛教的逻辑和知识论即“认识论逻辑的体系”,也截然不同。在这一前提下,东方或中国的哲学就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知识论系统,走出一条既有取于西方知识论、更有别于西方知识论的道路。这无论对牟宗三哲学来说,抑或对于未来的中国哲学来说,都是无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开启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天地。牟宗三对“不相应行法”的知识论问题的研究不是泛泛的研究,也不是孤立地从佛教的宗教性出发,而是把它与西方哲学的知识论、尤其是比较集中地把它与康德知识学的范畴论做了系统精深的比较研究,揭明与阐释了佛学“不相应行法”的知识论意义,使它从佛教的泛心理学主义的笼罩中解放出来,在哲学知识论上获得了新鲜的积极的意义。这虽然仅仅是牟宗三众多的融合会通中西哲学的一个案例,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值得玩味、鉴赏和研究中西哲学会通的典范,可以用来考察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看,对中国哲学来说,固然需要援西入中和以西释中,但是对西方哲学来说,自然也会需要援中入西或援印入西与以中(印)释西。

    《坛经》探释:从心性本体到心行实践
    李非;黄春忠
    2015, 55(5):  120-127. 
    摘要 ( 163 )   PDF (297KB) (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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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二”是始终贯穿《坛经》的核心方法。《坛经》新禅学体系以心性本体为理论根据,以心行实践为修行原则,构建了与传统佛教迥异的顿悟禅法。长久以来,“不二”作为佛教固有的把握中道实相的认知方法偏重否定性诠释,在经典解读时忽视了“不二”的双重释义,即存在“兼备两端”的肯定性诠释与“双谴两边”的否定性诠释。《坛经》构建新禅学体系的核心方法是“不二”法,但从心性本体到心行实践,“不二”却表现为两种不同释义:在心性本体理论部分,“不二”是为肯定性“兼备两端”的中道实相诠释,体现为自性真如本体;而在心行实践原则部分,“不二”则表现为否定性“双谴两边”的中道实相诠释,体现为般若无分别智。因此,《坛经》旨归是为基于自性般若的心灵解脱之道,慧能禅法正是基于自性本体与般若智慧的绝妙融合,从而实现了从心性本体通往心行实践的解脱道路。

    国恩寺在南禅的地位
    林有能
    2015, 55(5):  128-137. 
    摘要 ( 123 )   PDF (346KB) ( 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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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于唐代的国恩寺是南禅的三大祖庭之一,是中国禅宗六祖慧能的故居、家墓和圆寂之地,是六祖弘法的道场,是《坛经》辑录和刊刻流布之所,在南宗禅的创立、发展、形成和传播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被誉为“岭南第一圣域”。

    我国“减法”改革中公司减资制度的完善
    周林彬;余斌
    2015, 55(5):  138-148. 
    摘要 ( 115 )   PDF (358KB) (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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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新一届政府简政放权的“减法”改革背景下,放松公司减资的管制也应是“减法”改革的题中之义。然而,我国现行公司减资法律条文没有作出修改。法院案例实证研究、资本市场成熟国家与地区的立法思想和立法例分析表明我国减资制度尚为粗糙:减资总条文规范简单,没有明示可以进行减资及减资何时生效的条件,尤其在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取消认缴期限、取消验资程序的出资制度改革的情况下,对债权人的保护非常不利;减资的特殊条文,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回购制度的可回购范围规定非常狭窄,以致公司无法减资而造成僵局持续;减资的规定粗泛也造成了不同减资方式适用同种法则、交易成本高、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公司减资应放宽准入条件,减资程序应明确规定减资生效要件,区分减资类型,严格监管,实施“宽减资,严监管”的改革思路。

    留守与退场:“中国大妈”的人口学分析
    李若建
    2015, 55(5):  149-158. 
    摘要 ( 120 )   PDF (335KB) ( 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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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资料,按照现行退休制度和身体活动能力,将“中国大妈”界定为在2010年时50—69岁之间的女性。媒体上流行的“中国大妈”只是这一群体中有空闲、有经济能力的大中城市中的部分人群,与“中国大妈”的整体有一定的差异。“中国大妈”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农村和小城镇,仍然工作的“中国大妈”以农民为主,整体上“中国大妈”受教育程度不高。近几十年来,多数“中国大妈”在社会变革中,是相对失落的群体。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人口流动高潮和快速城镇化中,一部分“中国大妈”主动或者被动地成为“城里人”,不过她们中的多数,依然处于城镇化的“边缘”。“中国大妈”提供了一个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中,相对获益少的群体个案,这或许是研究该群体的学术价值所在。

    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基于社会学视角的理论述评
    徐岩
    2015, 55(5):  159-171. 
    摘要 ( 125 )   PDF (434KB) (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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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发展与儿童福利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资本与儿童福祉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研究的关注点从家庭社会资本扩展为对儿童社区社会资本的关注,并从“社会投资角度”探析儿童社会福利的实施,而国内社会资本对儿童幸福与福利影响的相关研究急需开展。通过对国际上已有社会资本与儿童幸福研究的细致梳理,厘清了社会资本概念在儿童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总结社会资本与儿童幸福关系研究的实证结果,归纳与分析了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儿童福祉,并对以往研究的局限性进行评析。期望通过这一述评,吸引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研究的关注与研究投入,最终能为中国儿童福利政策实施提供借鉴,促进儿童福祉。

    资本积累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最有效手段
    杨文进
    2015, 55(5):  172-184. 
    摘要 ( 99 )   PDF (404KB) ( 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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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价值的大小由未来收益决定的性质确定了它必须不断地增值。增值力由经营者能力大小决定的性质,使得市场经济的权力等必须集中在有能力的人身上。以价值而不是具体财富为目标,决定了“资本逻辑”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得到权力与荣誉,社会大众则得到绝大部分产品。利润来自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实质则是积累者将自身收入用于增加劳动者的消费支出,结果一定是劳动供给的日益短缺与劳动者的富裕化。宏观利润来自积累而微观利润来自创新的机制,决定了资本逻辑的演进必然会带来社会各方面的不断进步,资本与资本家阶级则最终会被其成就埋葬。

    地方官员任期与民生投入
    罗党论;佘国满; 邓可斌
    2015, 55(5):  185-194. 
    摘要 ( 159 )   PDF (419KB) ( 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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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地民生发展越发不平衡。那么,政府对民生领域的投入除了跟当地财力相关以外,是否还跟地方官员的个人特征有关呢?以2003—2009年全国地级市市委书记的数据为例,利用地方教育投入来衡量民生投入,对地方官员任期与民生投入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的民生投入与其在任年数呈现“倒U型”的关系。具体而言,地方官员会倾向于在任期中期加大民生投入,而在任期初期及后期都缺乏民生投入的热情;地方官员的任期与民生投入的拐点处于任期的第3年至第4年之间。同时,如果当年地方官员发生变更,民生投入会显著降低。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地方官员对民生投入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是否改善了中国的贸易平衡
    毛艳华;李敬子
    2015, 55(5):  195-208. 
    摘要 ( 172 )   PDF (559KB) (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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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1980—2012年中国不同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贸易伙伴国的经验数据,利用Johansen协整分析、VEC模型和稳健性检验,探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贸易平衡的影响,并检验了影响贸易平衡的宏观经济因素。结果表明: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改善了中国加工贸易、工业制成品贸易、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平衡,恶化了一般贸易、其他贸易、初级品贸易、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平衡;中国贸易条件遵从普雷维什—辛格命题,贸易条件改善能提高贸易顺差;提高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扩大中国出口贸易和实现贸易平衡,贸易平衡对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运行状况有较强的依赖性;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和汇率升值能够促使贸易顺差规模系统性下降,但中国出口竞争优势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短期来看,贸易平衡存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反向纠正机制。研究对于理解中国贸易顺差问题和实现中国贸易平衡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