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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6年 第56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6-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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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格论
    祝尚书
    2016, 56(3):  1-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01
    摘要 ( 341 )   PDF (295KB) ( 4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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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五代诗学论著被称为“诗格”。南宋与元代的部分文章学著作,也以格法研究文章,可称之为“文格”。对此,学界似罕见论及。诗格、文格二者密切关联,“文格”是诗歌研究方法向文章研究领域的延伸。“文格”著作的确认,对文章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套类、选本与论诀:南宋举场论学的三个维度
    慈波
    2016, 56(3):  10-2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02
    摘要 ( 119 )   PDF (373KB)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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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类、选本与论诀这三类科举用书,分别从知识储备、样本揣摩与规范定型层面,揭示了南宋论体发展与科举活动的复杂关联。套类属于备考材料,有助于举子们临场套用,反映了当时举子的基本素养。论体选本是举子们习作效法的样本,古今奥论取材宽泛,时贤典范中论体格式基本成型,而举场程文则是论体的成熟样态。三种选本递相演进的专门化过程,充分显示了科举对论体定型的重要意义。这一文体定型进程通过论诀的专门阐扬而进一步深入,论学从初始时提领文章“关键”演化为突出“绳尺”的功效,提倡论体结构程式化、作法规范化与传授格法化,标志了南宋论学的最终成熟。

    论宋代地域总集编纂分类的地志化倾向
    蒋旅佳
    2016, 56(3):  22-2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03
    摘要 ( 124 )   PDF (242KB)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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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地方志的人文化特点使其兼有地理志和地域总集的双重性质,而趋于定型的类目体例以及多样化的诗文编录方式为宋代地域总集的编纂体例提供了借鉴。《会稽掇英总集》、《成都文类》取资地方志设置类目名称;《宣城总集》、《吴都文粹》、《赤城集》则仿效地方志类目体例编排作品。明清时期,地域总集的这种编次体例和观念得以继承、发展,《吴都文粹续集》、《吴郡文编》即套用地方志类目编次诗文作品,并逐步定型、完善,建构起类目清晰、层次分明的分类体例。这种与《文选》等传统总集不同的编次体例,不仅匹配了选文的地域特质,也契合了地域总集彰显地域风貌和弘扬地域文化价值功用的体例诉求,故而能历代相沿,成为地域总集的基本分类体例之一。

    文学归藏再论
    栾栋
    2016, 56(3):  29-4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04
    摘要 ( 86 )   PDF (366KB) (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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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藏思想源自姬轩辕,归母本以积善是其大旨。与天地万物通和致化,是《归藏》易的基本特点。注重归隐、归潜、归化,是归藏文学的精神实质。这个思想因文明昌明性的过度开发而久被遮蔽。我国传统的言志、缘情等文学理论较多地阐发了文学秀出的一面,西方古今关于理念、人性等审美思想也侧重于把某种内质凸显出来。两千多年的文学价值取向都类似巴别塔工程,即让看不见的东西充分地透显或舒露。归藏思想是人类显露性品行的矫正剂,最不该被弃置,然而却恰恰被遗忘。归藏风旨是一种文学免疫和文明救赎,其怜籽护根的精神不是让文学灭绝,而是要文学返璞归真。天归地藏的宇宙观念,不仅提醒人们厚德载物,而且告诫世界要落实一种与道俱化的品行,将文学带入归藏境界。文学归藏思想蕴含的是与常见文学理论所不同的文学观念,对中外文论的补偏救弊作用亟待学界检索。

    Literature 在晚清中国的“旅行”、“落户”与“入籍”
    段怀清
    2016, 56(3):  41-4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05
    摘要 ( 104 )   PDF (280KB)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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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基督教化中国的一个副产品,作为西方概念的literature被引入中文语境并生成了它的中文对应词“文学”,亦由此而开启了中西之间基于这一概念的跨文学——文化交流。在此过程中,literature经历了在晚清中文语境中的旅行、落户和入籍三个不同时期或阶段,并分别呼应了新教来华传教士在华宣教的离岸时期、到岸时期和内地时期三个阶段。而对此过程的历史考察,不仅是在概念史意义上清理近代语境中的“文学”这一词语概念的生成发展史,而且也是对晚清以来由新教来华传教士与本土文士之间所展开的跨文学——文化交流史的一种追溯回顾与反思重构。

    论清末民初报纸白话文运动及其历史意义
    高玉
    2016, 56(3):  49-5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06
    摘要 ( 122 )   PDF (290KB)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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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清末民初报纸白话文运动,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它的作用和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作用和意义的限度。清末民初的报纸白话文运动与“五四”白话文运动虽然都是白话文运动,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前者属于中国古代作为民间口语的白话,而后者是现代语言体系,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白话。白话文要想作为一种通用语言,还涉及文字改革的问题,涉及读音统一的问题,涉及国语统一的问题,涉及如何包容文言文、如何包容外语的问题。只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才能形成统一的、全民共用的语言。而这些问题,清末民初的解决条件都还不成熟。清末民初报纸白话文运动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积累了许多经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它的作用和意义不应被夸大。清末民初报纸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只是时间上的衔接而不是逻辑上的衔接,胡适等人的理论不是来自晚清白话文理论,而是来自面对西方思想文化的语言应对,也即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一种简易表达。

    赵今声邀请鲁迅访港一说的若干佐证
    张钊贻
    2016, 56(3):  58-6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07
    摘要 ( 212 )   PDF (222KB) (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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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谁邀请鲁迅访港的问题,林曼叔新近挖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并以这些材料为依据,做了一些“大胆假设”,对赵今声一说提出质疑。然揆诸事实及常识,这些“大胆假设”及其并不“小心”的“求证”都无法成立。而那些新挖掘出来的材料,则恰好提供了佐证,证明赵今声所言不虚。通过这些新材料,也大体可以理解黄新彦邀请说流传的原因和背景。而刘随和黄之栋的说法,不外想当然矣。根据黄新彦本人的版本,反而证明叶少泉确是具体邀请鲁迅的小人物,赵今声的说法仍然可靠,李伟江的推论仍然成立。

    阐释的僭政与意义的流亡II:施特劳斯vs伽达默尔
    张沛
    2016, 56(3):  64-7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08
    摘要 ( 198 )   PDF (279KB) (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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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海德格尔的继承人和批判者,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彻底转向历史主义的现代哲学在道德和知识学上都已经破产而激化了“现代性的危机”,因此亟需返回现代思想的源头和西方文明的根基,即从原初视域重新审视古典哲学。施特劳斯的原初—自然视域直接否定了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并引发了后者的反驳。二人的争执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古今之争”的现代重演。“今人”认为坚持重返“自然视域”和“原初教诲”的哲人将泯灭一切“视域融合—效果历史”而建立阐释—哲学的僭政。事实上,施特劳斯是从未来世界朝圣归来的现代旅人。作为穿越古代而来的现代人和寓居现代城邦的异乡人,他秘密抉择并接引潜在的同道回返—去往未来世界的“应许之地”。这与其说是哲学—人的僭政,不如说是存在—者的流亡。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与德里达实为同道中人,不过是在相反的方向上。

    台湾光复初期许寿裳若干史实考释
    李细珠
    2016, 56(3):  72-8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09
    摘要 ( 98 )   PDF (529KB) (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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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光复之初,许寿裳受命赴台创设台湾省编译馆,从事文化重建工作。二二八事件之后,许寿裳向陈仪提出辞呈,深感“心力若瘁”。其实,对于许寿裳而言,主持编译馆,既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是一份理想的职业。但是,由于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工作的艰辛和因宣传鲁迅思想而遭受的精神压力,以及复杂的人事关系,使许寿裳身心俱疲。关于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与其说文化重建是导致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之一,还不如说是二二八事件打断了正常的文化重建工作的进程。今后在研究台湾光复及相关历史问题时,要高度警惕历史悲情之下的过度诠释与史观错位。

    台湾光复与《新生报》
    赵立彬
    2016, 56(3):  90-9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10
    摘要 ( 86 )   PDF (288KB) (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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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报》是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创办的第一家中文报纸,是光复之初接管台湾文宣事业的产物。在初创时期,《新生报》主动树立国家意识,宣传开明思想,在新政府和台湾民众之间担任沟通角色,带有进步性和理想主义的色彩。《新生报》与接收政权的主事者有一定的关系,与当政的国民党在政治抱负和思想观念上又有一定的距离,通过报纸有限地表达了一些进步观念,影响了光复初期台湾的舆论生态。

    英国与国民政府的战后处置计划兼及台湾问题(1941—1943)
    侯中军
    2016, 56(3):  99-11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11
    摘要 ( 96 )   PDF (393KB)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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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具体筹划战后领土问题,这也同时引起了英国外交决策部门的关注。英国外交决策部门倚重情报及学术单位有关中国战后领土规划的学术研究,将相关学术观点作为制定相应外交方针的基础。英国虽然认识到中国将收复1894年以来被日本侵占的领土,但在具体的对华外交上却不断提出不同的论调。在总体对华关系上,丘吉尔甚至在公开的广播讲话中否认中国为强国之一。基于其自身的殖民利益,此时英国对华的两面派做法导致中英关系在反法西斯联盟的框架下既有合作也有矛盾。在美国的坚持下,英国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并最终签署《开罗宣言》,该宣言成为台湾光复的基础性文件。

    主权在上  治权在下
    李若晖
    2016, 56(3):  112-12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12
    摘要 ( 162 )   PDF (288KB)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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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礼保留了氏族的外壳,但是依据国家架构对其进行了改造。周礼不是以家为基底予以放大而建构国,而是依据国的需要改造了家的内部结构。周礼不是纯血缘,而是拟血缘。进而,周礼中对各种关系的道德要求都是互相的。周礼之所以形成并强调相互性伦理,即在于以拟血缘建构天下一家,必须使居于下位的异族感受到血缘亲情。为了确保这一点,周礼在家国内部保留了部族联盟时期的反抗权。哪怕身为君王,如有虐民,也可放可杀。在典型的宗法制度下,不但小家之长和小宗之长是全家和整个小宗之族的财产的支配者,大宗宗子也是整个宗族的财产的支配者。可以将贵族内部各级宗子对财产的支配权曲折地表现出来的贵族宗族共有称为“贵族宗子所有”。周礼体制最为关键的制度设计,则是主权在上,治权在下。周天子虽然掌握了天下国家之主权,但是在周礼体制中,这主权受到了两层束缚:一是治权的分割,二是主权与治权分离。于是周天子的权力是一种消极权力而非积极权力。宗法封建制既是对周天子主权的维护,也是对周天子治权的分割与限制。只有当周天子以天下万民为念时,才能在现实中做到主权与治权的趋近于合一。如果周天子只考虑一己之私利,则必导致主权与治权相分离,并突显治权之分割。

    佛教时间观嬗变的现象学式发微
    肖德生
    2016, 56(3):  121-13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13
    摘要 ( 130 )   PDF (358KB)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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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希腊人从自然本身理解时间以来,亚里士多德首次完成对时间问题较为系统的论述,并借此开创了客观时间的研究方向。奥古斯丁则通过对时间存在、本质和起源的审视,开启了主观时间维度的研究。胡塞尔承继奥古斯丁、康德、柏格森的主观时间学说,接受亚里士多德时间与意识关系的观点,在对活的当下的探究中阐发了其时间意识现象学。古老东方佛教思想中也有一条探究时间现象的线索,它从龙树开始,经由僧肇、玄奘、法藏,下至道元。这种对时间现象的考察慧发心性之体会,最终将时间展示为一个由未来、当下和过去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结构,把时间的来源归于“心念”。通过对龙树、僧肇和法藏的时间观进行一种现象学式的解读和诠释,不仅可以从不同向度辨明佛教时间观嬗变的义理,从而更确切地把握佛教慎思明辨、见道弘远的时间思想,并指明其对当下自在生命价值的意义,而且发现在西方时间观和佛教时间观之间可以展开一场对话。

    建功利生:清初遗民僧会通佛儒的一种途径
    李瑄
    2016, 56(3):  132-14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14
    摘要 ( 102 )   PDF (316KB) (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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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遗民僧”兼有“遗民”与“僧人”的双重身份,堪称中国文化史上最为特异的群体之一。双重身份内蕴的伦理矛盾,使遗民僧迫切需要会通儒释;凭借各自不同的经历和修为,他们开辟了不同的道路。晦山戒显是在儒林和佛门两个领域都获得高度认可的遗民僧,他以身体力行的“建功利生”为会通二教的主要途径,包括对内的个体性道德自律和对外的群体性劝善治世。虽然他的活动方式是佛教的,但目标却是帮助重建儒家伦理秩序,对社会基本结构的认识也没有离开儒家范围,其建立不朽功业的自我期待甚至与佛教义理有所抵牾。由此观之,只要涉及社会秩序建构,在传统中国儒教社会,佛教可以腾挪的空间十分有限。

    普兰丁格的“保证”学说与当代儒学创新
    孙清海
    2016, 56(3):  142-14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15
    摘要 ( 114 )   PDF (245KB)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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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哲学家普兰丁格提出的“保证”学说,旨在为基督教提供宗教认识论上的依据,同时可以成为当代儒学创新的重要契机。鉴于基督教与儒学思想的不同,“保证”学说自然不能直接生搬硬套,而需针对儒学的特点进行积极的改造。倪培民的有益尝试启发人们:儒学的复兴与创新,离不开学术层面的争鸣与争辩。

    宗教、文化与主观幸福感
    金江;吴培冠
    2016, 56(3):  149-16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16
    摘要 ( 124 )   PDF (390KB) (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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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对文化、宗教与幸福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信教能够显著地改善居民的幸福水平,但是,信教并不能削弱收入波动和健康恶化对幸福产生的不利影响,且忽视内生性问题会高估宗教对幸福的影响。在考虑了文化的作用后,个体和社区(村)层面的文化能够显著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同时削弱宗教对幸福的影响。在考虑省区层面的文化后,宗教与幸福的关系不再显著。进一步,宗教对幸福的积极影响在农村地区表现得更强烈,说明城乡间的文化差异会显著影响宗教与幸福的关系。

    最低生活保障目标定位的维度分析
    谭兵
    2016, 56(3):  161-17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17
    摘要 ( 110 )   PDF (330KB) (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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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定位是国际社会政策实践中常用于瞄准保障对象、缩小受益者范围、减少支出的一种理论和实操方法。为有效甄别对象、精准定位目标,内地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从类别、财产、身份证伪、需求、道德行为以及动态管理等六个操作维度定位目标人群。这些维度综合了贫困测量、社会分层、社会需求、社会管理等理论,蕴含了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存在诸多困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转型经济下资源驱动型与机会驱动型企业创业行为研究
    蔡莉;鲁喜凤
    2016, 56(3):  172-18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18
    摘要 ( 251 )   PDF (351KB)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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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和市场的不同作用,分析“弱市场—强政府”和“强市场—弱政府”环境下的创业行为的类型、特征及过程模型。基于机会与资源整合视角,研究发现不同环境下的创业行为存在差异。在“强市场—弱政府”环境下,创业行为的关键在于识别有价值的市场和技术机会,即以机会驱动型为主导。在“弱市场—强政府”环境下,资源可获得性较差,创业行为的关键在于能否掌握关键资源,即以资源驱动型为主;同时,在该环境下制度和市场变革也带来机会,因此,也存在机会驱动型创业行为。

    家族二代认知差异与企业多元化战略调整
    李新春;张鹏翔;叶文平
    2016, 56(3):  183-19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19
    摘要 ( 137 )   PDF (378KB)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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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企业在传承期间的多元化战略调整是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和家族永续经营的关键因素。区别于家族一代元老的战略惯性,家族二代会基于自身价值观与认知能力来调整企业多元化战略,以快速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从动态管理能力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制度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并基于2004—2013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传承样本,实证检验了家族二代认知能力与企业多元化战略调整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越具有MBA经历的家族二代,其企业多元化增长水平越低。而进一步的情境分析表明,当企业多元化水平落后于行业平均水平时, MBA经历有助于家族二代抵抗战略同形压力,避免被迫提高多元化水平,甚至可能进一步收缩业务多元化水平。而在企业绩效低于预期的情况下,具有MBA经历的家族二代会尝试风险更高的多元化扩张战略,以缓解企业经济效率较差的窘境。

    地方官员更替与创业精神: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
    贺小刚;朱丽娜
    2016, 56(3):  194-20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20
    摘要 ( 124 )   PDF (469KB)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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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方政府官员更替角度去解释区域的创业精神,并分析新上任官员的个体特征对辖区创业精神的影响。以1993—2011年省级官员变更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官员变更在区域创业精神变化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变更事件所引发的激励作用显著地提高了区域的创业精神;新上任官员的年龄与创业精神之间存在一种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相对于省市间的平行调任,同一省市的晋升模式更有助于提高所辖区域的创业精神,且相对于省市间的平行调任,中央部委调任而来的新上任官员更有助于提高辖区内的创业精神;相对于本地籍贯,外地籍贯的新上任官员更有可能提高辖区内的创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