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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6年 第56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6-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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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正中元年(1324)跋刊本《诗人玉屑》考论
    卞东波
    2016, 56(4):  1-1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1
    摘要 ( 553 )   PDF (353KB) ( 7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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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玉屑》是南宋最后一部诗话总集,也是研究晚宋时期诗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诗人玉屑》版本众多,中国国内的版本主要是20卷本系统,而日本和朝鲜的刊本则为21卷本系统。日本正中元年跋刊本是目前最早的21卷本,也是连接中国版本与日韩刊本的纽带。其底本来自于宋本,是最接近原本的版本。朝鲜本亦是以其为底本加以刊刻而成,日本宽永本又是朝鲜本的翻刻本。《诗人玉屑》在中国刊印不久就东传到日本,它不但为日本带来了中国本土流行的宋代诗学,而且因其具有诗歌创作指南的性质,故从日本中世时期到明治时期多次刊刻,成为诗学教科书,在日本流传颇广。随着域外汉籍研究的进步,对《诗人玉屑》的重新校勘也应提上学术日程。

    公安派对“性灵论”的重建及其诗变观念
    方锡球
    2016, 56(4):  11-2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2
    摘要 ( 132 )   PDF (370KB)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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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派在与七子派的论争与多元文化语境中,发现了与七子不同的“诗变”因素。他们与七子派和各种理论观点互相激发,不断对性灵论诗学进行重建。袁宏道力图通过对前代权威的否定与超越,来建构以创作主体个性为中心,以“真”为内蕴,以“足乐”为诗歌功能的性灵论;袁宗道则抓住文学活动的关键要素——语言之变,论诗歌必然变化;袁中道在格调和性灵之间调和,其“诗变”论对性灵论诗学的重建,突出从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加以反思。三袁对性灵论诗学的完善以不同的取向和方式进行,从而共同完成了对性灵论“诗变”观念的建构。

    晚清岭南文化传承的自觉与乡土认知的新变
    翁筱曼
    2016, 56(4):  23-3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3
    摘要 ( 93 )   PDF (288KB)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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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百咏》在晚清岭南得到广泛传播和极高关注,相关的追和、续和作品层出不穷,与乡土地理志编修的风潮互相呼应。通过这种艺文作品与地理注释结合的诗歌地理志形式,历史的人与事能因“地”(古迹名胜)而获得另一种形式的保存;而相应地,“地”也因人和事而彰显,成为历史情感与乡邦记忆的承载,并深化人对地域、对国家的情感。通过对《南海百咏》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文体内涵的阐释,返观《南海百咏》的晚清流播及相应学术现象,这股社会学术风潮反映出晚清岭南地域文化传承的自觉,进而折射出内忧外患、社会结构变动中的晚清中国,在家国观念的重新建构过程中,“乡土”认知与内涵的丰富。

    面对“新潮流”的顺势与逆反
    沈卫威
    2016, 56(4):  32-4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4
    摘要 ( 101 )   PDF (347KB) (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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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前在美国,留学生胡适、梅光迪面对勃兴的一种文学“新潮流”,表现出了顺势接受与逆反抗拒的两种态势。当这股“新潮流”被胡适导入中国,与正在高涨的新文化运动交融后,出现了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派”积极响应,与东南大学“学衡派”消极抵抗的两大势力的对决,进而形成实验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精神路径,激烈、改革与稳健、保守的两大“学统”及“学分南北”的局面。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在北京大学“拉帮”,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在东南大学“结派”。前者“好标榜”,借助“宣传与广告”,对“新潮流”推波助澜,影响广大青年;后者情绪上有意“逆反”,“反现在潮流”,呈现戏剧化的表演性,得到多数老一代学者的同情和支持。章士钊则主张调和新旧,遭到胡适的批评。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方向上,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新青年—新潮派”与融化新知、昌明国粹的“学衡派”是一致的。

    “正统”的意义:苏雪林的反鲁症结及其悲剧性
    罗义华
    2016, 56(4):  43-5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5
    摘要 ( 151 )   PDF (406KB)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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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雪林的反鲁,是一个自我认同的问题,也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问题,其中蕴蓄着一种曾被压抑的历史情绪。她在文坛边缘的寂寞发声,却实实构成一种“僭越”的代言行为,延续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两种人格、两条路线的交战历史。苏雪林反对“偶像”的另一面是对“青年”的关注,来自传统、基督教、理性主义的合力,熔铸了苏雪林的“正统”观念,并赋予她信仰的力量,这是她持续“反鲁”的根本动力所在。无论如何,苏雪林的“反鲁”是一种不对等的行为,她以“正统”的名义抒发剧烈变革时代的历史认知与主体焦虑,却止于对鲁迅的人身攻击。更多情况下,“反鲁”构成了苏雪林的一种政治文化执念,一种情结,其所表征的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处于激进、保守两端的知识分子始终缺少一种有效的调适空间,难以形成“合力”,终为历史的洪流所裹挟,徒留下创伤记忆。这样的交战更带有了一种宿命的悲哀。在另一方面,“反鲁”又有一层成全苏氏独异人格的意义。

    周金文“肇”之词义试探
    武振玉
    2016, 56(4):  56-6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6
    摘要 ( 125 )   PDF (339KB) (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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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在两周金文中出现频率颇高,出现语境亦比较丰富,各家释读一向较多分歧。通过梳理可知周金文中的“肇”,实有不同的来源:一是由字本义引申出的表“始”义的“肇”;二是训为“敏”,表勉义和敬义的“肇”;三是通“兆”表划分、开创义的“肇”。第一种用法的“肇”在周金文中用例实有限,但在传世文献中则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用法。第二种用法的“肇”,数量最多,也最具特色,词义上有侧重表勉义和侧重表敬义的不同,句法功能上主要充当状语,“肇”后动词集中于“作”、“貯”以及遵循义、申继义、奉事义动词,表现出明显的词义选择性。第三种用法的“肇”周金文中仅1见,先秦传世文献中用例亦有限。时间分布上,“肇”主要见于上古汉语早期,后世基本为仿古用法。

    粤语肯定否定词的比较研究及成因探讨
    施其生;张燕芬
    2016, 56(4):  63-7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7
    摘要 ( 103 )   PDF (309KB)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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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语的“有”、“有得”、“冇”、“唔”、“未”、“唔曾”、“未曾”、“唔得”、“冇得”等是一组可以放在谓词性成分前表示肯定否定的词。在粤语区各地这些词的用法并不完全对应。本文调查了广东境内主要的粤方言点,建立了表层形式、表层语义结构、深层语义结构等概念,比较这些词在粤语区各地语义分工及语法功能的差异,分析这些词的表层形式、表层语义结构与深层语义结构之间的不对应之处,探求其历史上有过的演变及其机制。

    中国地学会与科学地理的构建
    谢皆刚
    2016, 56(4):  73-8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8
    摘要 ( 578 )   PDF (318KB)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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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宣之际新学萌发,旧学陵替,构建新知识成为学界当务之急。中国地学会舍旧谋新,倡言构建能与世界争先并进的科学地理。为此,其定调查为会员的义务,以植学术根基。基于新学眼光,中国是科学方兴的后进,引入东西学理是迎头赶上的前提,地理又是地域性较强的学科,借助外来基本原理与方法解释中国材料是发展学术的必然之路。囿于时代与出身,学会同人在讲求科学新知的同时,仍然深受固有学术的影响,试图以西学地理系统条理中学,贯通中西建立中国地理学统系。学术内外种种因素的叠加,致使科学地理的构建举步维艰,终因时局的变动而中止。

    国民外交协会与近代国民外交“对内”趋向
    曾荣
    2016, 56(4):  83-9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9
    摘要 ( 475 )   PDF (331KB)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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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和会前后,外交风潮迭起,国民外交与北京政府外交走向极不明朗,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为其中重要关节。国内舆论界对中日谈判前后北京政府“秘密外交”的批评,孕育了国民外交的“对内”趋向;留日学生的罢学归国行动,强化了国民外交对政府外交的“监督之责”;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及其活动,使得国民外交“对内”趋向得以形成,这不但深刻地影响了巴黎和会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走向,还对其后的“国民外交”乃至民国外交产生深远影响。

    台湾大学接收改造中的“国界”与“省界”
    何卓恩
    2016, 56(4):  93-10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10
    摘要 ( 139 )   PDF (342KB)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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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帝国大学的接收和改造,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台行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以罗宗洛为代表的教育部台湾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人士,除了处理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已然改变的主从关系,还需要面对新出现的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有“国界”、无“省界”,到“省界”显、“国界”隐的潜变。大学接收中突出体现的是不分省籍的告别殖民地地位的急切期盼,接收后的大学改组则越来越彰显外省人士与本省人士具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使接收初期合作无间的省籍关系出现裂隙,甚至影响到本已达成的国族认同。

    二十世纪数学基础论争中的现象学
    倪梁康
    2016, 56(4):  104-11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11
    摘要 ( 219 )   PDF (355KB)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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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的数学基础论争,不仅在希尔伯特和胡塞尔两位老师之间进行,也在希尔伯特与胡塞尔的学生贝克尔之间、在胡塞尔与希尔伯特的学生外尔之间以及在两位学生之间进行。这个争论不仅涉及数学中的形式主义与直觉主义的分歧,也涉及现象学哲学中的观念现象学、解释现象学和语言现象学的差异与分歧。最后,专业数学家的态度与专业哲学家的态度之间的基本区别与对立,也通过对数学基础的讨论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揭示。

    现象学与自然科学本体论
    钱立卿
    2016, 56(4):  115-12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12
    摘要 ( 189 )   PDF (266KB) (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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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论是胡塞尔的重要思想,也是现象学哲学的核心概念。胡塞尔在《观念III》中以自然科学为例,探究了自然区域内科学论的两个基本主题,即不同科学之间以及自然本体论与现象学之间存在何种联系。本体论关注的是本质间的结构关系,它是胡塞尔哲学的核心课题之一。但科学的基本概念,本质及本质间关系,甚至整个对象区域的基本公理,都只能在理性现象学的语境中才能获得最终理解。通过现象学的阐释,可以发现本体论与现象学论题之间的交互性,然而整个科学论的奠基关系只能是单向度的,即现象学原则上独立于本体论,但本体论的证成却必须绝对地依赖先验的、构造的现象学。

    艺术作品究竟为何“物”?
    马琳
    2016, 56(4):  123-13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13
    摘要 ( 97 )   PDF (334KB)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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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海德格尔的名篇《艺术作品之起源》的三个版本,展现出它在文本、思路方面与《存有与时间》的呼应性关联,尤其关注到几乎未被讨论过的《存有与时间》中对古代希腊神庙废墟的书写。海德格尔所讨论的梵高的绘画、希腊神庙与《存有与时间》的第一部、第二部具有一定的呼应关联:在梵高的《鞋》那里,历史的向度尚未完全敞开,此在(即农妇)尚未真正地展开其时间性;而在希腊神庙那里,此在(即希腊民族)作为未来性而在场,或者说展开了其时间性。艺术作品是一种独特的“物”,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开启世界的力量,把原本隐秘、不显眼的事物携入作品所开启的世界之中,并且让大地是大地,这些都是同时间发生的本成事件,是一种否弃了事物作为认识论或是美学对象所具有的规定性的存有—历史性事件或者说“跳跃”。这种跳跃 (Sprung) 即促成艺术作品之起源 (Ursprung)。

    陈白沙的“坐法”“观法”与儒家静坐传统
    王光松
    2016, 56(4):  133-14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14
    摘要 ( 489 )   PDF (348KB) (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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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坐是陈白沙的根本为学方法与教法,其思想史意义已被广泛提及,其技术操作却鲜为人知。在“坐法”上,白沙既承继了宋儒的“瞑目”“调息”等传统,又确立了趺坐的新坐姿;其“观法”体系由悟道静坐观法、观天地生物气象静坐观法、愈疾养生静坐观法所构成,三者功能各异,又有交织。白沙在儒家静坐史上开启了静坐规范化、仪式化的进程,他对静坐的推崇、力行及教法实践,极大促进了这一工夫法门的传播,对明代中后期的士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重温白沙静坐,既有助于对白沙心学及儒家静坐传统的理解,对当下伦理建设亦不无裨益。

    劣向选择成本
    邓曦泽
    2016, 56(4):  144-15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15
    摘要 ( 97 )   PDF (363KB)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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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竞争这种习以为常的现象,尚未发现超越具体竞争理论、从基础理论层面予以解释的研究成果。竞争中存在一种迄今无法归类的成本——劣向选择成本,可简称为“劣向成本”,此成本即竞争成本,它决定竞争之胜败。当行为者面对诸多选项时,最优选项的价值与实际选项价值的差,就是劣向成本。也就是说,当行为者面对选项A与B,且B优于A,并且B与A的价值差为P时,若行为者选择A而放弃B,则他不是获得了A,而是损失了P。P就是劣向成本,即竞争成本。劣向成本越低的选择,越能在竞争中胜出。劣向成本既不能归为其他成本类型,也不能独立于其他成本,它发生于其他某类成本的比较/竞争中。劣向成本是竞争的充分必要条件,它可以解释一切领域的竞争,并能使过去被视作“自然的事实”的竞争现象成为“可理解的事实”或“可解释的事实”。

    先赋性、后致性政治关系与社会责任
    李孔岳;叶艳
    2016, 56(4):  156-16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16
    摘要 ( 147 )   PDF (316KB)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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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先赋性和后致性视角,选取2012—2014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的上市民营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不同类型的政治关系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总体来看,超过半数的上市民营企业拥有政治关系,且拥有后致性政治关系的企业家高于具有先赋性政治关系的企业家。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存在企业间的巨大差异:在不区分政治关系类型的情况下,企业家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正向促进作用;在区分政治关系类型的情况下,先赋性政治关系和后致性政治关系对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企业家的先赋性政治关系对企业综合社会责任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后致性政治关系对企业综合社会责任没有显著影响。

    亚投行对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的结构性影响
    王惟晋
    2016, 56(4):  166-17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17
    摘要 ( 123 )   PDF (581KB)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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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在新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社会网络模型后发现,亚投行成立后,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将出现局部结构性改变,中国的影响力大于其所受到的影响,成为体系内新的主导国家。但是,美、德、英、法、意、日六国的能力仍然是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中之最强,体系的核心排序没有变化;美、日两国能够承受不加入亚投行带来的风险,而没有加入亚投行的非主导国家的地位则受到了伤害。中国若要巩固在体系内的主导地位,必须加强与美、德、英、法、意、日之间的合作,推动多个新的多边开发银行的建立,促进主要多边开发银行的投票权改革;同时,也要让亚投行设立较高的准入门槛,增加亚投行的融资手段,防止“搭便车困境”出现。

    制造业升级转型模式、路径与管理变革
    陈志祥;迟家昱
    2016, 56(4):  180-19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18
    摘要 ( 126 )   PDF (548KB)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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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加,为了提升竞争力,从低端向高端价值链转型升级成为我国制造企业的一个必然选择。区别于以往理论界从企业资源观与市场竞争优势的角度探讨转型升级的问题,从一个新的视角——信息技术驱动与促进作用下探讨制造业转型升级模式、路径选择以及信息技术环境和管理变革问题,提出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与企业升级转型能力关系模型和基于信息技术驱动与促进作用下双循环升级与转型模式,并对新型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环境下我国制造企业的运作流程再造、供应链管理、信息技术支撑环境和应用模式进行讨论。

    董事会权力等级、战略性资源配置变动与公司绩效
    黄文锋;张建琦
    2016, 56(4):  192-20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19
    摘要 ( 117 )   PDF (323KB) (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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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于公司董事会权力等级、战略性资源配置变动与公司绩效间关系的研究,认为:公司战略性资源配置变动是董事会权力等级影响公司战略的重要通道之一,其影响作用受组织规模的制约,而公司战略性资源配置变动与公司绩效间则存在非线性关系。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权力等级集中度显著正向影响公司战略性资源配置变动,企业规模越大董事会权力集中度对公司战略性资源配置变动的影响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战略性资源配置变动与公司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

    中国独生子女消费行为特征及管理启示
    Youssef El Haoussine;王海忠;李志宜
    2016, 56(4):  202-210. 
    摘要 ( 187 )   PDF (275KB) (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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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独生子女问题不同于任何国家个别家庭的独生子女问题。中国因全国性生育与人口政策而形成全社会独生子女环境,因而国际理论界的相关文献对于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的直接借鉴意义并不大。结合消费社会化的微观和宏观环境两大层面,分析论述了中国独生子女消费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消费行为特征,表现为父母作为购物信息源的延迟影响、倾向于网络搜索与网上购物、对产品信息和购买的矛盾感等。建议企业在拟定营销战略时,可以考虑以独生子女父母为营销传播的目标市场;发展品牌线上社群,发挥同龄人的意见影响;培育电子商务市场环境,提高独生子女对网络购物的信任感和满意度。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启示包括:提高独生子女对自身人际交往能力的元认知;发展电子政务,满足独生子女的移动网络政务咨询需求;针对独生子女行为特征,借鉴营销理念开展“思想教育”,提高全面二孩政策的执行效果,挖掘“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