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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6年 第56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1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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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胜质则史”论
    胡大雷
    2016, 56(6):  1-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1
    摘要 ( 286 )   PDF (236KB) (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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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有两种史官,太史以记录为主,瞽矇以宣讲为主;讲史的特点是从“事”、“义”两方面对原始史书进行阐释,其所谓“辞多”、“捷敏辩给”、“繁于文采”、“雕琢”等特点,改变了原始史书的简略以及“微言”的表达,使其具有“文胜质则史”的状态。后世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进一步提高叙“事”能力,二是史书撰作不再局限于“记言”、“记事”,对历代典章制度等文化建设的记载,也成为其主要内容之一。“文胜质则史”的史学意义,在于其奠定了《史记》、《汉书》的体例,一是以纪传体的叙事,叙写政权的兴亡盛衰;二是以“书”、“志”记载典章制度等政体建设、文化建设,成为纪传体史书的两大支柱内容。“文胜质则史”又标示着“史”以其卓越的叙事能力成为最早的文学性的文体之一。

    《文筌》:构建科举背景下的文体学体系
    朱迎平
    2016, 56(6):  8-1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2
    摘要 ( 239 )   PDF (323KB) (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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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绎曾的《文筌》是由古文谱、四六谱、赋谱和诗谱四部分组成的一个阐述“作文之法”的完整自足的体系。《文筌》构建起科举背景下的文体学体系,其特点是:以谱录式、格法型为基本体式;以梳理作法、揭举规范为主要内容;条分缕析、要言不烦的表述特色。这一体系有与时俱进的出新,也有明显的缺陷。其构建体系的尝试算不得成功,但在文体学发展史上不容忽视。

    曾国藩的通俗诗文创作与文体创新意识
    左鹏军
    2016, 56(6):  18-2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3
    摘要 ( 208 )   PDF (316KB) (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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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写下了一批以军事教育、军纪要求、鼓舞士气为中心内容的通俗诗文,在当时和其后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写作现象。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是曾国藩通俗诗文创作的内在动力,以兼收并蓄、守正创新、适时而为、振兴文坛风气为己任的理论主张和变革意识是其通俗诗文创作的思想基础,而受命兴办团练、组建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特殊时势则是这些通俗诗文创作的直接触发点。这些通俗诗文不仅表现了曾国藩独特的治军练兵、对敌作战策略,而且形成了具有明显实用性、及时性特点的语言风格和文体形态,表现出明显的通俗化、白话化、口语化、民间化趋势,对近代书面语言的通俗化、传统文体的自觉变革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从这一角度看,曾国藩是近代以来汉语书面语言通俗化、白话化运动的先驱。

    跨国视野:论民初通俗文学中的“家庭”与“爱情”
    罗萌
    2016, 56(6):  28-3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4
    摘要 ( 121 )   PDF (274KB) (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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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初通俗作者在职业身份上的集编、创、译于一体的多元性,促使他们在传播中充分发挥了“文学”与“批评”两种形式,并在具体理念上相互呼应。他们的写作与“翻译”经验息息相关。其“翻译”表现为一种文化斡旋,超出单纯的语言转换范畴,包含了观念引用与重述、文体迁移以及文化挪用等复杂过程,从中建立特定的价值引导和文化观念。就“家庭与爱情”这一话题而言,一种有意识树立起来的“跨国”视野被同时纳入他们的批评言论和文学文本之中。在文学实践中,以“短篇小说”为主要载体,通俗作家集中化、譬喻化地映照出时代的关切与追求,在“世界”与“民族”的双重关怀中,建立起富于张力的“中国人”形象。

    论新马华文文学中的“南洋大学”书写
    朱崇科
    2016, 56(6):  36-4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5
    摘要 ( 221 )   PDF (360KB) (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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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存续不到30年的南洋大学被李光耀(1923—2015)强行关闭。现实中的南洋大学走入历史,文学再现中的南洋大学图像却绵延不绝。华文文学书写中的“南洋大学”意象自有其发展脉络:“南洋大学”存在时期(1953—1980)的相关书写显得富有活力,亦具有明显的本土性倾向,而在确认被关闭后,也呈现出悲怆而又顽强的风格;到了1980—1990年代,作家们采取了多种方式再现“南洋大学”,如现实验证、前后比照、寓言重写等等;21世纪以来,相关的文学书写亦有自己的风格,它们考虑如何借助文字再塑“南洋大学”及其精神,也包括通过意象的锤炼加以重塑。

    孙中山研究亟需注意版本问题
    桑兵
    2016, 56(6):  47-5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6
    摘要 ( 126 )   PDF (344KB)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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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治学,首要讲究版本目录,而近现代史研究因材料繁多易得,反而较为忽视版本问题。实则版本的比较和文词的校订,常常会产生识一字成活一片的奇效,尤其是文本内容的渊源演化以及不同版本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差别,对于解读认识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具有重要作用。如陆皓东供词很可能并非当时的文本或经后来改动,而孙中山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发表时间提前两年,则成为“汉奸”转义的发端。通过《孙文学说》多种版本的比较,可以揣摩孙中山面对各方意见坚持不改和有所补注的取舍,显示文本异同与语境的关联之于研究孙中山观念行事的重要性。

    清政府对孙中山的认知及侦缉机制
    安东强;姜帆
    2016, 56(6):  58-6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7
    摘要 ( 222 )   PDF (328KB)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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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对手方,清政府如何认知和侦缉孙中山的途径与机制问题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1895年,粤籍京官戴鸿慈最早向清廷密报孙中山其人其事。由于清政府各方将孙中山视为在广东谋反会匪的“贼”首,故由广东当局负责侦缉,并有驻外使臣相配合。后因牵扯戊戌党案,清政府将其与康梁同列为朝廷要犯,目之为“国贼”,在同盟会成立后又视其为国内“一切革命运动的灵魂”。与之相应,外务部及袁世凯逐渐取代广东当局,成为清政府侦缉和应对孙中山的主要力量。清政府与孙中山之间的政治角力,不仅是孙中山在国内政治影响力不断强化的过程,还是辛亥革命逐渐深化的重要表征。

    春秋会盟的“春秋笔法”析论
    吴柱
    2016, 56(6):  68-7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8
    摘要 ( 197 )   PDF (313KB) (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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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对于诸侯会盟的记载,或书“某会某盟”,或书“某及某盟”,区别在于盟礼举行之前是否举行会礼;或于鲁国参盟者略而不书,原因是鲁侯与外大夫结盟有违尊卑之制,出于尊公的原则而为之讳;或书“盟”或书“同盟”,区别在于盟礼举行之前是否举行觐见盟主的殷同之礼;或以国名作为盟地,原因在于以“国名”代称国都;凡有盟而不书其盟,往往是举“会”以包“盟”。其实“春秋笔法”单纯质朴,无非人之常情,远不如经学家们所想的那般幽深玄妙。考察《春秋》诸侯会盟的笔法,务必先将历代学者五花八门的褒贬损抑之说放在一边,只需基于两个因素去考虑:一是历史事实,二是尊鲁、尊公的立场。

    宋代孝女文化转型论略
    易素梅
    2016, 56(6):  78-9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09
    摘要 ( 229 )   PDF (470KB) (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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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文献与图像资料中屡见不鲜的曹娥给人以孝道化身的印象。然而细细考量,我们发现虽然经典话语体系认同曹娥的孝,但是地方社会对于其自残尽孝的方式或有质疑的声音,宋人仍在探寻支持其孝道的依据。即便是作为孝道文化象征的曹娥,由她激发的宋人联想也颇具开放性:无论男女都可以从她的故事中获益,她的孝道不仅被用来劝孝,〖而且被用来砥砺男子尽忠、女子守节。如果我们聚焦绍兴地区的曹娥信仰,就会发现仅用孝道难以解释人们斥资建庙的动机。并非所有孝行传主都能成为祠祀主神,而且曹娥故事本身带有浓烈的巫术、民间信仰色彩。曹娥信仰在绍兴流行、朱娥被配享曹娥庙,具有更为切实的功利性因素。

    “二千年学者皆荀子之学也”:康有为荀学思想研究
    石永之
    2016, 56(6):  93-10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10
    摘要 ( 189 )   PDF (321KB)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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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说的“二千年学者皆荀子之学也”是指荀学为可以变化气质的“道问学”之学术,谭嗣同的“排荀”名言是指认荀学为二千年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康有为引发了维新变法时期“排荀”与“尊荀”的学术争论。主张宗教救国论者“排荀”,而对康有为仿耶稣的教主做派非常排斥的章太炎则“尊荀”。康有为对荀学的了解非常深刻,罕见地点出荀学的心学特征,认为荀学内外兼备,是孔子思想之具体。康有为对荀学也有批评与微词,但其主要的论调是认为荀学内外兼备,主张孟荀并尊。

    日本的《永久和平论》研究及其课题
    牧野英二著, 廖钦彬译
    2016, 56(6):  103-11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11
    摘要 ( 176 )   PDF (440KB) (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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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是复杂的全球化时代,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及其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康德的和平论虽然预见了现代社会的趋势,但从已超越其框架的现代课题看,“能否应对现实世界的情势”这一问题意识,为现今吾人提供了重新检讨《永久和平论》的可能性。《永久和平论》在日本的康德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具有重要意义。在日本的《永久和平论》之论争史中,因其社会与思想背景的缘故,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性意义,因此留下重大的意义与课题。《永久和平论》的“世界共和国”之说明,和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对永久和平理念之说明,并没有矛盾。康德显然不是从信仰而是从哲学的立场,确信永久和平实现的可能性。能担保康德永久和平之实现的,既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的意图,而是人类的道德实践。一般认为《永久和平论》放弃“世界共和国”,而提出具消极意义的“国际联盟”。此种见解并不是妥当的解释。从全球化视野看,康德的和平论和现代的正义问题息息相关,《永久和平论》的现代意义在于它与现代的正义论、反战思维有着密切的关连。其研究与评价,为国际社会的安定与和平带来重要的启发。

    关于康德《论永久和平》的若干思考
    李明辉
    2016, 56(6):  117-11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12
    摘要 ( 208 )   PDF (140KB) (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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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人类史的观点,因而具有解释的功能;另一方面为人类指出他们必须履行的义务,因而具有规范的功能。这个理念并不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空想,因为一则其实现只要求行为的“合法性”,而不要求其“道德性”;再则其达成可以从非理性的力量得到某种保证。1995年“欧洲联盟”的成立可被视为“永久和平”理念之具体实现。这个理念隐含超越民族主义与国家主权的可能性,若与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相结合,可以为东亚地区的整合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架构。

    斯宾塞福音:李提摩太译《大同学》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
    姚达兑
    2016, 56(6):  120-12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13
    摘要 ( 263 )   PDF (306KB) (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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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后,社会进化论被中国人普遍接受,其功应归于严复译《天演论》(1896),而1899年李提摩太译《大同学》则是对《天演论》的回应。《大同学》一书被称为“斯宾塞福音”,内容为社会进化论加宗教伦理。原著为颉德《社会进化》一书,当年在欧美非常流行,在清末中国也影响不小。译作《大同学》征引了原著所无的大同学说〖JP〗以及理学,以论证基督教的社会作用。颉德认为:进化的关键在于社会效率,这有赖于一种利他情感。这种情感来自于宗教。基督教为西方文明进化提供了一种超理性的制裁力。颉德的观念影响到了梁启超的思想。不同的是,梁氏将颉德的“应用基督教”的公式,替之以“应用佛教”,进而以求新小说、新民、新国。

    中国地方改革的类型学:改革角色与共识基础
    倪星;梁维东
    2016, 56(6):  129-13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14
    摘要 ( 236 )   PDF (244KB) (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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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各地方政府推动的试验性和创新性改革不断涌现,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得以全面推广。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为何出现如此多样化的局部性改革创新行为?学术界的争论有二:一是地方改革的动力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二是地方改革的路径是渐进调适式的还是全面深化式的。围绕这两大分歧,地方改革可以归类为四种典型模式:孤岛现象、执行差距、渐进调适和创新扩散。类型差异背后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角色和地方改革的共识基础存在区别。该类型学划分在理论上回应了当前海内外有关中国国家适应性和政权弹性的讨论,在经验上为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提供了可预期的参考模式。

    从财政支出结构变迁看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陈天祥, 赵慧
    2016, 56(6):  136-15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15
    摘要 ( 154 )   PDF (1227KB) (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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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政府财政支出分为经济建设性支出、社会服务性支出和维持性支出三类,并对财政支出倾向、支出规模和变化程度进行定量分析,以考察1978—2013年广东省的政府职能转变轨迹。结果显示:2000年以前,经济建设性支出占比最大,但它与社会服务性支出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显示出经济建设职能逐渐弱化之势;进入新世纪后,社会服务性支出的优势开始显现,特别是2007年以后这种优势更加明显,政府职能的重点转向公共服务,无论是在最终占比方面还是占比年增长率方面,广东均扭转了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局面。但是,庞大的维持性支出和经济建设性支出,仍然制约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前途任重道远。

    政策与文化的碰撞: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问题管窥
    李若建
    2016, 56(6):  157-16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16
    摘要 ( 198 )   PDF (304KB)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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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查资料,1982年以后全国性的“失踪女孩”情况日趋严重,导致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宏观政策;粤西沿海地区“失踪女孩”问题突出,是文化因素在宏观政策的刺激下所致。由于文化不容易改变,因此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是否要尊重文化因素,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意向书的法律约束力
    杨彪;叶琪
    2016, 56(6):  167-17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17
    摘要 ( 145 )   PDF (303KB) (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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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向书是前合同文件的重要类型之一,其法律约束力包括合同约束力、缔约责任约束力和合同解释约束力三个方面。意向书的主要功能是交换信息和建立信任,推进合同谈判进程,促成最终交易。根据不同谈判阶段的需求差异,谈判者也将有偏好地选择正式约束力和非正式约束力这两种不同强度的意向书,并产生相应的激励效果。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意向书法律约束力的认定标准和具体做法不尽统一,未来的立法活动中应对意向书进行专门规定,制定符合商业需求的裁判规范。

    韩非子治道思想的核心及其困境
    孔庆平
    2016, 56(6):  177-18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18
    摘要 ( 241 )   PDF (281KB) (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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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于《韩非子》的文本,分析韩非子的治道思想,着重揭示其主张明法、依势、用术的政治法律思想,不仅在于他对于政治危机以及人性的认识,更为重要的在于,他所提治道指向的政治目标奉君主利益为唯一合法利益。因而,他放弃了道家“清静自然”和儒家“为政以德”的信念。

    城市专业化、多样化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毛艳华;蔡敏容
    2016, 56(6):  186-19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6.019
    摘要 ( 334 )   PDF (429KB) (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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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从城市专业化与多样化视角进行分析和阐述,并基于2004—2013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相关数据,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经验验证。结果发现:1.无论从全国看还是从分区域看,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均具有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作用;2.就城市专业化而言,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力量源泉来自城市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中西部城市专业化水平的提高;3.就城市多样化而言,城市多样化水平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间存在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中国当前正处于多样化水平提高促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小幅下降的阶段。分区域看:东部城市多样化水平已突破拐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随多样化水平的提高而上升;而中西部城市多样化水平仍处于拐点之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随多样化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有关城市专业化与多样化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不同影响效应为中国城市发展路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差异化集聚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机理梳理和实证检验
    田敏;王曦
    2016, 56(6):  200-210. 
    摘要 ( 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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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关于国际资本流动决定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仍比较碎片化。有鉴于此,首先从理论上梳理总结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内在机理,更细致地区分了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长期结构性因素和短期周期性因素;然后使用全球48个国家地区2000年第1季度—2014年第4季度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不同类型国家以及不同类型国际资本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性因素有国内利率、全球波动性,结构性因素有国内经济增速和国内市场规模;对于发达国家,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性因素有国内利率、汇率,结构性因素有国内市场规模和贸易开放度;不同类型国家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决定因素也不尽相同。研究对于认识和管理我国当前国际资本流动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