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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7年 第57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1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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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诰殷盘”是如何炼成的
    陈桐生
    2017, 57(1):  1-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01
    摘要 ( 501 )   PDF (260KB)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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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语言佶屈聱牙,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词语古老。这些词语不是来自殷商方言或岐周方言,而是一批比“文言”形态更早的书面词语。二是史官抢记导致语句成分被浓缩或被省略。由于记录速度赶不上说话速度,因此商周史官在记录王侯谈话时只能通过浓缩文句、捕捉关键词语等方法来抢记,然后直接将未经整理的记录手稿作为文诰发布,由此造成似通非通、佶屈聱牙的语言效果。三是商周时期尚未形成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字运用规范,导致商周史官大量使用与本字形近、音近的通假字和假借字。四是《尚书》问世之后,经过数千年辗转传抄,出现不少脱简、增窜、讹误、错漏现象,其间汉字字体又经历了籀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的数次变化,《尚书》今古文经学在文字上互有差异,唐代卫包改古文《尚书》从今文,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尚书》语言,从而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试论孔子的艺术观
    王齐洲
    2017, 57(1):  8-1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02
    摘要 ( 386 )   PDF (316KB)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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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未直接使用艺术概念,只用“艺”和与之相近或相关的概念来表达关于艺术的思想。“艺”的本义是指种植或移栽,引申为个人所能够掌握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孔子所称的“艺”,是用其引申义,主要指有关新、旧“六艺”的知识和才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艺术观的集中表达,阐述了礼乐文化精神与艺术的关系。从价值层面看,“道、德、仁”是上位概念,“艺”是下位概念,有主从重轻之分,前者统领后者也指导后者;从操作层面看,“道、德、仁、艺”则是一体,本末兼该,内外交养,不能强分主从和重轻。这一观念不仅为艺术确定了基本位置,而且促进了艺术鉴赏水平和审美趣味的提高,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香囊记》作者、创作年代及其在戏曲史上的影响
    黄仕忠
    2017, 57(1):  17-2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03
    摘要 ( 196 )   PDF (345KB)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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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囊记》的作者为宜兴老生员邵璨,该书经宜兴生员杭濂字道卿与武进生员钱孝号西青“帮帖”而成。杭濂弱冠时即与都穆、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倡为古文辞,相交数十年,文徵明为其遗集作序;钱孝为杭濂兄杭淮早年之师,亦与此一吴中文人圈来往密切。从杭濂的生卒推断,邵璨大约生于成化元年(1465),卒于嘉靖十年(1531)前后。而《香囊记》当作于正德十年(1515)之后,嘉靖五年(1526)之前。当时太湖东南一带有一批背景相似、地域相邻且有所交集的生员投入南戏创作。此剧的出现,真正开启了以文人视野和文人笔法作剧的时代。这是民间南曲戏文走向文人传奇的转折点,因而应给予高度评价。至于旧说《香囊记》作者为邵给谏、邵弘治(邵宏治、邵半江、邵珪)等,乃因邵珪(1441—1488)字文敬,官居高位,为邵璨同乡前辈,两人字音相近,被附会而致。

    晚清岭南官场演剧及禁戏
    陈志勇
    2017, 57(1):  27-3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04
    摘要 ( 372 )   PDF (383KB)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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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远离中国的文化中心,清中叶以后岭南戏曲才迎来发展的高峰。同治、光绪年间,浙江人杜凤治在宦粤14年的日记中,较为清晰地记录了晚清广府官场宴戏及民间演剧的面貌,为我们触摸100多年前岭南戏曲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文献。《杜凤治日记》还以官员的视角展示官府禁戏的历史场域,重现各种禁戏指令出台和执行的始末,开显官方与文化传统、地方士绅及在华洋商等多重因素较力的隐幕。

    在民国历史中重新发现现代文学
    李怡
    2017, 57(1):  39-4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05
    摘要 ( 364 )   PDF (118KB)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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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与“现代”的深度纠缠为今天的文学史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成为“民国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出场的历史渊源,深刻影响了文学文献的保存、整理和进一步研究。如何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框架中正视“民国”的丰富与复杂,是这一段文学文献能否得以完整呈现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要面对的“史料”相当丰富:一系列的国家、社会文献——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教育等等,都很可能改变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想象;重视文学的“周边”不仅必要,而且往往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启示。回到民国历史的新的研究有助于破除多年来雾霾般挥之不去的“现代性”焦虑,在中国自身的历史情景中重新发现自己。

    鲁迅与民国,问题与原点
    贾振勇
    2017, 57(1):  42-4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06
    摘要 ( 134 )   PDF (236KB) (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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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研究的“固化”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再生产能力弱化的重要症候。学术研究个体,既需要坚韧持久的学术伦理意志与意愿,也需要学术研究内部的专业自省意识和价值反思精神,更需要两个层面的诉求相互支撑,以抵达较完美程度的融合境界。问题原点意识,应在重返触摸、回到鲁迅等学术思想与方法、追求真相基础上,形成价值取向更为鲜明、伦理意志更为坚定、学术自省意识更为强烈的以问题原点意识为核心的系统学术思想与方法。民国作为鲁迅“生活世界”问题的原点,是一个具有重要开拓空间的学术命题。民国时代是现代中国文艺复兴初步展开的时代。这个文艺复兴的初步展开过程,是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一个重大原创性事件。鲁迅就是这个重大原创性事件中的标志性重大原创性成果,是中国文艺复兴“童年时代”的“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堪称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在“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中间物”。

    训政理念下的革命文学
    张武军
    2017, 57(1):  49-5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07
    摘要 ( 377 )   PDF (302KB)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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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组织策划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对抗革命文学和“左联”,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称其为“反革命”或“右翼文学”。近些年来,不少学者着眼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层面,对南京国民政府文艺有了新的定位,然而,曾经投身于国民大革命的国民党人,如何从革命文学转向民族主义文学,值得我们认真分析。考察1929—1930年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及文艺副刊,不难发现:革命和革命文学仍然占据绝对主导,民族主义只是革命文艺的修饰和前缀;训政理念下的革命文学才是国民党文学的内在理念和根本方针,而诸如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只是其表现形式。

    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
    妥佳宁
    2017, 57(1):  58-6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08
    摘要 ( 134 )   PDF (374KB)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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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夜》的创作动机长期被解读为“回答托派”,即用小说写作阐释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无法战胜买办阶级而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茅盾虽接受瞿秋白的指导,但直到成书之后仍未能深入理解所谓“托派”观点并予以有力回答,反而在揭示“立三路线”的过程中与某些所谓“托派”观点形成共鸣。事实上,在小说“提要”和现存大纲及前四章手迹当中,茅盾笔下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更多地呈现为实业与金融之间的对立掣肘。茅盾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回答托派”,既是因为实业与金融背后的汪派与蒋派之争,也是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时期的茅盾,其1927年的亲身革命经历在1930年上海的曲折映现。而小说结局由原来设计的吴荪甫与赵伯韬在红军四起形势下的握手言和,按瞿秋白要求改写为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战胜买办,虽符合了“回答托派”的意识形态要求,却遮蔽了茅盾原本对中国社会的把握与言说方式。

    民国城市书写:《丹凤街》与南京
    袁昊
    2017, 57(1):  69-7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09
    摘要 ( 377 )   PDF (224KB)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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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文化名城,南京在历史上有其固有的文化形象。进入民国后,南京城市文化与文学形象发生了变化,保守性与政治性成为其显著特征,而这也成为认识民国南京城市形象的固定观念。在这一概括性的认识之下,南京城市具体面貌却变得模糊。张恨水的民国南京城市书写,尤其是小说《丹凤街》,真实形象地记录了民国南京的城市样貌,是南京民国城市形象的文学显现。在具体书写中,张恨水运用总体与局部映衬、点面结合、高视角多维度相交错的方法,构建了民国南京城市的文学形象。张恨水的民国南京城市书写一定程度上开创了现代文学城市书写的别样路径,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分裂的校园:1920—1927年东南大学治理结构的演变
    牛力
    2017, 57(1):  74-8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10
    摘要 ( 197 )   PDF (449KB)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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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1927年东南大学的治理结构经历了显著变化,其中以评议会和校董会的权力消长为核心。作为全校最高议事机关的评议会,面对校内系科之争,因利益关涉难有效能,其职权被校董会逐步挤压,最终在1923年被全面取代。校董会体现了东南大学在地方构建一个沟通政、商、学界权势网络的努力,也成为东大汲取社会资源的重要渠道。校董会职权的扩展,不仅加剧了校内群体的分裂,也强化了大学对于地方军政势力的依赖,从而带来潜在的政治风险。校内的分裂与校外的政治因素相互激荡,终成为1925年易长风潮的重要推手。在易长之后大学权力格局的重组中,“教授治校”的理念被高举,并形成了“教授会议—校务会”的双层结构。但面对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所谓的“教授治校”,在校务管理上鲜有效能,也难以应对激变的时代。

    私立大学校长的政界人脉
    韩戍
    2017, 57(1):  89-9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11
    摘要 ( 404 )   PDF (342KB)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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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对私立大学而言,拥有一定政治资源至关重要。私立大学校长的地位、人脉,尤其是政界网络,更对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以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为例,他在执掌学校的二十年中,在中央和地方广泛调动各种政治关系,为学校争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学校的持续办理。然而,校长个人政治地位的变动,政府高层的派系斗争,都会对此种争取资源的努力构成限制。张寿镛为办理光华大学而扩展政界人脉的努力与挫折,折射出近代中国学界与政界之间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

    汉晋道教定期斋戒与佛教布萨制度关系论考
    王承文
    2017, 57(1):  99-12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12
    摘要 ( 141 )   PDF (828KB)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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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道教定期斋戒与印度佛教布萨制度的关系,是数十年来道教仪式史和佛道关系史研究最有代表性的问题之一。多数研究者都强调是道教模拟仿效了佛教。近年来更有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道教所有定期斋戒制度,均开始于公元400年出世的《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而这部古灵宝经的定期斋戒,则又直接源于对公元397年翻译的佛经《增一阿含经》中每月“六布萨”制度的模仿。汉晋道教定期斋戒制度的真正来源其实是先秦秦汉国家祭祀制度和礼俗中的斋戒。早期印度佛教出家僧尼的“布萨法”,与中国佛教在家信徒所遵循的“月六斋”,其实是两种差别极大的宗教制度。然而,由于六朝隋唐部分汉译佛经往往将二者完全相提并论,致使二者的含义和界线都变得模糊不清,并因此长期影响了中外学术界的相关认识。在对早期佛教“布萨”制度和“月六斋”制度进行追根溯源的基础上,提出本土佛教“月六斋”等定期斋戒制度的确立,既是其直接模拟仿效汉晋道教定期斋戒制度的结果,也是印度佛教“中国化”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

    性即气:略论汉代儒家人性之内涵
    沈顺福
    2017, 57(1):  125-13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13
    摘要 ( 132 )   PDF (287KB) (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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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董仲舒、扬雄、王充等为代表的汉代儒家认为人性是天生之质。天生之质不仅指初生之质,而且具有一定的属性,即,或为善之端,或为恶之端。这些具有善恶属性的材质便是气。性是气。气分为贪、仁。仁气主要指致善之性,贪气主要指致恶之性。汉儒以为人性既有致善之性,也有致恶之性。性混善恶。性混善恶论表明:内含善恶之质的性并非真正的单一性本原。这些材质之性需要教化。

    论朱子仁学思想
    吴震
    2017, 57(1):  133-14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14
    摘要 ( 379 )   PDF (553KB)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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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宋代道学史上,有相当一批学者发出“仁至难言”的感叹,甚至建构了庞大经典诠释系统的朱子也不免叹息“仁字最难形容”,因为在他们看来,孔孟言仁多属“指示”语而非定义语。故自宋初始,儒家仁学就面临着如何诠释及重构的问题,这一任务经由二程至朱子而得以完成。朱子在对二程前后的各种仁说进行理论清算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二程仁说中的一体义、感通义、生生义以及仁性爱情说、以公体仁说、天地之心说、心如谷种说、仁道仁理说等思想观点,建构起一套新仁学,全面揭示了仁的要义,即以下四点: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仁者人之所以尽性至命之枢要也。朱子仁学意味着传统的仁学论述实现了伦理学与宇宙论、本体论多重视野的交融,使得仁的诠释不再仅限于爱人、爱亲等伦理层面而发生了明显的心性化、宇宙化、本体化的转向,极大地丰富了儒家仁学的思想内涵,在儒家文化发展史上乃至当今重振儒学的时代背景中都显示了重要的理论价值。

    王阳明龙冈书院讲学考论
    陆永胜
    2017, 57(1):  150-16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15
    摘要 ( 127 )   PDF (405KB)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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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明龙冈书院讲学是其居黔活动的重要部分,也是其思想形成、传播与践行的重要途径。因为文献误载或漏载,龙冈书院讲学的重要性和思想史意义一直隐而不显,鲜有学者发明之,并在具体时间、地点、内容、对象、形式、性质、影响等方面亟待考论。龙冈书院讲学是黔中王学五大重镇之首的龙场王学得以建构的重要活动,在思想创见、学术承续、弟子师承等方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独特性和完整性,承担了阳明悟道后的证道、传道、践道三重使命,对黔中王门学派、贵州区域文化和贵州儒学思想世界的建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开创与引领作用,并内在地规定了其思想的心学内核、学术特质和实践品格,对阳明学的发展与践行具有重要意义。

    可变调整成本与劳动力流动的状态依赖
    田凤平;周先波;杨科
    2017, 57(1):  162-18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16
    摘要 ( 378 )   PDF (2226KB)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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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搜寻理论框架下,从理论上导出劳动力流动的状态依赖性,并研究可变调整成本在劳动参与状态依赖性中的作用。从状态依赖的视角,使用中国(广东)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研究劳动力前期务工状态通过家庭调整成本对后期外出务工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家庭劳动力流动关于过去的务工状况具有显著的状态依赖性,且调整成本是可变的。因为调整成本的存在,前期是否外出务工对后期外出务工的处理效应总为正;前期无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后期继续选择不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显著大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前期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是否改变后期务工状态取决于家庭的收入高低。研究结果对如何从宏观上解决中国当前因劳动力转移规模不断扩大而造成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以及减轻空巢老人和空心村问题有一定的启示。

    创业过程视角下创业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
    徐骏辉;赵兴庐;张建琦
    2017, 57(1):  181-19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17
    摘要 ( 355 )   PDF (335KB) (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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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业过程视角下,企业的创业能力既包括外部环境中机会驱动的外生型创业能力,也包括内部环境中资源驱动的内生型创业能力。对336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进一步发现:(1)外生型创业能力显著地提升了激进式创新水平,但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程度较弱;(2)内生型创业能力大幅度提升了企业的渐进式创新水平,但对激进式创新没有显著影响;(3)激进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均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且在两种创业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上述结果为深入理解创业能力的性质及其对创新及绩效的差异性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产业集聚、FDI溢出及其互动对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
    汪建成
    2017, 57(1):  191-20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18
    摘要 ( 142 )   PDF (339KB) (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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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背景下,产业集聚效应与FDI溢出效应及其互动对企业创新升级有重要作用。利用2005—2007年间中国企业产业集群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知:首先,集群形态有利于企业升级,并具体表现为集群里的主导企业实力越强、网络结构化程度越高、人力资本流动越充分,企业升级效果越好。其次,集群和FDI的互动关系会影响内资企业的升级。最后,单纯的FDI资本投入容易集中在主导型企业上,不利于内资企业升级,在集群背景下,对FDI资本进行网络结构化分散布局,将能促进集群内内资企业的升级。

    技术进步、成本结构与农业经营方式变迁
    谢琳;罗必良
    2017, 57(1):  201-20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1.019
    摘要 ( 412 )   PDF (281KB) (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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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经营方式变迁,对理解合约选择的内在机理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从中国历史上农业经营方式的变迁趋势看,选择何种农业经营方式与所有权无关,而是决定于监督土地和监督劳动的成本结构。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的计量成本和监督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剩余索取权越来越倾向于界定给劳动者。家庭是最小的会计单位,家庭内部的偷懒和搭便车行为远远低于一般的经济组织,因此家庭经营成为主流的农业经营方式。在没有改变农业生产的高计量、高监督成本特征的条件下,任何背离家庭经营的经营方式,终将带来失败。这对中国的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