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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7年 第57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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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先秦“四言”
    过常宝;张少辉
    2017, 57(3):  1-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01
    摘要 ( 273 )   PDF (287KB) (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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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时,四言辞被用于祭祀占卜活动,成为周文化的典型标志之一,其代表文献是《诗经》及《周易》,四言也因此被赋予神圣话语的品格。到春秋时期,四言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基本可分为祭祀占卜之辞、礼仪之辞、教诫之辞、世俗之辞四类,它们共同享有礼乐文化传统。由政治、军事、社会交往等礼仪行为而产生的盟辞、命辞、吊辞、祷辞、誓辞、娱乐用辞等,都以四言为主;教诫是周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春秋时期,教诫和君子“立言”理想结合,围绕礼乐精神,形成谏诫、评论、对问三类四言辞;官民发表对于政治或社会的观点,也乐于采用四言的形式,促使四言世俗化。四言到战国时期才成为一种修辞手段。总之,先秦四言体现了礼乐文化传统,是一种有魅力的话语形态。

    《三国演义》中的赋学史料及其与小说之关联问题
    王思豪
    2017, 57(3):  9-1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02
    摘要 ( 165 )   PDF (307KB) (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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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小说文本中蕴藏有丰富的赋学文本与史料,这是一个被学界长期忽略的赋学领域。借赋学兴盛时代的东汉、三国之史事敷衍而成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存有《铜雀台赋》《据水断桥赋》《大雾垂江赋》和《赤壁鏖兵赋》以及一些赋学史论。曹植原撰而借诸葛亮之口增改的《铜雀台赋》在《三国演义》的情节转换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小说情节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缘于《三国演义》版本衍变繁杂,各版本中的赋篇文本出现有存、废与增、删的不同抉择以及异名、异文等问题,其中蕴涵着独特的版本价值和历史批评倾向。赋作本身具有描绘性的“体物”特征,又与小说情节设置相关联,在小说氛围创设及情感褒抑方面伏波千里,彰显出鲜明的叙事性特征。雅、俗两种文学体式在以三国为故事发生场的历史语境中相融互渗,彰显出独特的文学现象。

    《西厢记》莺莺像题诗的讹传与误读
    吴真
    2017, 57(3):  18-2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03
    摘要 ( 591 )   PDF (1580KB)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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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男性词人毛滂的《调笑·莺莺》本是一诗一词的联章体转踏词,明代《西厢记》坊刻本因误解《调笑》文体而将诗词分录,词作部分被误作他人作品。杨慎《调笑白话》“檃括”毛滂《调笑》,续写七言诗,此举被误作杨慎与夫人黄峨之间的诗词唱和。晚明至清中叶的多种闺秀诗选因此收入《调笑·莺莺》,作者均署为黄峨,从而造成批评家的误读,影响极大。清刊《西厢记》再将此诗用作卷首莺莺像的题诗,署名“杨升庵夫人”,成为流行版本。同一首《调笑·莺莺》,在三种文学系统中分署着三个不同的作者,各行其道。一首男性词人的平庸亵词,一旦被误作女性作者的闺阁寄语,则另添了一种别样的审美意涵,激发出读者别样的阅读体验,被视为“天鹿吉光”的至佳诗作。

    经古学与19世纪书院骈文的发展
    陈曙雯
    2017, 57(3):  27-3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04
    摘要 ( 112 )   PDF (318KB) (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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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的书院虽也偶有课经史词章者,但皆视山长或官员的学术趋向而定,并未成为定制,且所课词章多为诗、赋、古文,而骈文极少。创于19世纪的诂经精舍、学海堂是最早两所专课经古学的书院,古学中即包含了词章,阮元独特的骈文观体现于两所书院的课业中,拓展了书院中的骈文空间。受诂经精舍、学海堂的影响,各地相继出现专课或以小课的形式兼课经古学的书院,骈文创作在这些书院中已成为常态,它们或为命题而作,或为士子基于自己兴趣才华的自由选择。就命题而言,又有拟古、限体及内容关涉骈体三种方式。

    龠—管—律:远古乐律与天道
    张法
    2017, 57(3):  36-4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05
    摘要 ( 121 )   PDF (795KB)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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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在远古仪式中占有核心地位,乐律与天道一体。远古各族群在多方面求律的追求中,由竹类乐器而来的龠,在求律的演进中,曾占有主流的地位。它一方面把中国型的乐律提升为观念形态,另一方面在语言上形成以龠为中心的概念体系。龠的主位,在乐与天道的关联方面,形成龠—管—律的体系;在乐的自身结构上,形成籥—龡—龢的系统结构。远古乐律既表现为《管子》、《吕氏春秋》中的理论话语,也内蕴于曾侯乙编钟型乐器之中。而后者更体现出中国型的智慧。

    作为“开端”和“起源”的《故乡》
    卢建红
    2017, 57(3):  46-5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06
    摘要 ( 547 )   PDF (388KB) (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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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于“启蒙”和“革命”视野,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理所当然被置于革命/启蒙话语的“开端”位置,被赋予反封建和改造国民性的“起源”意义。但如果从中国现代性的“乡愁”视野看出去,则小说《故乡》无疑处在另一个“开端”的位置,具有不同的“起源”意义:一方面“故乡”演变为现代中国“个体”与“共同体”的意义源头,另一方面乡愁书写则成为现代中国主体建构与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凸显了主体的建构与认同困境,同时通过神异的海边图画揭示出“希望”的源泉,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鲁迅文学中的“希望/绝望”主题。

    从文化冲突走向文化和解
    区鉷;胡敏
    2017, 57(3):  57-6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07
    摘要 ( 153 )   PDF (259KB) (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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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冠诗人刘绮芬的写作是以自白的方式对原生家庭创伤的疗治,她把与父母的观念冲突所导致的受伤情绪,投射到诗歌的黑暗意象,使之成为一种黑暗情绪。黑暗成为她诗学的主要特征,隐喻了人际冲突,而其间的中西方文化冲突最为显著。黑暗情绪是她写作的动力和诗歌自我治疗的对象。作为华裔第二代移民的刘绮芬在暴露主流与边缘人群的冲突中意识到文化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从而提升了自我的认知。她从拒绝中国文化到理解中国文化,在写作中成长,内心由冲突走向和解。

    古文字构形探究两则
    李春桃
    2017, 57(3):  64-6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08
    摘要 ( 123 )   PDF (617KB) ( 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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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对“顷”、“矞”二字的分析,是根据已经发生讹变的小篆,并不可信。研究先秦文字及秦汉简牍资料可以发现,“顷”字不从匕,“矞”字也不从〖XC14-82.tif;%90%90,JZ〗。现在可以参照这两个字的早期写法对它们的构形进行重新解释。

    金文嘏辞中的易、害(割)释读补议
    任家贤
    2017, 57(3):  68-7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09
    摘要 ( 110 )   PDF (168KB)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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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文嘏辞中易、害(割)的释读,学界存在不同意见,但均认为存在反训现象。通过引证过去学者未曾称引的金文语例,可知易、害(割)都应训予,且不存在反训的问题。此外,通过分析传世文献中的介、乞、匄被视为反训词的原因,认为它们亦均非反训词。

    西周金文文例“取△若干锊”试探
    邓佩玲
    2017, 57(3):  71-8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10
    摘要 ( 201 )   PDF (1676KB)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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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周金文中,“取△若干锊”的文例屡次出现,但过去学者于△字的释读众说纷纭。按字形将△分为△甲及△乙两类,前者大致从〖XC201.tif,JZ〗从贝,后者则可隶定为“遄”。结合金文“锊”字用例的考察,可以基本确定“锊”在先秦时期曾经用为金属的称量单位,故△在西周时期应当是财货,其价值可用“锊”计算。此外,借助金文与楚简文字中与“征”相关字形的探讨,通过厘清古文字材料中从〖XC202.tif,JZ〗、从〖XC203.tif,JZ〗及从〖XC204.tif,JZ〗的释读,可知战国文字及《说文》古文“征”之所以从各,乃是自偏旁“升”下累增“口”讹变而来。△甲所从之〖XC205.tif,JZ〗应可隶定为“〖XC206.tif,JZ〗”,即古“征”字,在读音上与△乙相通。

    谢惠连《雪赋》探微
    洪绵绵
    2017, 57(3):  81-9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11
    摘要 ( 450 )   PDF (405KB) (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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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赋》写于元嘉七年至十年间,期间相王刘义康专断朝政,与文帝刘义隆关系逐渐紧张,殷景仁与刘湛的矛盾也随之暴露,谢灵运则接连受到来自义康集团的构陷,最终流徙广州并遭弃市。惠连此前曾与灵运共为山泽之游,此时因文帝、殷景仁而出仕于义康府中,对相王专权、殷刘矛盾及灵运得罪之情由当有闻知,且潜与文帝处于同一立场,对灵运持同情关切的态度。《雪赋》以梁王府为拟代对象,暗指义康之不臣及自身之立场,拟相如赋与拟邹阳歌以雪之“阴”讽谏义康应谨守臣道,以雪之短暂表达对灵运命运的担忧,拟邹阳乱则藉雪之“因时兴灭”讽谏府主因“时”行事,并以玄佛家学纾解自己内心的多重忧虑。

    清季许同莘的学法、修律与法学理路
    李欣荣
    2017, 57(3):  93-10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12
    摘要 ( 345 )   PDF (337KB)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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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季法政人物许同莘久已逸出法史论说的脉络,然其经历和思想却颇能代表“过渡时代”中的似旧还新者。其以举人之身,公费就读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卒业后,以家世关系,入张之洞幕府,并任职修订法律馆和宪政编查馆,参与民事习惯调查和新刑律的修订工作。经历可谓跨越幕职、郎曹两面,传统律学和东来法学兼而习之,议论介于中西、新旧之间。其法学理路坚持以西法为主导,新旧并蓄。然在趋新的世风下,加以学力限制,许氏未能得行其志,留下后世声名者,惟其邃于传统幕学的《公牍学史》。其法学理路与实际所成相距甚远,正是西法东渐浪潮下法政人的一个无奈缩影。

    民国时期特种营业税的征收及其影响
    柯伟明
    2017, 57(3):  103-11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13
    摘要 ( 325 )   PDF (456KB)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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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种营业税是民国时期中国移植西方现代营业税制度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变异”形式。在民国时期的财政分权体制下,特种营业税与营业税长期交替或并存,并随财政体制的变动在国地之间几经变动,其间交织着中央与地方围绕税源的激烈争夺。在特种营业税征收过程中,纳税人(商会、同业公会)与政府展开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的征税行为。受此影响,特种营业税征收困难重重,其收入与政府预期相距甚远,而且加剧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间的矛盾。民国时期特种营业税的征收表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商人团体的互动是影响近代中国税收发展的重要因素。

    胡塞尔与舍勒:交互人格经验的直接性与间接性问题
    倪梁康
    2017, 57(3):  117-13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14
    摘要 ( 540 )   PDF (576KB)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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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塞尔与舍勒的“人格现象学理论”除了包含第一个向度的意义,还隐含另一个向度的意义,即隐含在“Person”一词中的第二个基本含义:个人及其个性。由于在“Person”的前一个基本含义中,即在精神人格的含义中隐含了某种意义的普遍性,因而个人与他人或交互人格的问题只是在涉及“Person”第二个基本含义时才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在胡塞尔的人格现象学中表现为他人同感、陌生经验、交互主体性等等,而在舍勒的人格现象学中则为互感、同情、感染、同一感等问题。

    身体的躯体化如何可能
    郑辟瑞
    2017, 57(3):  135-14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15
    摘要 ( 192 )   PDF (284KB)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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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理论中,身体的躯体化是一个反复被讨论的论题。自1913年起,胡塞尔意识到身体的躯体化和同感之间存在着相互预设的恶性循环关系,并从身体的不同特征出发,做出了三种解决这一恶性循环的尝试,但并不成功。在1930年代的一份手稿中,他尝试结合“结一”概念来探寻身体的躯体化的动机引发基础,并且避免预设同感。这一进路是富有启发性的。

    具身性与交互主体性
    罗志达
    2017, 57(3):  143-15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16
    摘要 ( 200 )   PDF (278KB) (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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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主体性意识,但他也不断强调身体或具身性在主体性构造中的不可或缺性,特别是身体在外感知行为中的共同构造功能。如果深入分析具身性与视域结构之间的本质性关联,那么可以揭示出具身性在进一步构造交互主体性中的奠基性作用。胡塞尔认为意识主体本质上也是具身主体,并且由于这一具身性特征,主体性在超越论层次上已然与他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并由此与他者构成了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

    科层抑或市场?
    陈天祥;贾晶晶
    2017, 57(3):  151-15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17
    摘要 ( 278 )   PDF (312KB) (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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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部门的项目制已经从原来的财政领域溢出至社会服务领域,它突破了科层体制的碎片化障碍,呈现出常态化和过程监管的特点。作为一种介于科层与市场之间的混合形态,社会服务项目制运行中的激励与控制程度影响了政府在项目运行中的行为逻辑。在科层逻辑与市场逻辑的互嵌下,社会服务项目的目标一致性、资源依赖度、监管嵌入性强弱及其不同组合造成了政府游走于科层与市场之间的行动策略,最终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状态。

    雅尔塔体制与旧金山体制关系的再思考
    钮维敢
    2017, 57(3):  160-16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18
    摘要 ( 186 )   PDF (1124KB)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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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金山体制是在美国主导下的单方面对二战与冷战进行强行衔接与延伸的地区安全体制。它在形式上被伪装成二战遗留问题,但在本质上是较为典型的冷战遗留问题。旧金山体制因冷战而被孽生出来,但它不是雅尔塔体制的组成部分。将旧金山体制看成雅尔塔体制的组成部分,在学理、实践上都会形成悖论,并有违相关中国领土主权的合法性,不利于中国声索这些领土主权而有利于美日篡改与歪曲历史,将形成学术乌龙——或可被日本等国用来颠覆雅尔塔体制安排的战后国际秩序;它穿越冷战时代,营造了亚太安全秩序中的众多具体国际争端,并借助这些争端得以苟延与演化,是美国亚太同盟链的核心,是亚太地区合作的毒瘤。

    基于多侧面Rasch模型分析的公文筐测评研究
    吕智宇;孙海法
    2017, 57(3):  170-17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19
    摘要 ( 274 )   PDF (258KB) (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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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中心技术是常用的人才测评手段,测评结果的合成及解释影响测评者做出决策的准确性。以往研究多采用经典测量理论分析评价中心的测评结果,难以清晰探明评分的各种偏差。采用项目反应理论的多侧面Rasch模型(MFRM),以公文筐测评结果为例,探讨评分者评分宽严度、评分内部一致性、维度难度、受评者能力水平问题,并讨论各种偏差。通过MFRM分析人才测评结果,对受评者真实能力的差异、鉴别维度的难度和探查测评的误差源进行了深入了解,进而对测评试题编制的合理性、测评维度与测评目的匹配性、评估或诊断评分者合格性进一步完善,并为未来的人才测评中的拓展项目反应相关研究提供独特视角。

    基层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检视与修正
    严剑飞;陈思佳
    2017, 57(3):  177-18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20
    摘要 ( 187 )   PDF (299KB) (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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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于司法实践,从法院、检察院、法官、被告人四个角度,对量刑规范化的改革效果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实证研究,并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剖析,进而对量刑规范化的价值理念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以法官量刑思维的转变为视角,提出在量刑过程中运用“由刑及罪”逆向思维的观点,通过“以刑寻据”、“以刑定档”、“以刑制罪”三种模式来解决量刑规范化下仍存在的量刑偏差问题。为确保“由刑及罪”逆向思维的正当运用,对该思维进行了合理规制:在运用“由刑及罪”逆向思维的过程中,不得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由刑及罪”的逆向思维是对先定罪后量刑传统裁判思维的有益补充,是基于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对量刑过程中的正向思维和逆向思维进行优化整合。

    上市公司双层股权结构:创新与监管
    高菲;周林彬
    2017, 57(3):  186-19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21
    摘要 ( 545 )   PDF (365KB)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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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融资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司发行的股份突破了“一股一票”的限制。向公司内部人发行高级表决权股,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低级表决权股,既满足了公司的融资需求,又满足了创始人保持公司控制权的需要。目前,我国已有部分境外上市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这与战略新兴产业轻资产、重人力的特点相契合。境内证券交易所也可以尝试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上市公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证券监管部门既要鼓励市场创新,又要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立法和公司章程限制双层股权结构的适用,并完善团体诉讼等事后救济手段,加强对双层股权结构的监管。

    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的国家战略
    王海忠;李骅熹
    2017, 57(3):  194-20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3.022
    摘要 ( 571 )   PDF (499KB)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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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虽位居全球第二,但单位国民收入在国际上却遭受着“打折”的待遇。绝大多数“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利润低且缺少话语权,因此有必要制定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的国家战略。“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是指中国作为国际市场产品或服务供给方,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享乐需求方面的能力、品行等给人形成的认知、感觉等联想的总和,表现为一国经济及其产业、企业的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国际市场溢价。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的收益体现在企业、个人和国家国民经济等多个层面。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的先决性战略包括:中国制造标准、国家质量氛围与国家质量奖、企业品牌国际声誉、产业全球典型性水平等。从中国国家的能力与温情两个维度入手,通过挖掘中国国家资产,可以促进“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的提升。政府在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方面的国际营销战略包括产品国际形象展、“中国制造”营销传播、国家公众人物国货消费表率等。 “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理论是对国际上传统的“原产国形象”理论或“**制造”理论的创新与推进,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或中国经济的无形资产、影响力和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