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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8年 第58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18-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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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文体谱系论
    胡大雷
    2018, 58(1):  1-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01
    摘要 ( 388 )   PDF (330KB)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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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古时期,文体已有了独立的谱系,其形态有三:一是史书目录或簿录,如《艺文志》、《文章缘起》;二是总集,如《文章流别》、《文选》;三是论著,如《文心雕龙》。文体谱系的发展确定了其立场,既是对各种文体进行源起、形体等描述,更重要的是对文体间的因果关系、相互影响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文体谱系不再满足于对现有文体的归纳与整理,而是在理性指导下寻求扩张与延展,其运用“归类”的方法,以文体功能替代文体体裁,又利用剪截等再造文章的策略,为经、子、史的文字加入文体谱系提供了可能的路径。这一切都显示了文体谱系的“贯通”路向与实用性品格。经、子、史、集的文字在文体谱系下同聚一体,并还原为原始意味的“文”而同源同理。如此“贯通”,为近代以来在文章观念上建立文学观念,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班固《典引》的文体创新与文章学思想
    蔡丹君
    2018, 58(1):  10-1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02
    摘要 ( 125 )   PDF (357KB) (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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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固《典引》以“典”为名,自命接续《尧典》而为文;又在序中反思前人文章“靡而不典”、“典而不实”,从文体学、文章学角度提出了“典”这个重要命题。萧统《文选》将此文归于“符命”一体,而从实际创作看来,《典引》的文体追求,更贴近于两汉交替期以来的拟经之体。拟训典而行文,是汉代经学影响文章写作的具体表现之一。在班固之前,王莽、扬雄就因于现实之需,已经发了“五经含文”的思想,并以《尚书》诸篇为轨则,产生了诸多拟经之作。班固拟训典而行文的文体学、文章学思想,在《典引》中是通过檃栝《尚书》经义来实现的。

    论初盛唐歌行与七言短歌的同构现象
    刘一
    2018, 58(1):  20-2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03
    摘要 ( 332 )   PDF (303KB)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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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言短歌是一种独立的诗歌体式,它源于汉代歌谣,兴盛于萧梁,与同在梁代兴起的齐梁体歌行关系紧密,两者体量不同,前者精于用短,后者善于用长,但在创作手法上呈现出同构性。入唐之后,七言短歌未被七绝取代,稳定地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及其与初盛唐歌行的同构性,继续发展。日本平安朝“河阳十咏”是日本平安时代的七言短歌,在体式上与中土七言短歌相近,与平安朝齐梁体歌行也呈现出一定的同构性,但又具有平安诗歌“赋题”的共性。像“河阳十咏”一样留存于域外的独特诗歌体式,或许可以成为反观古代诗歌体式问题以及钩沉辑佚那些被忽视的文体现象的宝贵参考资源。

    民国时期新文学研究中的古典学术传统
    刘卫国
    2018, 58(1):  29-4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04
    摘要 ( 91 )   PDF (427KB) (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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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国时期的新文学研究中,古典学术传统的治学思路依然被继承和运用着。汉学传统中的今文派与古文派以及宋学传统中的理学派与心学派,其治学思路都在新文学研究中有所体现。新文学研究中的今文派“为政治而学术”,以文学研究干预现实,干预社会,干预政治,但有时陷入过度诠释,或为了迎合政治目的而剪裁历史;古文派“为学术而学术”,对史料工作非常重视,对文本的解释实事求是,但很少能从材料中提炼观点和理论。新文学研究中的理学派戴着理论的镜片看世界,能见常人之所未见,得出一些新鲜的见解,但其理论资源来自他者,用他者的理论来批评中国新文学,有时会显得隔阂,难以切中肯綮,而且由于不知变通与修正,往往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心学派能结合中国文学创作实际,在借鉴他者理论的基础上,融进自己的思考,创造出自己的理论,但由于自我主观过于膨胀,在实际批评时常显得臆断和独断。两种四派学术传统,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弊,在新文学研究中都作出过贡献,也都留下了遗憾,其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好好总结。

    论“剧曲”之于《女神》的意义
    周维东
    2018, 58(1):  42-4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05
    摘要 ( 350 )   PDF (250KB)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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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不单纯是一部诗集,而是包含“剧曲”和“诗歌”两种文体的合集。两种文体的杂糅构成《女神》结集的特色。《女神》中的“剧曲”在形式上借鉴了诗剧、话剧的体式,但内在戏剧精神属于中国戏曲,体现出早期现代文学作家对新文体把握的混沌性。在艺术追求上,郭沫若通过“多声部”、“极端美学”等技巧,强化了“剧曲”的仪式化特征,进而实现将“个人情感神圣化”的效果。在《女神》中,将“个人情感神圣化”的剧曲,可以缩减新诗在抒情方式、美学追求上与普通读者的距离,为接受郭沫若早期新诗起到了“导言”的作用。

    释新出战国楚简中的“湛”字
    黄德宽
    2018, 58(1):  49-5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06
    摘要 ( 267 )   PDF (255KB)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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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出战国楚简中有一个从水从禾的字,该字的辨识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涉及一些重要出土文献的解读。通过构形分析,可考定该字为楚文字“湛”字,也即文献中“埋沈”之“沈”的专用字,其构形模式与甲骨文“湛”字一脉相承。根据所释“湛”字,深入分析新出上博简、清华简和其他楚简中使用该字的有关材料,进而揭示该字在楚简中的各种用法及其形义关系的发展演变。

    古文字所见人物名号四考
    王辉
    2018, 58(1):  53-5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07
    摘要 ( 297 )   PDF (478KB) (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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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见出土文献中有不少人物名号,其中颇多可作辨析者。楚简中的沈尹茎,其名为树,或用假借字戍,戍又讹为戌;字子茎,或用假借字〖XC161.tif;%85%85,JZ〗,茎或讹作竺、筮、蒸、巫。楚简所见的“史蒥”,即《汉书·古今人表》“中上”的史留,旧说史留即周宣王太史之史籀,非是。读为商汤之汤的“康”字楚简从水,或认为“汤”之异体,非是,当径释为“康”。金文中用为“伊小臣”之“伊”字分别作〖XC161-01.tif;%90%90,JZ〗、〖XC161-02.tif;%90%90,JZ〗,或认为右旁为“几”,非是,当为四,或“尹”之摹讹。

    据清华简考证侯马盟书的“赵尼”
    石小力
    2018, 58(1):  59-6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08
    摘要 ( 336 )   PDF (542KB)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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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12月,山西省侯马出土了一大批盟书,学界一般称之为“侯马盟书”,是建国后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盟书中被诛讨的最主要的对象,是整理者释作“赵尼”的一个人,这个人名现在学术界一般释作“赵弧”。通过分析“尼”字的构形,并利用新出清华简材料,可考订现在学界一般所称的“赵弧”,应从整理者释作“赵尼”。赵尼是赵嘉(赵桓子)所诛讨的对象,但并非赵献侯赵浣,而是被赵嘉驱逐出晋国的众多政敌中的一位。侯马盟书的时代与温县盟书接近,并非此前所认为的春秋晚期,而是战国早期,反映的是赵嘉(赵桓子)与其政敌赵尼之间的权利斗争。

    贡赋经济体制研究专题解说
    刘志伟
    2018, 58(1):  65-6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09
    摘要 ( 116 )   PDF (87KB)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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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梁方仲教授诞辰110周年,我们开辟这个专题栏目,纪念这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
    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从王朝国家的赋役征派入手,着力于明清时期的户籍、地籍、田赋、差役、货币、漕运、仓储诸制度,探究王朝国家财政与乡村基层社会的运作机制,以及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性质。这样一种研究取向,以王朝国家贡赋体制为重点,与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食货志”传统一脉相承,同时又嵌入现代经济学理论、概念和分析性研究的范式,开拓了立足中国历史经验探索社会经济史的路径。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指出经济学曾经专注于市场经济学,忽视非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只是在市场的完善和不完善之间寻找让市场完善起来的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应该重视非市场体制。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同经济学这个传统相一致,以市场体制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性模型,即使研究非市场体制的经济史,也是将历史线索放在市场体制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轴上去描述、分析和定位。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梁方仲先生的研究,自然也不可能一下子走出这个传统。但是,他从中国王朝时期贡赋经济体制入手,并以贡赋经济运作为主要对象的研究实践,客观上将经济史研究引向了非市场经济体制分析的方向。
    2016年11月,为纪念梁方仲先生的经典著作《一条鞭法》中文版发表80周年,以及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丛刊第一种的英文版出版60周年,我们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在上海的哈佛中心举办了一次小型的研讨会。这个会议没有采用惯常的个人报告论文并评议的方式,十多位对中国古代贡赋经济有专门研究的青年学者聚在一起,就如何继承梁方仲先生开拓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传统,从财政问题入手推进贡赋经济体制研究的深化,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讨论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提出许多新颖的思考和认识,让我看到新一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令人振奋。会后,我向与会的年轻学者约了数篇文稿,先选了其中三篇编成这组专题论文。这三篇稿子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我们在贡赋经济体制研究中关注和思考的一些带有方向性的主题。
    在一般的经济学概念中,贡赋属于国家财政的范畴,因此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往往把贡赋制度作为一个财政问题来研究。然而,我们所说的贡赋经济体制,是指汉代以后的历史典籍中用“食货”这个概念来表达的经济事实,以“赋入贡棐,楙迁有无”为核心内容。因此,所谓的贡赋体制,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财政体制,而是一个涵盖了中国王朝经济体系的整体性范畴。从这个认识出发,引出一个可能的研究视角:虽然贡赋是王朝国家运作所依赖的财政资源,历代王朝也总是有一套完备有效的贡赋征纳机制聚敛财富和征调人力,但是,历朝君主制国家的资源获取和运用,并不只是以财政运作的方式实现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王朝时期,是否存在一个近代意义的国家财政体系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近代意义财政体制的形成,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市场经济体制从贡赋体制中逐渐分离出来的过程相配合或同步的。以此假设为前提,梁方仲先生毕生研究的明代一条鞭法就是这个历史过程中关键的转折点,为中国近代财政体系奠定了制度转型的基础和方向。这里说的近代国家财政体系,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是地方财政的建立;二是国家财政逐渐形成一个集中管理并统一核算的系统。本专栏收入一篇讨论明清时期“地方财政”的动态演化过程的论文和一篇关于明代末年的定期奏报制度研究的论文,反映明代末年乃至延伸至清朝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逐渐转型及完善的趋势,显示出我们期待能持续深化研究的一个议题,探讨一条鞭法之后形成近代国家财政体制的过程,从中认识中国王朝国家贡赋体制的性质及其演变机制。
    走出单纯财政意义的视域,在社会经济史的关怀下研究贡赋经济体制,是梁方仲先生一生的追求。我们研究历代王朝国家的赋役制度,真正的目的不是要究明国家统治的手法如何改变,更重要的,是要从中认识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贡赋体制下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活动的运作机制,首先体现在由作为贡赋经济体制基础的户籍制度和相应的社会组织的构造和变动中。梁方仲先生开创的这个研究方向,近年来由于大量新材料的发现和整理研究,已经有非常大的进展。本专栏中收入一篇利用徽州文书研究明代前期里甲赋役制度下的乡村社会的文章,细致地分析了在贡赋体制的实际运作中形成和使用的图籍文书,如何呈现出当地乡村社会组织的构造。这种研究的取向,同财政体制研究配合起来,体现了我们期望发展的贡赋体制研究的旨趣所在。
    这个专栏的开辟,目的是提倡并推动社会经济史领域里对贡赋体制的研究,日后期待有更多年轻学者的努力,将这个研究方向拓展下去。

    明清经济史中的“地方财政”
    赵思渊;申斌
    2018, 58(1):  67-7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10
    摘要 ( 192 )   PDF (408KB)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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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财政”是经济学从公共费用理论中推演出的分析概念,因此其应用于历史学研究并非不证自明。经济学研究中,理想型的“地方财政”是地方自治前提下,民众支付公共服务的费用,地方税的意义则是民众公共消费品意愿的协调。如果以这一理想型关照明清以降历史,则中国并未形成地方财政。但是,“地方财政”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其应用于历史学研究的主要意义是借此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关系。如果从这一视角出发,则可以从明清以降的财政体制中发见作为动态过程的“地方财政”。

    定期奏报制度与崇祯初年的财政管理
    曾美芳
    2018, 58(1):  79-9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11
    摘要 ( 106 )   PDF (424KB)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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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奏报为古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明代初期因太祖认为过于繁琐,大部分的定期奏报被改为“岁报”。虽然在财政管理上仍有少数银库保留了月报或季报的形式,但并没有形成更进一步的管理制度。崇祯初年由于承继嘉靖以来的高额边费支出,国家财政赤字逐年攀高,崇祯帝原拟透过财政清查与预算控制建立收支平衡的国家财政,却因己巳之变而功亏一篑。为解决因此而产生的钱粮收支混乱问题,在崇祯帝的主导下加强定期奏报,由每日一报、五日一报,最后建立相关银库与边备的月奏制度,以掌握财政收支的实时情况,并透过户部驳查,形成由中央控制的机制,防止错误与舞弊。这样的制度,为清代奏销制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明代前期里甲赋役制度下的徽州社会
    黄忠鑫
    2018, 58(1):  92-10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12
    摘要 ( 109 )   PDF (813KB) (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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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户三代总图》是明代里甲赋役制度运作的辅助文献,系统记载了洪武四年至天顺六年间徽州府祁门县十西都的黄册户名。与其他民间文书结合,可以展现出明代里甲登记下的地方社会实态:尽管户名登记具有相对随意之处,却广泛涵盖了区域内的社会人群;分家与里甲析户大致同步,大姓通过家族内户名的互相承继,保持了里甲体系中的地位。同时,佃仆被排除出里甲体系是具有阶段性的,而大姓对小姓的支配,在明中叶以后愈加强烈。地方社会格局的演变,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里甲110户到图甲10总户的格局演变。

    《佥定四分律疏》与中唐时期的戒律论争
    王磊
    2018, 58(1):  105-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13
    摘要 ( 102 )   PDF (266KB) (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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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宗末年到德宗初年的佥定四分律疏一事,在佛教史上看似影响力不大,但实际上揭示出中唐时期东塔和相部两个戒律派别之间相互论争的一些重要细节。历来对此事件的讨论不多,首先需对事件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进行考证,纠正《宋高僧传》对该事件记载中的一些错误。再结合代宗末年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指出元载的死与佥定四分律疏事件发生之间的关联,以及当时政治局势剧烈变化之下东塔和相部两个戒律派别之间的势力消长,揭示出佛教义理争论中的政治。

    1685年路易十四遣华耶稣会传教团信件中的广州
    蓝莉著, 郭丽娜译
    2018, 58(1):  113-11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14
    摘要 ( 98 )   PDF (246KB)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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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十四于1685年派遣至中国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团由法国科学院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组成。他们受过由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 1625—1712)开发的大地测量技术的训练。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及到达时,他们测量了几个城市的经纬度,对原有的知识进行了更新,这使得他们能够在18世纪绘制更准确的地图。他们也多次到访广州或在此居住,从而留下了不少关于广州的记录。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使用更加精确的方法对广州的地理位置进行测量,极大地提高了当时地图的准确性。在康熙帝的统治下,传教士是唯一获准在中国长久定居的外国人。这也是他们成为西方学术机构重要的通讯员的原因。

    认同与诠释:康熙特使艾若瑟在广州之墓及其时代意义的变换
    梅谦立
    2018, 58(1):  119-12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15
    摘要 ( 121 )   PDF (355KB) (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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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博物馆镇海楼收藏着康熙六十一年(1722)意大利耶稣会士艾若瑟的墓碑碎片,墓碑背后蕴含中西交往一段特殊的历史。在中西“礼仪之争”的背景之下,康熙为艾若瑟建立了宏大的墓园,然而随后一百多年墓园的命运深受中西交流进程的影响,从受到恩宠到为人遗忘、荒芜甚至损毁。至鸦片战争时,天主教广州教区明稽章主教要求“回还”墓园,为这一旧墓园赋予了新意义。文章分析了康熙成立墓园之原因,考证了明稽章要求回还墓园之用意,从而探讨艾若瑟广州墓园对中西交流的特殊意义。作为康熙的钦差,又是天主教传教士,艾若瑟死后的身份有不同的解读,而他的墓碑刚好反映出这种历史的交叉。

    方中通《哀述》诗释读
    张永义
    2018, 58(1):  128-13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16
    摘要 ( 348 )   PDF (312KB)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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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述》是清初数学家方中通守丧期间所作的一组七言古诗。在这十首饱含真情的作品中,方中通回顾了他的父亲方以智一生的学行和志业,并对时人所关心的忠孝节义、儒佛分合、学术宗旨等几个重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说法。考虑到方中通长期陪侍在父亲身边,这些说法很可能就包含着方以智本人的自我定位在内,因此该组古诗是我们理解方以智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

    爱国、虔敬与正义
    魏朝勇
    2018, 58(1):  137-14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17
    摘要 ( 393 )   PDF (314KB)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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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喀比亚德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杰出政治领袖之一。修昔底德在《战争志》中记述了西西里远征前后阿尔喀比亚德的事迹。在修昔底德笔端,阿尔喀比亚德是一位伯里克勒斯意义上的爱国者,因被雅典民主派指控犯有“不虔敬”之罪而叛逃到了斯巴达。这一政治内讧表明双方都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虔敬”是雅典的传统伦理规范,而雅典民主派不仅以“不虔敬”之名控诉政治对手,还以此罪名处死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思想者。面对同样的指控和判刑,阿尔喀比亚德在斯巴达人那里申诉自己遭受了不正义对待,所以不再“爱国”;柏拉图《克力同》中的苏格拉底却认为如果不能用“自然正义”说服城邦,就得服从城邦法律的判罚,否则是不虔敬的。阿尔喀比亚德把个人“荣誉”看作高于一切,苏格拉底却把“存在真理”看作高于人的生死,因此,阿尔喀比亚德和苏格拉底所彰显的其实不是叛国者与爱国者的对立,而是爱荣誉者与爱智者的信念分别。

    从动感的感觉到动感的实践
    陈伟
    2018, 58(1):  145-15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18
    摘要 ( 337 )   PDF (301KB) (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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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感”是胡塞尔构造论的感知分析的核心概念。它一开始仅仅被理解为事物构造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感觉。随着胡塞尔的感知分析的深入,动感最终被理解为一种基于身体活动的实践,也称之为原实践。对动感的原实践功能的发现,突破了早期的感觉主义的构造论框架,进一步追溯了动感感觉本身的构造性起源,从而推进到对身体活动的原实践领域的分析。这同时表明胡塞尔的感知分析放弃了通常的认识论视角,而采取了实践论视角。实践论视角下的感知分析可以贯穿于不同的分析区域:感性场域、朴素的感性事物、生活世界中的事物。胡塞尔的感知分析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广泛的思想史效应。

    中国量刑改革中民众参与机制研究
    李文杰
    2018, 58(1):  153-16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19
    摘要 ( 157 )   PDF (321KB)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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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遏制刑罚裁量权的过度分散、建构适度“集中”和统一的权力运行模式,是推动量刑改革的真实动因。这一改革模式既符合司法改革和建构司法权威的内在要求,又契合我国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逻辑。但在法治中国语境下,明确化的量刑制度存在动力衰竭和效果表达难以周全的现实风险。为使量刑改革在秩序和效果表达的平衡中获得持可续性发展,应在量刑活动中导入民众参与机制,以提升刑罚裁量权及其适用的社会认知,丰富量刑说理内容和夯实量刑裁断的社会基础,进而提升裁判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关于策略性投票的一个注记
    赵凤仪;丁利
    2018, 58(1):  163-16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20
    摘要 ( 86 )   PDF (237KB) (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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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利的特权”博弈中,鉴于 “特权者”打破僵局的权利,两个投票者会策略性地合作,其中一人扭曲自己的真实偏好而选择次优目标,使得最终结果对特权者最不利。如果不是同时投票,掌握议程选择的特权者可以利用此权利和对其他投票者虚假显示偏好的策略性行为的认识,通过操纵投票议程与相机运用理性的策略实现自己的最优目标。在提名选举中,特权者可以指定投票的先后顺序并且票是公开的;在序贯表决中,特权者可以决定先在哪两个目标之间进行第一次投票,胜出者与另一人进入最后一轮表决。两种情形下,都有一位投票者为避免对自己不利的最差结果,基于对未来博弈中其他投票者的理性行为及其相应结果的预见,不得不按照特权者的意图投票。

    中央银行流动性便利工具的政策效果:一个综述
    王曦;卞佥;李丽玲
    2018, 58(1):  170-18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21
    摘要 ( 252 )   PDF (1262KB) (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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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面对传统货币政策失效的窘境,各国中央银行创新性地推出了流动性便利工具。在国内外金融界,一开始它就被赋予反危机和调结构的重任,也因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针对该工具创新的政策效果,本文筛选国内外相关典型文献尤其是国外规范研究,对其研究思路、理论基础、实证方法、数据使用、研究结论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评价。我们指出了当前研究的不足和未来可拓展之处,并对我国的流动性便利工具研究提出设想。本文有助于总览流动性便利工具研究的前沿进展,解决我国相关研究滞后于实践的问题,并对我国相关政策工具创新有所启示。

    中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流动性择时能力实证研究
    黄宇元;李仲飞;张浩
    2018, 58(1):  183-19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22
    摘要 ( 135 )   PDF (460KB) (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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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中国427支开放式股票型基金2001年10月到2014年2月的月度数据,本文对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微观流动性择时能力进行研究。实证发现,大约有30%的个体基金存在流动性择时能力,而且不同类型的基金具有不同程度的流动性择时能力;对基金流动性择时能力与基金特征的关系研究发现,年龄越短、持股组合流动性越差、现金持有比例越高、资金流量越大的基金具有更强的流动性择时能力;此外,实证还发现,基金的流动性择时能力能够改善基金业绩。

    企业管理者真的在意社会责任问题吗?
    程雪莲;王夏阳;陈宏辉
    2018, 58(1):  196-20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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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管理者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认知,直接影响着企业关于社会责任问题的决策和行为。基于卡罗尔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本文详细考察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维度、客体对象、驱动因素、效果表现等方面的认知情况。通过对418份有效问卷的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中国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维度的认知呈“近似倒金字塔”结构,社会上需要帮救的特殊群体和企业内部的员工被视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客体对象。超过四成的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大多数企业管理者也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自身的发展有非常大或较大的作用。但是,这四个方面的认知在不同个体特征的管理者、不同类型的公司之间又呈现出多维度的差异。从个体的层面来全面探明中国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