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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8年 第58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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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总目》论散文的文体形态特征
    郭英德
    2018, 58(4):  1-1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01
    摘要 ( 150 )   PDF (1565KB) (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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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作为清廷官修目录,无疑代表着官方的、主流的、权威的、正统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观点。《总目》在语体与文体的双重含意上,将“散文”与“韵语”、“散文”与“骈体”对举,并强调散文应有其独特的“文体”特性。《总目》认为,以经术作为散文之本原,确定不移地“根柢经术”,这是确保散文“体格”高尚、质性醇正的重要因素;同时,散文还应讲求严谨的“法度”,才能“极文章之能事”。《总目》认为,“散体之变骈体”原本只是“文章正变”,而“文质彬彬”的审美境界才是“古文”和“骈体”潜在相通的“神理”,“典重”“醇雅”“浑成”则是“古文”和“骈体”共同追求的“文格”。

    《文心雕龙》“启”体论的文体谱系考察
    周文俊
    2018, 58(4):  12-2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02
    摘要 ( 138 )   PDF (1881KB) (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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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是魏晋以后发展兴盛的一种应用文体,《文心雕龙·奏启》论述启,对它与表、奏的体制关系有简要概括,其文体谱系逻辑自成一格,与公文制度关系密切。不论“让爵谢恩”的礼仪程序,抑或“陈政言事”的政务过程,启体主要在“私”的交流场合与政治关系下参与文书运作,以区别于表、奏等强调“公”的传统体制属性,由此表现出“表之别干”“奏之异条”的内在特质。启的文本形态,深切反映了“用兼表奏”的复合型文体特征。

    “文本于经”:姚永朴坚守桐城派文脉的核心与路径
    方盛良
    2018, 58(4):  21-2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03
    摘要 ( 156 )   PDF (2063KB)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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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奉、阐扬经学始终是桐城派创作和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色,衍至清末民初,传统文化的剧烈变革对此予以特别的激荡彰显。结合清末民初学制改革和桐城派文论新变之背景,以姚永朴相继完成的两部重要著作《国文学》和《文学研究法》为中心,勾稽阐说贯穿其中的思想核心和守护路径——“文本于经”,可知经学是桐城派文论的根源和方法所在,并由此见证桐城末学挣扎于经学与文学之间的艰困之境。

    田能村孝宪《填词图谱》及其时代特征
    张宏生
    2018, 58(4):  30-3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04
    摘要 ( 71 )   PDF (2240KB) ( 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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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能村孝宪的《填词图谱》是日本填词史上的第一部词谱。这部词谱希望继承日本填词之祖兼明亲王的事业,促进日本填词的发展。其中明确以万树为榜样,批判明代的词学之弊,但对明代以来的词学建构,也有一定程度的吸收。作者将其赋予了选本的性质,其中体现出一定的选词思路,而选入清人之作,更见其当代观念。

    日本庄刻《王注楚辞》考
    黄灵庚;王琨
    2018, 58(4):  38-4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05
    摘要 ( 111 )   PDF (2524KB)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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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庄允益刻《王注楚辞》传入国内后,颇受学人热捧,以为是《楚辞章句》系列中“精善”之本。然而,以现存《章句》七种明、清版本,与庄本逐篇逐句对勘后,发现其所用底本是明俞初刻本,绝非明豫章夫容馆本的仿写本;主校本是明冯绍祖刻本,参校本是朱燮元、朱一龙刻本;同时据洪氏《补注》《文选》校改底本文字,当校改而未及校改,不当校改而作无谓改易,甚至无任何版本依据而恣意增删、妄改。庄氏识断凡庸,眼界不高,对《章句》大加删削、改易,致令其刻本无源无统、不伦不类。《王注楚辞》绝非精善之本,不值得过度揄扬。

    跨语际文学接受的典型样本
    陈淑梅
    2018, 58(4):  47-5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06
    摘要 ( 84 )   PDF (2562KB) (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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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来华传教士对《三国演义》的阅读与接受是“跨语际”兼“跨文化”的文学交流活动,其间存在着“文化过滤”和“文学过滤”。在汉语文本纷繁的意义元素中,他们努力连接、聚焦、靠近、偏离,既有所“见”,也有“不见”;既有自己的发现和独特理解,也存在着大量的错漏和误读。传教士们的《三国演义》评介是他们在意识中建构的《三国演义》典型样本,不但对《三国演义》的西传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反映着异域文学接触的典型症候,对于研究“跨语际的文学接受”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如何书写革命?
    杨慧
    2018, 58(4):  55-6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07
    摘要 ( 107 )   PDF (3008KB)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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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在茅盾、殷夫、谢冰莹、阳翰笙等普罗/左翼作家的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嵌入了一部取材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好莱坞电影《党人魂》。而在蒋光慈那部备受争议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中,《党人魂》更是成为作者学习和借鉴的“前文本”。此外,这部题材独特、票房大卖的影片,还曾引得殷夫、高长虹、巴金、鲁迅、田汉等来自“革命阵营”的作家先后撰文批判。凭借俄国革命叙事而大获成功的《党人魂》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标本:它既从正面揭示出市民阶层的社会心理以及通俗文化的运行机制,又从反面提示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革命认识的局限及其革命书写中暗藏的风险。

    《湘行散记》的版本批评
    彭林祥
    2018, 58(4):  69-7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08
    摘要 ( 142 )   PDF (2897KB) (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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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行散记》先后出现了初刊本、初版本、开明本改订本、选集本、文集本、全集本等不同的版本。相较初刊本,初版本《湘行散记》的艺术性得到提升,语言的流畅性也得到完善,但仍有散文小说化痕迹。开明本的小说化痕迹进一步削弱,纪实成分得到增强,艺术性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选集本尽管表达更细致、充分,却又显得啰嗦,造成了语言艺术上的拖沓。文集本是以选集本为底本,又参考开明本弄出的新版本。全集本以开明本编入,又增加了注释、插图等副文本因素。因此,开明本是众多版本中最好的一个版本。

    辛亥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
    桑兵
    2018, 58(4):  77-9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09
    摘要 ( 109 )   PDF (3462KB) (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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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武昌战事爆发甫一月,康有为就致函黎元洪、黄兴、汤化龙等,提出虚君共和的主张,异想天开地试图因旧朝而行共和,保留清帝和帝制,反对总统共和制,并通告本党,作为政纲。梁启超虽然应声附和,却质疑清帝已经丧尽人心,难以存续。他主持向南北两边推行虚君共和之策,在南方遭到普遍拒绝,在北方则被袁世凯利用来遮掩清帝退位的暗箱操作。除少数响应者提出中华联邦共和国和帝国共和主义的构想外,连康门弟子也明确反对,指为不合时宜,由此引发新一轮的国体政体之辨。民党坚决否定保留帝制,不给虚君位留下任何空间。随着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企图调和帝制与共和紧张的虚君共和论画上句号,但是中国的统一安定究竟与帝制有无关系的问题,仍然延伸进入民国的政坛与社会。

    宋代幕职州县官体系之形成
    闫建飞
    2018, 58(4):  94-10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10
    摘要 ( 124 )   PDF (3322KB)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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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宋初幕职官分朝除、奏荐、自辟三部分。后梁幕职官主要由朝廷除授,后唐至显德二年朝廷只掌握高级幕职官委任权,显德二年朝除范围大大扩展,乾德二年幕职官全部改由朝除。幕职官中的随府幕职官可以被奏荐为朝除范围内的幕职官,也无任期限制,是节帅最信任的僚佐和使府运作的核心。同时幕职官朝除范围的扩大,也促使朝除幕职官任期、守选规定相继出台,幕职官选任管理上逐渐“州县官化”;唐后期藩镇权势的扩张以及五代宋初的限藩措施,使幕职官逐渐侵夺州县事务,又促进了幕职官职任的“州县官化”。随着乾德二年《少尹幕职官参选条件》的出台,宋代幕职州县官体系正式形成。

    肯尼迪政府联印制华与“藏独”活动的嬗变
    温强
    2018, 58(4):  106-11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11
    摘要 ( 92 )   PDF (3506KB)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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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竞争是冷战的主要特征及重要内容,不结盟运动的出现为东西方开辟了新的斗争舞台。伴随中国在新兴国家中的威望日益上升,肯尼迪将其解读为中国扩大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力的胜利,认为必须拉拢印度这一不结盟运动的领头羊以扭转颓势。他的对华、对印认知促成了联合印度并强化支持流亡藏人来制衡中国政策的出台。中印边界战争使美印合作空前提高,双方形成联合涉藏计划:“藏独”分子一方面扩大在藏情报搜集,同时成为印度边防力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日益强化以政治、文化手段在国际舞台鼓吹“藏独”。肯尼迪掌权时,美国联印制华达到顶峰,与此相对应,“藏独”活动亦步入关键嬗变期。

    父命抑或王父命?
    黎汉基
    2018, 58(4):  120-12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12
    摘要 ( 69 )   PDF (3369KB) (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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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聩辄争国事件是《春秋》的著名公案。从政治伦理看,《公》《穀》许辄拒父的意见,是“王父命”高于“父命”的考虑,绝非导人不孝或毁弃纲常的无理主张。汉代儒者普遍接受二传的诠释。随着政治文化的变化,孝道伦理的相对地位得到提升。中古以后,崇辄抑聩的意见被全盘推翻,讨论的焦点已由如何传承卫灵公的“王父命”转移到父子天伦不应毁弃的问题。

    《大学》“教—学”论与《中庸》“教—化”论
    邹晓东
    2018, 58(4):  130-13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13
    摘要 ( 85 )   PDF (3371KB) (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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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在“教—学”意识下认定“知识现成”,从而将“知而不行—意志软弱”视为最大难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执政者采取声色威势导民就范。因为轻忽了“真知”问题,这种政治模式潜藏着将执政者的错知谬见无节制地放大为社会灾难的风险。《中庸》则在“真知”问题意识推动下,设立“天命之性—率性”意识,作为恰当的“知识—理解”之起点。《中庸》后半篇转而触及“何为真正的率性(诚)”这一特殊的“真知”难题,并为此引进了出神入化的“至圣/至诚”者之“教—化”,以便感化其他社会成员达至“真正的率性(诚)”。然而,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至圣/至诚”者生成与推举机制,在现实政治中,这种浪漫的想像注定只能沦为《大学》式威势“教—学”的装饰。在“率性自明”的大前提下,设立并维系“执政者凭借政权持守既定的权威政见,普通社会成员通过特定渠道表达自己的率性体认与异见,双方在率性意识中相互承受政治压力,从而阶段性地就争议之事达成新的政见共识”的张力机制,乃是走出上述困境的可能出路。

    认知取向的扬弃
    郭美华
    2018, 58(4):  139-14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14
    摘要 ( 85 )   PDF (3382KB) (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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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自身的真实存在来理解人的本质,需要克服认知主义的错误。对于《孟子》中极为重要的“生之谓性”之辨,传统上充满了分歧。理学之朱熹,心学之牟宗三,都认为孟子否定了“生之谓性”说。心学主流与气学派都肯定“生之谓性”这个命题本身,即认为人的现实生存活动造就人的本质。“生之谓性”的本义恰好区分于“白之谓白”的理解,后者是一种基于认识论的普遍主义执取,而前者注目的则是生存论的切己之行。行动或行事的具体活动,是孟子论性的起点和归宿。孟子言性,一方面关注普遍性的担保问题,另一方面更突出个体性的生命践行。

    亚里士多德与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构造问题
    安靖
    2018, 58(4):  148-15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15
    摘要 ( 110 )   PDF (5010KB) (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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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断言形而上学自其在希腊发端以来就是同时包含存在论和神学两个维度的存在—神—学,这种形而上学历史的整体判断建基于他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阐释。海德格尔式的存在—神—学阐释试图通过在范畴和实体两个层面上运用向一式的存在的类比,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解释为以存在论为出发点,最后终结于神学的存在—神—学,但这种做法与亚里士多德对于实体本性的理解相冲突。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不是等级性的存在—神—学,而是一种主张实体一律平等的存在论。

    芬兰学派奥古斯丁成神论思想研究及其新进展
    高源
    2018, 58(4):  155-16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16
    摘要 ( 112 )   PDF (1612KB) (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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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神论为欧洲基督教思想传统中的核心命题之一,无论在奥古斯丁影响下的欧洲拉丁西方还是在希腊俄国东方基督宗教世界中,都占据根基性地位。处于德国与北欧奥古斯丁—路德传统以及俄国东正教对话要冲中的芬兰学派,在成神论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有突破性诠释。回归芬兰学派暨北欧奥古斯丁研究传统与俄国东正教对话的语境,结合古典教父们的传统教义以及最新发现的奥古斯丁成神论文献,有助于人们了解当前芬兰学派奥古斯丁成神论的前沿研究及其最新进展。

    文化差异与区域协调发展
    戴天仕;徐文贤
    2018, 58(4):  162-17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17
    摘要 ( 80 )   PDF (949KB)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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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撤地设市的自然实验,本文考察了地级市内各县与市中心的文化差异对各县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一个1992年至2012年中国的县级面板数据集,本文考察了文化差异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所在地级市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相对于文化差异较小的县,在撤地设市以后经济发展受到抑制。在控制了各县与市中心的地理距离以及各县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等一系列因素之后,研究结论仍然是稳健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文化差异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渠道可能是财政转移支付和工业布局。此研究发现提醒我们,在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区域内文化差异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

    跨界空气污染需要跨区协同治理
    李书娟
    2018, 58(4):  174-18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18
    摘要 ( 98 )   PDF (1121KB)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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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围绕着“风吹雾霾散”现象,系统分析了跨界空气污染的程度。基于现有文献的发现:省委书记、省长在任期间其家乡市的空气污染显著加剧,本文把省委书记、省长的家乡市作为一个外生的空气污染源,利用其家乡市的主导风向识别跨界空气污染的程度及风在污染物扩散过程中的作用。具体而言,在2001—2010年间,与位于其他风向上的城市相比,下风向城市的人均二氧化硫、人均烟尘分别增加了约25%和14%;采用NASA卫星的中国地级市层面PM2.5浓度度量空气污染,本文也发现,下风向城市的PM2.5浓度增加了约2个百分点。另外,本文还发现,风速是促进空气污染物向下风向城市扩散的重要因素,平均而言,风速变动1个百分点,下风向城市的污染将变动约0.1~0.2个百分点。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揭示了跨界空气污染是影响地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跨区协同治理是环境治理的必由之路,有助于推动美丽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FDI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黄亚捷;闫雪凌;马超
    2018, 58(4):  185-19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19
    摘要 ( 129 )   PDF (1277KB)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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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文献就中国的FDI对城镇化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多数肯定了FDI对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但FDI究竟通过何种机制与途径对城镇化产生影响,本文在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基础模型中引入劳动力因素,发现FDI在城镇化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拉力”,即通过带动城镇就业进而推动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地,本文利用中国1999—2014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对这一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外资企业产值占比的提高对城镇化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制造业就业作为连接二者的重要桥梁,对城镇化起到了正向的中介效应。

    宏观视角下的大学毕业生就地择业
    陈希路
    2018, 58(4):  196-20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4.020
    摘要 ( 99 )   PDF (1443KB)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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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构建了一个识别本省大学毕业生在本省就业或深造比重的实证分析模型,使用了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各省大学毕业生数据,从宏观视角考察劳动市场把2000—2010年间的大学毕业生配置到何处。本文发现,在我国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的第一个十年,平均而言超过70%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其就读学校所在的省份进行就业或深造,本文称之为就地择业。这种就地择业不能被收入水平、发展机会、生活成本、地理位置以及户籍制度等所解释,而主要源于大学毕业生的路径依赖,是大学毕业生在考虑人力资本初始积累后主动选择的结果。这些稳健的发现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各省积累高素质人力资本主要靠本省的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