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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8年 第58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8-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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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马克思异化观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审视——兼论异化分析的四层次框架及其方法论意义
    朱富强
    2018, 58(5):  1-1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01
    摘要 ( 124 )   PDF (1222KB) (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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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根源于方法论思维上的缺陷,理性选择分析框架根本上是现象解释性的而非问题发现和解决性的,并且主要适用于私人事务的解释而非社会事务的解释。但是,要实现“认识和改造世界”这一根本目的,经济学科根本上应该关注公共领域的社会事务,这就不能简单地套用适用于私人领域的理性选择分析,而必须运用致力于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异化思维。异化思维充分体现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根本方法论差异。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揭示了异化成因的四个层次:外在的直接原因是劳动分工,内在的实质原因是收益分配,深层的基础原因是权力分布,而社会的终极原因是社会制度。正是从分工结构——分配结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这一路径,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人性和社会病理学,这种病理特征的本质也就是异化。显然,异化观思维以及四层次分析框架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系统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古楳的“教育革命”论与唯物史观(1928—1937)
    曹天忠; 刘晓旭
    2018, 58(5):  16-2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02
    摘要 ( 90 )   PDF (1620KB)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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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对教育革命的研究一般关注1949年后,其内容也多局限于教育领域。实际上,教育革命主张在民国时期已经流行,且逸出教育范畴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结合,形式多样。时任教于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在全国教育学术界十分活跃的古楳提出的教育革命论即为显例。研究教育的经济背景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所持的重视经济因素的唯物史观相结合,逐渐形成自己的教育革命理念。其要点为推翻教育机关,改造学校,打倒统治阶级师生,毁坏教科书,教育是社会革命工具,并进一步扩展为政治经济教育联合大革命论。这主要得益于社会性质形态发展、阶级斗争立场、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启示。这种包含教育革命、暴力政治革命和温和土地改革三者互相联系、性质混合的“教育革命”论,虽颇具特点,但它既与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距离,又不见容于国民党当局,以致遭到校长邹鲁的解聘,并与“乡村建设”等教育派别发生笔战。由此埋下其1949年后加入民主党派,成为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分会副主席的伏笔。梳理古楳教育革命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可以透视出20世纪中前期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深刻影响和辐射。

    重定时间标准与历史位置——《新刻漏铭》新论
    程章灿
    2018, 58(5):  29-3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03
    摘要 ( 91 )   PDF (1893KB)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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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梁初年,陆倕先后撰写了《石阙铭》和《新刻漏铭》两篇铭文,这两篇文章同样被《文选》卷56选录,传诵千古。如果说《石阙铭》主要是从空间角度着眼进行文化正统的论证,那么,《新刻漏铭》就是从时间角度进行历史正统的论证。漏刻之实际功用,本在铭刻时间,而作为一种礼制,它则象征着权力和制度之权威(“气均衡石,晷正权概”),亦被作为治世乃至盛世之表征(“乃置挈壶,是为熙载”)。在南北朝对立之世,新制刻漏足以宣扬皇威,重定时间标准,并将南方的萧梁王朝置于古圣先贤的历史承传序列之中(“爰究爰度,时惟我皇”“配皇等极,为世作程”),永垂不朽。

    比较诗学视野下《文心雕龙》“文之为德”新释
    曹顺庆;杨清
    2018, 58(5):  38-4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04
    摘要 ( 111 )   PDF (2033KB) (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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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对《文心雕龙·原道》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中的“德”之释义的争论由来已久,众说纷纭,学界的说法大体包括:性质说、功用说、规律说、文德说、意义说、表现说、综合说等,然皆不惬于心。此问题虽小,却事关对《文心雕龙》基本思想的理解,不得不辩。将“德”之释义纳入中西比较诗学视野下来考察,可以发现刘勰用“德”架起了“文”与“道”、具体的外在美与形而上的本原之间的桥梁;“文之为德”可理解为“文”是“道”的外在美的显现,蕴含着中西相通的美学思想。

    耕读传家观念的重塑与强化——以南宋中后期辞赋为中心
    刘培
    2018, 58(5):  46-5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05
    摘要 ( 80 )   PDF (2353KB) (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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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时期,理学在民间坚持不懈地传道授业,通过对士绅阶层的潜移默化,已对整个社会的生活观念进行了规范与重塑。耕读传家是乡土中国生活观念的底色,它的兴起和发展与理学的塑造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关联。辞赋在南宋中后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疏离对人生问题的思索而转向展现田园乡居生活。家庭的意义受到重视,耕读传家、诗礼继世被视为致太平的基石。在理学思想规范下,修身齐家在耕读养性中得到落实,耕读生活也是道德伦理实践的过程。耕读传家信念需要个体通过对生活的体会、感悟,达到“孔颜之乐”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生的内在超越。此外,耕读传家本身包含着立德与科举两种趋向,它们并不是对立的。经过理学的濡染,南宋中后期辞赋中的耕读描写反映的已经是士绅阶层普遍的生活观念。

    《人兽鉴传奇》的情节结构与宗教哲学意味——兼及唐文治《茹经劝善小说》
    左鹏军
    2018, 58(5):  54-6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06
    摘要 ( 69 )   PDF (2435KB)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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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40年代末王季烈所撰《人兽鉴传奇》是以传统戏曲形式对世界文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的代表作。其部分内容取材于唐文治《茹经劝善小说》,在思想观念和文化倾向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所表现的文化立场、所表达的文化观念反映了深度的文化关怀和深刻的文化忧患,具有难能可贵的观念超前性质和特别重要的人文价值,值得时人和后人认真倾听并深入反思。《人兽鉴传奇》对于戏剧形式的选择,尤其是对于传奇杂剧传统的有意守护和适度变革,则反映了一种更加深刻悠远的戏剧观念和文化观念,较之以批判传统、变古趋新为主导特征并长期流行的戏剧观念和文化观念,都更具有建设性和前瞻性,也更具有普遍的思想文化价值。

    林纾的海军情结——从《不如归》说起
    夏晓虹
    2018, 58(5):  62-7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07
    摘要 ( 100 )   PDF (2964KB) (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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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年,林纾与魏易合作,从英译本译出日本明治时期的畅销书《不如归》。与日人眼中的“家庭小说”和出版方商务印书馆的标记“哀情小说”不同,林纾看重的是此书关于中日甲午海战的叙述。故译序中,林纾主要诉说由小说引发的“冤抑之情”。他不只希望借助日人名作,证明此战中北洋海军非如世人所指斥的“遁逃”,而是将士用命;并进而有意利用其古文家之笔,为海军申辩、铸史,留下了三篇纪实文章。追溯林纾为何如此关切海军,实与福建船政局及船政学堂本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清末海军将士多半出身闽籍有关。林纾乃是将传统的乡土之情与现代国家思想融合,投射在海军身上,由此表现为同海军的荣辱与共。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的混合特征及历史成因
    柯西钢
    2018, 58(5):  75-8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08
    摘要 ( 60 )   PDF (2870KB) (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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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江上游地处陕、甘、川、渝、鄂、豫几省市交界地区,属于中国南北过渡地带。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移民历史,汉江上游地区方言形成了多方言叠置和混合的特点,中原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赣语等多种方言成分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形式混合在一起,混合叠置的成分及比重与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移民分布密切相关。汉江作为本地区联系外界的通道,在方言形成及方言特征流播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戊戌东渡后的梁启超与“文学”概念的转变
    李敏
    2018, 58(5):  83-9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09
    摘要 ( 75 )   PDF (3110KB) (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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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中国“文学”演变的历程中,日本明治时期新观念的输入具有重要意义,戊戌东渡后的梁启超在其中发挥了引介导向作用。在梁启超的文字著述中,“文学”的含义随语境而变化,并非固定一成不变。在日本新观念影响下,出于国民国家改造的现实需要,原本受到轻视、属于不同性质范畴的诗文、小说、戏曲成为“文学”的重要成分,甚而发出“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的宣言。由梁启超引发的关于输入新学的论争中,“文学”成为论争理据,显示出同时代人的“文学”观具有共同的来源与内涵特点。

    记忆与历史——基于法国共济会历史编纂学的考察
    周小兰
    2018, 58(5):  95-10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10
    摘要 ( 62 )   PDF (3127KB) (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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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共济会历史是“记忆之场”的典型。该组织被操控和被污名化的记忆源于1798年巴鲁埃尔神父出版的《雅各宾主义历史回忆录》,该书造就了革命派这个他者和反革命派这个想象共同体。19世纪,该记忆又被重新唤醒,导致教权主义与反教权主义、共和主义与反共和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些记忆成为创建科学的、客观的共济会历史的障碍。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历史学科的不断成熟与完善,官方和民间档案的开放,加入严谨分析方法的、较为客观的共济会历史与来自不同政治群体的记忆分离、对立。在几个经典问题被论证以后,史学家借鉴社会学、统计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继续澄清共济会历史,使其叙事转向区域化和碎片化。

    中亚语言与文字中的摩尼教文献
    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
    2018, 58(5):  106-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11
    摘要 ( 68 )   PDF (3537KB)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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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尼教素有“世界的宗教”之名,历来重视传播,在摩尼创教之初就为了在与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积极传教。其主要传播方式之一就是主动组织多语言文本的翻译,有关翻译的策略也属多方,如向已有佛教立足的中原汉文化传教之时,译述的摩尼教根本经典《二宗经》(应属ābuhragān《沙溥罗御览》系统)便借用佛教论部体式,参以大量释氏名相。藉20世纪初西方国家进行的西域考古,中亚摩尼教史料获得巨大发现,使得摩尼教东传历程研究的深化成为可能。研究发现,吐鲁番、敦煌发现的涉及摩尼教教史文献的西亚、中亚、东亚语言文字有阿拉美、中古波斯、帕提亚、粟特、图木舒克、突厥回鹘和汉语言文字等。伊朗语系统的摩尼教文献是教会权威文献,帕提亚语是官方仪式语,这一点即使在离开波斯语文化区之后,在中亚乃至中原东南陲的福建地区经历了华化、地方化后的明教教团中仍然以音译真言等方式得到保持。这不能不归功于摩尼教自身教义系统的种种优点和对不同文化的体察与适应能力。对其译经活动进行语言学、文献学、宗教史学的研究,仍是丝绸之路文明史的一个持久重要课题。

    摩尼教与霞浦文书、屏南文书的新发现
    王丁
    2018, 58(5):  113-12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12
    摘要 ( 144 )   PDF (4118KB) (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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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尼教研究是20世纪中外关系史、宗教史研究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摩尼教在进入中国后的曲折经历与顽强的生命力。作为起初被唐朝官方只允许由胡人信奉的外来宗教,经历过多次禁教的命运,但它从西域天山到东南海隅,在数世纪的嬗变过程中编织出一个覆盖中国多个地区的传播路网,其形态在“清净光明大力智慧”这个基本教文纲领不变的情况下,在中华文化精神生活土壤中发生了深刻的嬗变。近年发现的霞浦文书和屏南文书表明,随着呼禄法师入闽传教,当地社会依凭自身既有的信仰习俗,对这种外来宗教采取了接纳的态度,形成了以明流为主导的明教会组织,设置了分部的神职人员,制作了适应当地社会生活的包涵摩尼教因素的新型科仪本,标志着摩尼教最终以其自身传统与中国东南社会兼容并包的形式走向了民间。屏南文书是福建的最近一项发现,其内容如同霞浦文书一样仍包含明确的摩尼教(明教)因素,具有特点之处,是一方面包括福建当地传统教派的痕迹,另一方面是接续很多经典摩尼教的母题,将远来的异国神明与乡土神灵、家族先人崇拜揉合,做成一个中外并蓄、教俗交融的法事范本。

    匈奴语言及族源新探
    叶晓锋
    2018, 58(5):  128-13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13
    摘要 ( 228 )   PDF (5934KB) (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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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奴语的系属一直存在争议,以往研究往往仅根据史书中的只言片语对匈奴语进行探讨,但是由于词语比较缺乏系统性,一直以来难以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考虑到亲属名词相对而言具有系统性,从一些亲属核心词语如“孤塗”、“阏氏”、“居次”等来确定匈奴语的系属,可认为匈奴语与达罗毗荼语以及闪含语构成系统性对应,从而确定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并根据同源的亲属名词之间的相似程度,推断闪含语民族向东迁徙过程中,在中亚分化:一支往南,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成为达罗毗荼人;另一支继续往东迁徙,进入中国北部,成为匈奴。

    “做”伦理学:从夫子责骂宰我说起
    张曦
    2018, 58(5):  140-14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14
    摘要 ( 82 )   PDF (1067KB) (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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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观点认为:在一种高质量的伦理生活形式中,人们应当以理性言语活动为载体,通过完全充分形态的伦理判断,来开展日常伦理评价。根据这种观点,真实世界日常伦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责骂”现象,只是一种不完全的、有待提升的伦理评价形式。必要的哲学分析将揭示这种观点的错漏,指出真实世界日常伦理生活中伦理判断活动的实践前提,澄清伦理信念究竟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论语·阳货》记载了一则夫子责骂弟子的故事,生动而庄重,适于作为一种典型事例来加以分析。

    宋代理学鬼神论的形成——以朱子“阴阳之灵”的观念为中心
    傅锡洪
    2018, 58(5):  149-15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15
    摘要 ( 109 )   PDF (1367KB) (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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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中庸章句》里的“阴阳之灵”,集中体现了理学家解释“鬼神”的思路。一方面:“阴阳”构成了限定,意味着不存在阴阳之气以外的鬼神,由此理学家否定了佛教和世俗所谓能够轮回转世的鬼神。另一方面,“阴阳”又构成指点,即理学家借由事物运动变化的现象,指点使其所以如此的力量。“灵”既指凡是阴阳之气都具有的能动性,又指唯有固定形质以外的气才具有的能动性。“灵”指属性的同时,也指具此属性的气或具体物。作为祭祀对象的鬼神,包含在上述“灵”的含义当中。理学家以“灵”的观念说明祭祀的合理性。

    从褒扬到贬损——东方主义对于中国形象的论述
    郭忠华
    2018, 58(5):  158-16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16
    摘要 ( 75 )   PDF (1635KB) (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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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主义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而形成的一种认识方式,体现了东西方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分析17—19世纪欧洲“颂华派”和“贬华派”思想家有关中国形象的论述,可见东方主义呈现出两种对立的认识范式:积极东方主义和消极东方主义。积极东方主义塑造出一个曼妙而神奇的中国,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建立在自然、开明和重农基础上的国家;消极东方主义则塑造出一个腐朽而堕落的中国,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建立在蒙昧、专制和停滞基础上的国家。两种东方主义先后反映了近代欧洲思想家进行现代性想象和现代性确证的方式,其勾勒的中国形象与中国历史的真实情形未必相符。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和欧洲之间社会情境的变迁和对比,很大程度上是导致东方主义理论分殊的原因。

    工具运用与选择偏好:发展机构养老服务政策研究
    谭兵
    2018, 58(5):  168-17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17
    摘要 ( 69 )   PDF (1673KB) (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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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机构养老服务的政策实践经历5个时期,有15种政策工具被运用于实现确保政府主导地位、培育市场主体、提升消费能力的政策目标,相应地形成了3个工具箱。随着政策阶段的演进,政策工具箱随之调整变化,传统工具被沿用,新型工具增加进来,它们组合、搭配在一起,各工具箱呈现出特定的气质。通过工具干预性和工具主体复杂性关系的分析,发现政府偏好运用干预性强、主体单一的政策工具,它们有利于实现有效控制,但在解决为数众多、相互矛盾的多方行动主体及其利益关系时,成效并不理想。

    我国货币当局超发货币了吗——关于“中国货币之谜”的解析
    李翀
    2018, 58(5):  175-18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18
    摘要 ( 99 )   PDF (1856KB)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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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不少经济学者以我国货币供给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为由,认为我国货币当局过量投放了货币。但是,我国价格水平并没有持续上升,我国经济没有发生超发货币应有的现象。货币供给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较高而价格水平又没有持续上升实际上就是麦金农在1993年曾提出过的“中国货币之谜”。在理论上,“中国货币之谜”源于两个理论误解:一是人们没有注意到在货币思想史上是由于交易额难以计量才被国民收入取代,误认为国内生产总值是决定货币需求量的主要变量;二是人们一直沿袭货币思想史上货币流通速度被假定不变的思维方式,没有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需求存量的影响。实际上,货币需求存量=社会交易额/货币流通速度。由于我国社会交易额相对较大,货币流通速度相对较低,货币需求存量相对较大,货币供给存量相对较大并不反常。因为货币供给存量相对较大并不意味着过量投放货币,所以我国没有发生长期的通货膨胀。这样就解释了“中国货币之谜”。

    要约收购制度改善与控股股东利益侵占研究
    陈文婷; 李善民; 刘中华
    2018, 58(5):  186-19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19
    摘要 ( 98 )   PDF (2064KB)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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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约收购是企业快速扩张的财务战略,也是市场影响产业升级、优化的有效途径。本文从要约制度改善的视角,对要约收购中控股股东利益侵占与中小投资者保护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使用2004—2015年中国要约收购的数据做实证检验,本文发现:在我国要约收购中,制度改善能够提高目标公司价值,并且约束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以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要约收购与协议收购的对比分析中,发现要约收购形式并不显著优于协议收购形式,我国要约收购制度亟需进一步完善。

    风险投资辛迪加绩效研究:基于组群层次的分析
    符正平; 罗超亮; 王曦
    2018, 58(5):  198-20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5.020
    摘要 ( 72 )   PDF (1972KB) (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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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观,并综合关系观点和制度观点在组群层次构建了一个研究框架,在中国情境下,分析了风险投资辛迪加成员之间的资源异质性对合作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关系嵌入性和权力来源匹配的情境作用。实证结论显示:第一,成员的资源异质性和辛迪加绩效呈倒U型关系。第二,辛迪加成员的关系嵌入性负向调节成员的资源异质性和辛迪加绩效之间倒U型关系。第三,权力来源匹配正向调节成员的资源异质性和辛迪加绩效之间倒U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