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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8年 第58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1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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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中国改革模式的演进
    王曦;彭业硕
    2018, 58(6):  1-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01
    摘要 ( 104 )   PDF (292KB)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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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如何推进改革一直是争议不断的话题。本文回顾了改革进程中“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两种改革模式的历史渊源与背景,比较其内涵,指出新时期改革由“摸着石头过河”向“顶层设计”过渡的必然性。本文还重点论证了“顶层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要点,说明了新时代改革的价值取向、内在要求和重点领域,并提示“顶层设计”并非是“顶层统管”或“顶层治理”,更非是回归计划经济。新时代条件下,我们尤其应该警惕借“顶层设计”之名变更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逆流。

    中国制造业知识溢出吸收机制研究
    王珺;李泽华
    2018, 58(6):  9-1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02
    摘要 ( 56 )   PDF (504KB)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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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为40年来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知识溢出是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本文从知识溢出吸收的视角出发,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典型事实,提出中国制造业知识溢出吸收机制的理论假说。基于1998—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结果验证本文的理论假说,发现:(1)中国制造业的知识溢出吸收机制,主要是在位企业吸收知识溢出实现渐进的生产率提升;(2)在位企业对集聚知识溢出的吸收效果存在阶段性差异;(3)企业成立的前10年,对FDI知识溢出的吸收会经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但存续超过20年的企业,对FDI知识溢出的吸收效果不升反降。本文在微观机制层面较前人的研究提供了更充分的讨论,结论是稳健的。

    法律与经济发展“中国经验”的再思考
    周林彬; 王睿
    2018, 58(6):  19-2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03
    摘要 ( 53 )   PDF (640KB)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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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弱法治”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有悖于西方法律与经济发展的主流理论,形成了法律与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随着改革的深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法治经济建设进程中,出现了从重视公法到重视私法、从重视经济立法到重视宪法性立法、从重视立法到重视司法、从重视国家法到重视民间法的新特点;呈现出由改革初期法律巩固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成果的“被动型”法治经济建设为主,转向以引领和推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主动型”法治经济建设为主的新趋势;提出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理论基础构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关系、科学评估机制的建立、法治改革对策等新问题。深入研究上述新特点、新趋势、新问题,有利于深化与升华对法律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的认识。

    中国地方涉税法律制度演进与区域税收收入水平差异研究
    李胜兰;黄晓光
    2018, 58(6):  29-3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04
    摘要 ( 66 )   PDF (1165KB) (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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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开放至今的40年间,中国的税收治理逐步走上法治化的轨道;法律制度现已成为保障和促进税收收入合理增长的重要方式。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综合研究中国地方涉税法律制度与地方税收收入水平之间的联系。首先,本文梳理和总结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地方涉税法律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内容构成和数量特征,并通过理论分析揭示其影响地方税收收入的机制。其次,本文以1999—2015年中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地方涉税法律制度演进对地方税收收入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各个地方的涉税法律在总体上对地方税收收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在不同区域表现十分稳健,差异主要体现在影响程度的大小上。最后针对研究的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论混一背景下的元词复雅思潮
    赵维江;刘慧宽
    2018, 58(6):  40-4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05
    摘要 ( 50 )   PDF (294KB) (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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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南北混一后出现的新一轮“复雅”思潮,是以南宋遗民群体为主的南宗词派面对元词创作新特点、新问题而进行的思考和探讨。张炎所作《词源》和《山中白云词》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成为复雅思潮的大纛和标杆。一批同道好友纷纷以序跋等形式为之鼓吹推介,由此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张炎论”,以推重雅士人格,倡扬雅正词风,宗尚“姜张”词派。元代复雅词学的兴起,实质上是宋以来词体诗化及其观念的继续和深化,同时受到元代社会回归传统儒家诗教的复古诗学的推动。

    论《艺苑卮言》的词学史意义
    张仲谋
    2018, 58(6):  48-5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06
    摘要 ( 59 )   PDF (269KB) (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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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词话丛编》所收录的四种明人词话中,王世贞《艺苑卮言》最能代表明代词学特色及话语方式。《艺苑卮言》大力张扬词的艺术个性,以“宛转绵丽,浅至儇俏”为宗风,主张“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作为明代词学的标志性话语,在晚明清初词坛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晚明时期盛行一时的艳词创作以及“明体词”的形成,均是《艺苑卮言》影响下的产物。晚明清初词选如茅暎《词的》、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潘游龙《精选古今诗余醉》、贺裳《词旃》以及清初《兰皋明词汇选》《倚声初集》,晚明清初词话如贺裳《词筌》、邹祗谟《词衷》、彭孙遹《金粟词话》以及众多词集序跋,均可看出《艺苑卮言》的影响。尤其是清初两大词人领袖朱彝尊和陈维崧,在试图开创清词正朔时不约而同地对王世贞大张挞伐,更可从反面证明《艺苑卮言》的词学史意义。

    “自辑录”与晚清民国词学目录之学的“别是一家”
    刘兴晖
    2018, 58(6):  55-6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07
    摘要 ( 56 )   PDF (266KB) (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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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昌绶、王国维在清季词籍整理成果的基础上,以自辑录词集词目相补充,揭櫫了词籍专门目录编撰的序幕。《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作为第一种薄录体专目,确立了“近古”等原则;《词录》承其端绪,虽在非自辑录部分存在失于考订等缺憾,但仍开创了词学专科目录中的词学批评之先例。至民国时期,赵尊岳对自辑录、汇刊的明词撰著提要,完成了由薄录向解题式的转变。龙榆生总结得失,提出词籍目录撰著“三义”,标志着词学目录之学“别是一家”的学科自觉。

    汉赋为“学”论
    易闻晓
    2018, 58(6):  62-7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08
    摘要 ( 58 )   PDF (346KB) (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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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大赋假设问对、恢廓声势、名物堆砌有得于《庄子》寓言、纵横谈说和《吕览》类辑的综合影响,故被视为“一子之学”。其资于学问,乃在作为“辞章”的丽藻,表现为名物和形容的铺陈,要归“字本位”的语言运用。名物的广博奇异反映为字类的繁复难僻,形容的堆砌多以声韵联绵临文组字,因声异形,繁滋复赘,乃是学问之于用字的切实表现。

    “算账”书写:“翻身”的性别政治——从赵树理《传家宝》看革命的性别与阶级问题
    吴晓佳
    2018, 58(6):  71-8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09
    摘要 ( 73 )   PDF (351KB) (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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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树理在其小说《传家宝》中通过“算账”书写,生动地呈现了妇女解放如何在“劳动”的神圣化层面与革命理念和实践相契合,并由“算账”达成了“说理”,同时在公、私两个层面论述:妇女重新回到公共劳动领域以及获得土地所有权,正是超越现代个人主义和启蒙主义框架下的妇女解放模式(即要么在家庭中受压制,要么走出家庭)的第三条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该作品的再解读对现实有重要的指涉意义。

    清末“国体”“政体”区分说的源起与变异
    邓华莹
    2018, 58(6):  81-8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10
    摘要 ( 57 )   PDF (329KB) (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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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接引东学而来,与国家类型知识紧密相关的“国体”“政体”本非迥别,随后穗积八束等人以主权、统治权所在及其行使形式为标准截然区分“国体”“政体”的学说传入。穗积八束等人在“国体”“政体”具体有哪些类型,是否严格限定“国体”指称范畴以及国家、君主能否同时是统治权主体等问题上虽有分歧,但一致强调日本实行立宪政体后仍是君主为主权、统治权主体的君主国体,旨在尊崇天皇、君权。受“国体”“政体”难以厘别和译者对相关知识的理解程度不足等因素影响,“国体”“政体”区分说在引进传播的过程中多有随意调换概念和杂糅不同说法等情况,使得“国体”“政体”涵义所指纷歧百出,益加纠缠不清。

    中世纪盛期西班牙犹太人与基督徒的族群融合
    王玖玖
    2018, 58(6):  90-10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11
    摘要 ( 69 )   PDF (1320KB)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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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12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上北方基督教王国统治下的犹太人与基督徒杂居而处的格局全面形成。共享的城市空间为双方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必要的场域。跨宗教的买卖、商业合作、医患、友谊和婚姻等关系逐渐在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建立。其中,改宗、通婚以及“混血后代”的诞生是双方族群融合的最高潮。但无论是主体族群基督徒,还是少数族群犹太人,为保持自我族群纯洁以及由此带来的优越感或特权、利益等,都通过规劝和惩罚其信徒等方式,试图将“融合”限定在有限范围内。而事实上,双方在“族群融合”和“边界保持”之间也的确保持了大致的平衡。这也是整个中世纪盛期西班牙犹太人与基督徒能够以共生方式共存的原因之一。

    帝国以前的罗马城——从聚落到都城的考古学观察
    周繁文
    2018, 58(6):  101-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12
    摘要 ( 56 )   PDF (2411KB)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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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从意大利中部的边缘小聚落,渐成拉丁地区的中心、亚平宁半岛的中心,最终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中心。罗马城的延续性和层累性是世界城市史上的经典案例,它的城市模式也影响了地中海世界的许多地方城市,是古典考古学研究的重心。对史前至共和国时期罗马从聚落到城市的发展历程进行长时段观察,分析它成为帝国都城的转型方式。罗马城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内部空间重组和外部空间扩散的过程,空间重组是一种适应性的物质性或功能性的替代,空间扩散则是以不同的历史空间对应着不同层次的城市界线。最后,通过与环地中海其他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讨论罗马城演进模式的复杂机制和动力。

    功夫伦理初探
    倪培民
    2018, 58(6):  113-12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13
    摘要 ( 67 )   PDF (395KB) (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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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中国传统伦理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一种功夫伦理?在宋明儒家那里,功夫总体而言指的是生活的艺术,而非仅仅是武术,虽然武术可以作为功夫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以“坏人能不能有好功夫”作为切入点,将引导出三个逐渐递进的答案,每一个代表道德和功夫的多层次关系的一个层面:第一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功夫和道德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生活的艺术和道德上的责任。第二个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每一个道德的善恶对应一个相应的功夫能力或这种能力的缺失。第三个答案是:一个人如果需要调用道德责任来规范自己,就还没有达到高功夫的境界;真正的功夫大师无需以道德约束自己,因而成为道德中性。这些分析展示了一个包括道德善恶,然而却不局限于道德善恶的功夫伦理。通过与德性伦理、效用主义伦理、道德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比较,可以揭示功夫伦理的丰富意蕴。

    阴阳“八卦”的演变及阴阳家与《周易》的关系
    高华平
    2018, 58(6):  125-13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14
    摘要 ( 72 )   PDF (415KB)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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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本为筮书,“八卦”则为占卜兆象(卜兆),故后世的占筮《周易》,原与“阴阳”观念及阴阳家皆无关系,而是阴阳观念出现之后占卜与占筮结合的产物。阴阳家源于“羲和之官”,但“阴”“阳”概念的出现则晚得多。“阴”“阳”二字始见于殷商甲骨文,其变成为一对哲学范畴则在西周时期,标志是“阴”“阳”二字皆以“〖XCGYP01.TIF,JZ〗”为义符。先秦诸子中第一位“阴阳家的大师”是稷下学者邹衍。邹衍的“五德终始”“主运”及“大小九州”诸说的理论基础,都是阴阳家的“阴阳”学说;阴阳家的兴盛与战国儒家的《易》学思想密切相关,故邹衍不入《汉志》中的“术数五行家”,而入《诸子略》之“阴阳家”。

    《六经》与《四书》的思想互补与内在张力
    朱汉民
    2018, 58(6):  136-14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15
    摘要 ( 69 )   PDF (286KB) (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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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儒家建构了《六经》的经典体系,又开创了“《六经》以外立说”的子学体系,也就是后来宋儒分立的《六经》与《四书》两个经典体系。两个经典体系有不同的学术旨趣:《六经》主要记载上古三代的礼乐制度,其学术旨趣在“治”;《论语》《孟子》记载儒家诸子倡导的仁义道德,其学术旨趣在“道”。早期儒家通过礼学、仁学的相互诠释,实现《六经》思想与《四书》思想的相互补充。但是,《六经》原典与儒家子学之间存在一些差异,故而礼学与仁学又存在明显的思想张力,这些差异与紧张导致后世儒学的思想纷争与学派分歧。

    庄子“齐物论”属读辨正
    李智福
    2018, 58(6):  144-15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16
    摘要 ( 86 )   PDF (329KB)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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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之“齐物论”,古今有三种读法,即“齐物—论”“齐—物论”“齐物—齐论”。两汉六朝隋唐等中古文献皆以“齐物—论”为属读,而无“齐—物论”之属读。“齐—物论”属读首发于北宋文士张文潜,他是在为挚友刘壮舆“是是堂”题诗时偶然提及这种读法;后被南宋学术重镇王应麟援引,随后“齐—物论”属读渐成宋明庄学史之主流,这种逆转背后有着复杂的学术或思想原因。清代及晚近学者试图调和二者,兼采“齐物”和“齐论”两说。“兼齐”说在义理上可通,但质诸“齐物论”三字,则有违逻辑排中律之嫌。如果对义理、文献和学术史等进行综合考察,将“齐物论”属读为“齐物—论”为最具胜义和最具优先性之读法。

    民族走廊与族群互动
    周大鸣
    2018, 58(6):  153-160. 
    摘要 ( 66 )   PDF (275KB) (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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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逃离”与“加入”之间:从“吴将军”传说看山地族群的国家认同
    刘秀丽
    2018, 58(6):  161-16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18
    摘要 ( 45 )   PDF (312KB)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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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将军”传说在位于南岭走廊的山地族群“民瑶”当中广泛流传,其以“生要护朝,死要护瑶”为主旨,故事情节则经历了由顺服到反抗、最终反抗失败而服膺于朝廷的曲折过程。这则传说与“民瑶”自身的历史叙事形成互文关系:“民瑶”等山地族群自宋代以来“叛服不常”,明朝在南岭设立卫所之后,叛乱才逐渐平息;清朝时,“民瑶”建立起一套“叛乱—平叛”历史叙事以对应这段历史事实,而这正与吴将军传说的“顺服—反抗—顺服”叙事相呼应。吴将军传说与地方历史叙事显示出边缘山地族群对中央王朝的矛盾认知,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介于华南学派所称的“加入”与斯科特所称的“逃离”之间的一种充满矛盾和张力的策略性共存关系。

    南岭走廊地区的宗教、边界与跨地域想象
    张超
    2018, 58(6):  170-17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19
    摘要 ( 54 )   PDF (307KB) (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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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与边缘”模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基本的认知结构。以南岭走廊地区瑶族的民间信仰为具体研究对象,探讨此认知结构如何在这个地域社会中展开:瑶族宗教信仰中正是利用空间、性别和种别模式来体现“中心与边缘”的辩证性过程。中心与边缘认知结构实际上是一种跨地域想象,它使某一个民族跨越地域与民族性局限,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可能性
    周星
    2018, 58(6):  179-18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20
    摘要 ( 69 )   PDF (276KB) (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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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人类学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都是“舶来”之学,但日本文化人类学先行一步,比中国人类学更加靠近以英美为主导的文化人类学的世界知识体系。中国文化人类学在大规模地接受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同时,也受到日本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并和其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相对于西方文化人类学而言,中国和日本人类学无疑都先天带有“边缘性”及“本土性”。但是,由于中日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差异和不平衡,两国文化人类学之间主要是围绕着“中国研究”的单向度交流。今后如何将“日本研究”也纳入双边互动的学术交流实践之中,则需要两国人类学家的共同努力。

    驯化、传播与食物生产类型的形成——人类学的视角
    范可
    2018, 58(6):  187-19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21
    摘要 ( 50 )   PDF (334KB)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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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驯化及其对人类历史走向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驯化应当被考虑为人类历史进程的“拐点”或者“岔路口”:作为拐点,人类从纯粹的食物搜集者转变成为食物生产者;作为岔路口,人类的文化异质性兴起。我们今天所呈现的多样性都可视为驯化的长程结果。驯化与传播奠定了我们在共享某种同一性之上显现出来的差异和多样性。包括畜牧在内的广义的农业发明,使人类在适应上呈现出多彩多姿。它的后续影响使之成为所谓“文明的门槛”,预示了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文化将迎来更为细化、精致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迎来更为残酷的未来。

    大自然的馈赠:味之道与民族医药
    赖立里
    2018, 58(6):  197-20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22
    摘要 ( 53 )   PDF (281KB)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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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地区医师的采药配方与厨师调和五味的技艺之间关联密切。被称为“大自然馈赠”的不仅有药材与食材,还有体现了医者与厨师调配技艺的“味之道”。按照人类学经典的“礼物”逻辑,在行医与烹饪实践中,味道作为赠予的礼物,融入了病人与食客的身体生命之中。这也是民族医药实践中人与物共同形成的“行动元网络”。它既包含了本身源于自然的药材,也包含了与之相关的人类技艺与实践。如此来重新认识行医和烹饪过程,可以看到拉图尔意义上的超越了以人为中心、不限于语言和人际交流的社会生活。民族医药实践是将各方力量汇聚在一起的过程,指向的是关于生的宇宙观的实践,并非简单的商品交换逻辑可以完全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