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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9年 第59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1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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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五代“渔父”系统歌辞调名辨析
    张之为
    2019, 59(1):  1-1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01
    摘要 ( 60 )   PDF (1994KB) ( 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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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父》一调在音乐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中日两国皆见创作,且曲辞齐、杂言体兼备,是研究早期文人齐、杂言辞关系的理想切入点。通检唐五代中日“渔父”系统之歌辞,对其载录调名及体式进行比证,厘清《渔父》一调曲辞的留存情况。在此基础上,考察两国《渔父》歌辞的形态、辞格,并与唐诗中“渔隐”题材诗歌比较,可知中、日《渔父》歌辞的写作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前者为“依调填辞”,后者为“依辞写辞”。早期文人曲子辞写作以“歌辞”观念而非文体观念为主导,不存在明确的齐、杂言分体意识。齐、杂言体的自觉分判,产生于“依调填辞”转向“依辞写辞”阶段,而音乐环境的差异是催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对齐、杂言体分体意识产生之细节的甄辨,还原了曲子辞在发生期与书面文学诗歌系统间联结、互动、分流的历史。

    元代文学的厌乱思治主题
    查洪德
    2019, 59(1):  11-2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02
    摘要 ( 56 )   PDF (1935KB) (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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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杂剧为主要代表的元代文学,曾被认为体现了斗士精神,其重要主题是反封建、反传统。现在看来,这不符合元代文学的实际。元代是乱世,人情厌乱思治,致力去乱求治,是元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元代文学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基本道德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是维护传统而非打破传统。厌倦、厌恶政治与社会的混乱,渴望政治清明天下清平,是元代各体文学共有的重要主题。

    纪昀“著书者之笔”说考论
    刘晓军
    2019, 59(1):  23-3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03
    摘要 ( 69 )   PDF (1916KB) (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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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昀批评《聊斋志异》时提出的“著书者之笔”说,是在传统小说观念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境与乾嘉学风对小说创作的理论总结,涉及小说创作的宗旨与目的、体例与方法以及小说作者的素养与识见等诸多方面。“著书者之笔”说的提出,强化了以笔记体为正统的小说观念,凸显了笔记体小说知识性与思想性的本质属性;重视“著书者之笔”说,有利于改变当今小说研究总体上重白话体轻文言体、文言体中重传奇体轻笔记体、笔记体中重人物与情节轻知识与思想的格局。此外,纪昀拈出“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将小说文体风格与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审美理想、艺术修养、创作个性等因素相结合,开辟了小说文体风格尤其是作家风格研究的新路径,对当下的古代小说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科学思维的局限性与“诗话”批评的复兴
    龚刚
    2019, 59(1):  32-3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04
    摘要 ( 49 )   PDF (1891KB) (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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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20世纪以来的文艺研究,有计划、有步骤、逻辑严密的科学主义研究模式日益占据主流地位。它固然使得对文艺问题的思考更周到、更全面,但由于科学化研究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排斥感性与偶然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模式如诗话体以及评点体所显示出的即兴而发或有感而发的偶发性与性灵化特征便受到抑制。这一方面使当前的文艺研究由于过分追求科学主义规范而显露出程式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使崇尚兴会妙悟的文学批评方式得不到相应的重视。本文以钱锺书对神秘主义思维的辩护为切入点,探讨艺术与科学以及审美批评与科学研究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肯定“美术之知”的价值,提出复兴诗话体的构想,主张文学批评不应排斥性灵与妙悟,而应将理论融入想象和直觉。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黄万华
    2019, 59(1):  38-4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05
    摘要 ( 46 )   PDF (1939KB) ( 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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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梦断:沈从文“伟大中国文学作品”理想的寂灭及其内因
    罗义华
    2019, 59(1):  50-6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06
    摘要 ( 44 )   PDF (1927KB) (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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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题材而言,沈从文最后的小说集《雪晴》回到了他所熟悉的湘西边地,但这绝非一种简单的重复。身份、语境、言说方式的转变,使得这部作品构成一种隐喻式的表达。小说中出现了画家梦断的情节,推究起来,沈从文的夙愿是创造“伟大中国文学作品”并藉此“重造中国”。“梦断”是对于自身创作乃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整体结论,表征了他所遭遇的内外交困情形。《长河》、《芸庐纪事》、《小砦》等作品的未完成,凸显了沈从文小说的能力限度:他的想象力往往囿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在题材的拓展上缺少一种“历史建构”能力,他所醉心的文体美学也使得他难以从风景画的捕捉中超拔出来并构建真正宏阔的历史小说。

    黄海章文学批评的学术理念与思想个性
    李松
    2019, 59(1):  62-7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07
    摘要 ( 54 )   PDF (1914KB) (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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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研究生涯中,黄海章文学批评所形成的学术理念与思想个性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强调文学本体研究、重视精神体悟、秉持知人论世的历史主义方法、区分学术性与功利性的边界、坚持学术个性与言说风格的统一、崇尚独立思考、保持人格独立、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薪火相传而鞠躬尽瘁。黄海章的文学批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反映了激进的政治理念与独立的学术思想二者纠缠所造成的困境。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文学批评思想,需要运用知人论世和文本细读的方法,而不是先入为主或者断章取义,惟有如此才能理解他的学术研究思路、方法以及风骨。

    “番禺”得名于“蕃商侨寓”考
    宋亦箫
    2019, 59(1):  73-7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08
    摘要 ( 47 )   PDF (3128KB) ( 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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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禺作为广州的古称,通过考古和文献的二重考察,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番禺得名于“蕃商侨寓”的省称,它的出现,证实了早在战国时期,已有蕃商侨寓于今天的广州,使广州成为中国南方最早的海上丝路起点。

    东汉临湘县交阯来客案例详考
    张朝阳
    2019, 59(1):  78-8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09
    摘要 ( 65 )   PDF (1897KB) (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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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时代,交阯是广义“粤地”的一个重要区域。2010年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东汉简牍,记录有交阯人“孟”在长沙的租船纠纷,是文献罕见的、对普通交阯人活动的第一手记录。透过交阯来客个案,我们可以发现交阯在粤地与岭北经济交流中扮演的角色,也可以理解长沙在东汉南方地区间贸易的地位。

    卢梭学说在清末的传播方式与影响所及——对知识、舆论及现实政治的检讨
    庄泽晞
    2019, 59(1):  85-10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10
    摘要 ( 40 )   PDF (2000KB) (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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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梭著述的原本涵义,与近代国人对之所作的阐释发挥,本属不同范畴。《民约论》并非意在鼓吹革命的著作,然而清末特有的知识环境与舆论氛围,却塑造了其根深蒂固之“革命”意象,尽管与作者初衷不无出入,却已成时人的普遍认知,这种通俗意义的广泛流传,也反映了清末时期西学摄取的某些特征。“民约论”思想颇获时论推崇,但官方意旨对之则甚抵触,即便是在奖掖新学、推行立宪的新政举措中,其学说仍备受拒斥。回归历史情境,考察不同阵营人士的相关言行,对彼时卢梭学说在不同层面的影响,方可有更切实的评判。

    大学区制改革背景下的国立武汉大学筹建始末
    刘文祥
    2019, 59(1):  102-11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11
    摘要 ( 94 )   PDF (1936KB) (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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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在大学区制改革的背景下,中华民国大学院委派湖北教育厅长刘树杞对原武昌中山大学进行改组重建。刘树杞在这一过程中,曾有在鄂实施大学区制的计划。由于制度设计的不足及“蒋桂对立”的政治时局等因素影响,该大学筹建过程中曾出现“地域化”和“省立化”的倾向。藉由蔡元培的直接介入,这两种倾向最终予以彻底纠正,重新明定武汉大学的国立性质,并确立了高标准的学术定位。这一结果对于武汉大学的后续发展,乃至日后武汉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成就和地位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董仲舒人性论新探:以性朴论为中心
    周炽成
    2019, 59(1):  114-12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12
    摘要 ( 61 )   PDF (1880KB) (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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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事实上与荀子一样都是性朴论的代表。以性恶论说荀子的历史惯性,已受到多种质疑。以性有善有恶论或性善情恶论或综合孟荀论来说董仲舒也是大有问题的。王充对董子人性论的概括难以在他本人的著作中得到可靠的支持。性朴论肯定初生人性包括着向善发展的潜质,但不肯定其中有现成的善。初生人性不够完美,但不能说成为恶。正如玉出于璞,璞中含玉质一样,善出于性,性中含善质。董仲舒批评孟子的性善论而完全没有提到所谓荀子的性恶论,这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

    一体与同体:程颢“万物一体”说辨证
    雷静
    2019, 59(1):  121-12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13
    摘要 ( 65 )   PDF (1809KB) (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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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朱熹的观点来看,程颢的万物一体说是身心体验的同体而非本体论的一体。朱熹采纳了程颢的生生之理,而扬弃了其作为主观性的同体。时贤认为,程颢“天地生物之心”的观念,成为理学中“万物一体”客观性论述的重要资源,生生是程颢本体论的重要贡献。但若接着回应朱熹的问题,如何看待程颢万物一体说中的一体与同体的关系,尤其是生生之一体如何显发于同体,则尚需致思。基于一体显发于同体的经验理路,还可以在一体之本体论下考量同体所存在的问题。通过这些讨论,将呈现同体作为交感互动关系及其基于身体的特点。同时,尽管同体存在局限性甚至矛盾,但在儒家伦理中,它召唤着道德责任。

    为政与良知——阳明学者邹守益的为政理念及其对江西地方官员的影响
    张卫红
    2019, 59(1):  128-13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14
    摘要 ( 53 )   PDF (1913KB)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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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守益是阳明后学中与地方官员交往人数最多、并对其影响最大的学者。他与江西地方官员的讲学、交游、通信、撰文等种种交往,都是实践并传播良知学政治理念的方式。他把为政之道区分为三个心性层面:以私欲为政,以资禀为政,以学为政。后者即政学一体、万物一体。这些理念对官员的学术倾向、文教举措、个人品行及心性工夫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明代儒学弘扬路线由“上行”转为“下化”的情况下,阳明学者将“得君行道”转为“得官行道”的努力,是儒学在地方社会施展“上行”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儒者实践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责任伦理与儒家工夫论: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另解
    姚育松
    2019, 59(1):  137-14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15
    摘要 ( 149 )   PDF (1830KB)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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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伦理是由韦伯特别针对现代性政治提出的政治伦理,以之与意图伦理相对待。责任伦理亦可兼顾道德存心与实践结果之好坏,故此儒家的道德学说与责任伦理并不相互排斥。从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中,可以发现船山的工夫论是与责任伦理相契的。这主要表现在船山反对将格物与致知打成一片,因此其论修〖JP〗身的根本意向是投射至具体对象以为事功,而非收摄到主观的道德境界。不止如此,从《宋论》和《读通鉴论》对王安石与光武帝的评议,可诠释出三条儒家式责任伦理的道德格律。

    私力救济抗辩初探
    李扬;张旗
    2019, 59(1):  146-15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16
    摘要 ( 59 )   PDF (1844KB) (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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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力救济抗辩是特指在有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民事纠纷案件中,针对原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指控。如果被告被指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仅仅是针对原告在先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救济手段,则被告可以据此对抗原告请求法律救济的权利。私力救济抗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一是互联网市场及其竞争特点是决定性因素;二是承认私力救济抗辩有助于形成互联网市场中的商业道德;三是承认私力救济抗辩对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不会造成实质损害;四是承认私力救济抗辩不会冲击公权力对互联网市场竞争的监管。私力救济抗辩应当具备如下严格要件:一是存在在先的互联网环境下不正当竞争行为;二是互联网环境下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威胁性和紧迫性;三是私力救济的行为具有即时性;四是私力救济的行为对象仅针对作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五是私力救济的行为性质具有防御性、保守性。符合这几个要件的私力救济抗辩,可以抵消原告请求损害赔偿和禁令救济的权利。

    论唐宋法律考试与法官职业化趋向
    蒋楠楠
    2019, 59(1):  158-16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17
    摘要 ( 49 )   PDF (1889KB)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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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法律考试制度主要包括科举制度中的“明法科”、吏部铨选“试判”以及选拔法官的“试刑法”考试。它们是选举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律考试始于唐而兴于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选举制度与唐宋司法传统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唐宋法律考试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不仅推动了官员知识结构的改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撼动甚至扭转了仅以通晓儒家经义即可为官的惯例,为士大夫阶层的时代风貌注入了新元素。唐宋法律考试制度经统治者在总结成败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逐渐确立了以“试刑法”作为选拔法官后备人员的考试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直接促使了初具职业化趋向的法官群体的形成。

    公司诉讼、母子公司距离与集团债务分布
    夏子航;辛宇;谢伟
    2019, 59(1):  166-17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18
    摘要 ( 91 )   PDF (1862KB)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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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诉讼除对其整体融资规模与资本结构造成影响外,同时还会对集团内部母子公司之间的债务分布造成影响。本文以2008—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发现:对于发生法律诉讼的上市公司,其更倾向于利用子公司进行债务融资;随着母子公司地理距离的不同,公司诉讼与集团子公司债务分布之间的关系也存在明显差异,公司诉讼情境下所采取的子公司债务分布策略,是出于对母子公司代理成本与风险分散及制度套利收益的权衡结果。本研究为理解公司诉讼情况下企业集团的财务政策选择及其融资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盈余管理
    杨薇;徐茗丽;孔东民
    2019, 59(1):  177-18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19
    摘要 ( 87 )   PDF (1845KB)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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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考察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可能的影响机制。我们发现:第一、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显著降低了盈余管理水平。第二、薪酬差距影响盈余管理的过程中,外部监督机制和管理者薪酬机制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结果显示薪酬差距吸引了信息中介的关注度,加强了对企业的监督作用,进而降低盈余管理水平;由管理者较高的绝对薪酬或者较大的相对薪酬溢价,导致了管理者与员工之间较高的相对薪酬,会降低管理者的盈余操纵动机,进而降低盈余管理;第三,该结论在改变了薪酬差距的测度后有效并稳健。本文的研究不仅给企业薪酬设计提供了依据,也给监管层制定有效的企业薪酬管理制度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借鉴。

    资产剥离能否激发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研究
    李萍; 苏亮瑜; 徐欣
    2019, 59(1):  188-19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20
    摘要 ( 65 )   PDF (1852KB)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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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出发,讨论资产剥离能否实现资源有效再配置,促进企业研发投资。研究发现,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资产剥离与研发投资代表了企业战略层面的权衡,企业会将资产剥离回收的现金用于研发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资产剥离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研发投资。具体来说,首先,资产剥离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存有融资约束的企业中,从公司特征来看,分别是年轻企业、小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其次,资产剥离与市场需求变动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最后,从经济后果来看,相比于资本性支出,将资产剥离后的资金用于研发投资更符合“效率假说”,会对企业未来绩效产生正面影响。本研究为中国现阶段鼓励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创新实现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利的实证证据,同时也为企业进行相关战略变更和投资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创业者受教育水平影响新创企业成长吗?——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吴长征
    2019, 59(1):  199-20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1.021
    摘要 ( 116 )   PDF (1841KB) (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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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者受教育的水平是否提升了创业企业的成长性?显然这是影响其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考量因素,同时也影响创业的结构和创业企业的创新水平。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对于推动创业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以第九次全国工商联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创业者受教育水平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创业者受教育水平越高,新创企业成长绩效越好。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影响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更为显著;同时,创业者受教育水平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高技术产业和非高技术产业不同,前者显著而后者不显著。相应地本文给出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