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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9年 第59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9-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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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朝宫廷贡物与贵族文学——从夷方珍奇到皇朝符瑞
    林晓光
    2019, 59(2):  1-1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01
    摘要 ( 107 )   PDF (2112KB) ( 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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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咏物文学兴盛的六朝阶段,“物”作为一种特殊存在成为文学主题。但六朝是贵族阶层垄断文学的时代,当时的文学语境、视野与后世庶民文学截然不同,其所咏之物往往并非寻常对象,而是从远方进贡至宫廷的珍稀动植物。建安文学集团对来自南方的孔雀、鹦鹉等表现出集中关注,借此抒发人生际遇盛衰的感慨;而魏晋南朝的宫廷文学中,贡物更与符瑞结合成一种典型的政治书写模式。物与人的相对移动造成了不同的书写类型:人向物的移动表现为科学性客观记录的异物志,物向人的移动则获得想象性的文学潜能,生发为贡物文学。“贵族”与“贡物”在这一特殊空间中的遇合,为六朝文学提供了特殊的主题素材及书写机能,成为一种构造性的中古文学现象。

    纪行赋中的道里信息——以沈炯《归魂赋》为例
    于溯
    2019, 59(2):  15-2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02
    摘要 ( 81 )   PDF (5719KB) (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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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纪实性的行旅书写,纪行赋天然地成为历史地理研究材料。赋文既沿空间展开,一篇纪行赋就是一条具体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上不仅有山形水文、州县郡国,还镶嵌着邮传亭驿、桥栈关津、田畴古迹,就连路况险易、城池兴衰等即时状态,亦在在可见。纪行赋又多喜就途经地的本地典故发挥议论,也就是说,它还提供多重时间维度中的地理信息。以上这些特点,使纪行赋与纯粹的“地理类”文献相比,别具一种史料价值。以沈炯《归魂赋》为例,可以看到具体交通线路在复杂历史情境下的使用情况。

    晋唐时期的山水认知与地学山水记的文体流变
    李翠叶
    2019, 59(2):  24-3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03
    摘要 ( 73 )   PDF (1978KB) (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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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学山水记是魏晋地学知识革新下所创造的截然不同的“山水认知”体系。其文体功能在于存录“物之本末,事之始终”。这一功能先后经历了“记述形态”向记体文的转变。“记”这一类文献的特殊性在于,不仅要以文章为法式,还要以尊道为本原。唐代古文运动中记体的兴盛,实质上是文以载道的实践。其所提倡之道,即为物理、事理所需要展现的认知能力与知识架构。

    江山入赋——宋代纪行赋中的文本风景与历史地理
    丁涵
    2019, 59(2):  32-4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04
    摘要 ( 92 )   PDF (2032KB) (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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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宋一代,纪行赋完帙多达15篇,数目冠绝历代,且粲然可观,不乏自撰成后就广受好评的名家佳构。例如邢居实的《南征赋》,苏轼就假他人语盛赞其“亦足以藉手见古人矣”,黄庭坚亦称述其“笔墨山立,自为一家”。宋代纪行赋体格高古、文风遒健,对舟行路线、川流景观、水文特征及江河水系的叙述尤其细腻、密集,这一方面与纪行赋“因地及史、叙行述志”的文体机制以及宋人好藉“水”进行创作和论文的风尚有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宋代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其文本面貌受到行政区划因革、疆域边界改易、地形水势变迁、政治氛围更替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爬罗剔抉宋代纪行赋文本背后的文化语境和史地信息,曾经湮没的山川形貌、人物风土、节序物候等,多可据此得悉。

    桐城派寿序与“中国之文”
    沙红兵
    2019, 59(2):  44-5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05
    摘要 ( 60 )   PDF (2026KB) (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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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方苞、刘大櫆、姚鼐直至清季民初的贺涛、范当世、姚永概等,桐城派作家一方面非议寿序“非古”,一方面又创作了大量寿序。这些寿序固然有其写作策略、体制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始终与方、刘、姚以来社会文化的古今之变纠缠在一起。其不仅关涉桐城派古文的狭义之“文”,而且关涉凝聚在一个个寿序人物、老成典型身上的包括了女德、家教、乡俗民风等在内的广义之“文”。由于清季民初古今中西之争的愈演愈烈,寿序所关涉的“文”更与“中国之所以立国者”问题相交织,使寿序从对老成人物寿庆的祝祷与祈望进而成为对面临一线难传之虞的“中国之文”的祝祷与祈望。桐城派寿序也与
    桐城派作家所作的诸多家传、族谱序等一起构成了社会文化焦虑的集体症候,它们自身既为“中国之文”,也跳出自身关切“中国之文”。

    中国现代“杂”文学的价值重估
    金宏宇
    2019, 59(2):  56-6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06
    摘要 ( 56 )   PDF (2035KB) (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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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中国“文学”的论域总在泛窄、广狭、正野、纯杂之间,到20世纪才进入纯杂分立的时代。经过提纯祛杂,纯文学周边的大量“杂”文学被长期忽略或屏蔽,但杂文学事实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实存的有机构成。杂文学疆域极广,文类众多,借用来自西方的“副文学”、“非虚构文学”、“私人文学”等概念来命名和限定并不完全相洽。杂文学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更具有非虚构性、实用性等本体特性,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和驳杂。杂文学同样是“有意义的结构”,具有其特殊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批评价值。杂文学写作是中国现代文人日常文学生活和中国文学国情的表征,只有破除20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观念、文类观念、文学史观念等观念规限,我们才能对这种文学实存进行客观、公正的衡估,从而撬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

    日俄战争前的路透社与清政府
    安东强
    2019, 59(2):  70-79. 
    摘要 ( 51 )   PDF (1873KB) ( 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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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的电讯是近代中国认识世界情势和办理中外交涉的重要参考。自路透社业务在东亚地区开展以来,其电讯便成为中外舆论的要津,在甲午战争期间也为李鸿章办理中外交涉提供借鉴。此后,以北洋为中枢,路透社与清政府实现间接合作,甚至一度酝酿和尝试直接合作。考察这一历史进程,有助于深入探讨清政府如何认知域外各国情势的途径,以及其与欧美接轨的多层次的历史内涵。

    清季捐纳、科举停废与保举走向
    林浩彬
    2019, 59(2):  80-8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08
    摘要 ( 64 )   PDF (1913KB)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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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在捐纳、科举停废之后,朝野上下曾有一并限制乃至取消另外的保举途径,防止其影响兴学堂、清仕途的主要目标的声音,但终因保举在各个阶段所具有的取才与激励的特殊功能而事与愿违。在清季新旧铨选制度转折过程中,清朝没有借助捐纳、科举停废等机会解决相关问题,以保举为主的旧的铨选制度无法一并取消,造成铨选制度新旧杂糅的局面一直无法改变。体现了清季新旧铨选制度转折过程的复杂性,预示着清朝无法在旧有的铨选制度体系解决保举问题,需要借助于此后引入西方与日本的文官考试、任用制度的新的外部动力。

    贵族视域下的中古政治危机——1258年英国贵族改革运动的发生
    金德宁
    2019, 59(2):  88-9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09
    摘要 ( 94 )   PDF (1922KB) (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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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8年,格洛斯特伯爵理查·克莱尔、莱斯特伯爵西蒙·孟福尔联合其他贵族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庞大的领地、巨大的家族威望为克莱尔和孟福尔在改革中取得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在反抗国王的行为还没有被视为叛国的情况下,贵族往往可以通过反叛来维护自身利益,并常常获利甚多。亨利三世对吕西涅兄弟的宠信,严重损害了克莱尔和孟福尔的利益,尤其不能满足他们对于土地的诉求。基于此,他们发起了这场贵族改革运动。

    高昌α寺遗址所出摩尼教、佛教寺院回鹘文账历研究
    松井太
    2019, 59(2):  100-10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0
    摘要 ( 50 )   PDF (1940KB)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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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世纪后期,世为游牧民的回鹘人接受了摩尼教。9世纪迁徙到塔里木盆地之后,他们依然是摩尼教的狂热崇信者。不过在10世纪11世纪之交,回鹘君主放弃对摩尼教的支持,转而皈依在塔里木盆地据有主流地位的佛教。高昌故城α寺院对回鹘摩尼教的命运具有象征性的意义。那里曾经是一座繁盛无比的摩尼大寺,但随着983年回鹘君主开始对这座摩尼寺展开迫害,最终在1008年将之改建为一座佛寺。目前尚待研究的是摩尼教徒如何转化为佛教徒的过程,这也是我们探讨的主题所在。出土于昔日的α寺院遗址的古回鹘语写本*U 9271,记录了摩尼教与佛教并立时期回鹘高昌国的信仰状况,其中神职人员的员数和捐施品数量的多寡,业已显示摩尼教在衰落而佛教恰在欣欣向荣之际。不过,文书也体现出当时两大教团仍然由同一官方功德主或平信徒集团资助,在α寺两教和平共处,既有竞力角逐、彼此压制,也有融合之势。

    六朝前期荆襄地域的佛教
    陈志远
    2019, 59(2):  108-123.  doi: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1
    摘要 ( 53 )   PDF (2860KB) (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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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朝时期荆襄地区是首都建康以外最为重要的区域。此地佛教兴衰之机运,既受制于荆扬内争的政治格局,又服从于佛教经典传播的成熟径路、教界领袖的立教方略等教团内部逻辑。后赵败亡,道安率领数百人规模的组织化教团,从山林转入荆襄地区的城市建立寺院,是接受了名士习凿齿之招徕。教团避开首都建康,道安本人停驻边城襄阳,都与其晚渡北人的身份有关。道安弟子慧远庐山教团重心仍在荆襄。晋宋之际,慧远僧俗弟子、罗什译场成员乃至域外僧人,皆萃聚江陵,讲经弘法,使之在元嘉年间成为地方性学术中心。该地独特的佛教学说在《荆楚岁时记》所载岁时行事中尚存遗响。刘宋孝武帝上台,刘义宣、沈攸之等地方势力起兵落败,荆襄佛教人才凋落。永明年间,始有僧祐等建康律师检括地方异端、巡游讲学之举。建康佛教俨然权威,全面凌跨荆襄地方。这一局面直到侯景之乱,金陵瓦解,梁元帝江陵建号,才又出现新的转机。

    新史料中所见札八儿火者史事及其时代背景
    邱轶皓
    2019, 59(2):  124-13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2
    摘要 ( 75 )   PDF (1983KB)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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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在伊朗出版的阿拉伯语史书《鞑靼君王纪事》是一部尚未得到学界足够重视的蒙古史书,该书基于什叶派穆斯林的立场重述了成吉思汗兴起至巴格达陷落期间的史事。在关于蒙古征服金朝的章节中,该书提到了穆斯林札八儿火者协助成吉思汗攻陷中都的信息。经比较可发现,《鞑靼君王纪事》的记载既可与汉文史料所载相勘合,又含有不见于汉、波斯语文献的内容。有鉴于此,围绕札八儿火者这一案例,除了对相关段落加以汉译和考证外,相关史事西传的途径与网络,以及什叶派视野下蒙古西征的历史叙述亦将被加以讨论。

    论劝诫的权力与方法——庄子“心斋”说解读
    周耿
    2019, 59(2):  133-14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3
    摘要 ( 82 )   PDF (1994KB)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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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庄子·人间世》首章中,颜回自恃“君子”,力图通过救世责任的主动担当,把自身所拥有的道德资本、智识资本及孔门集团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劝诫的权力,并把劝诫权的合理性与劝诫方法的有效性建基于孔门集团的核心价值——仁与礼之上,以此教化卫君、救民水火。在孔子看来,颜回以这样的方式去劝诫,只可能遭遇失败,而失败的原因不仅来自双方不对等的权力地位,还有其自身强烈的求名之心。面对孔子的质疑,颜回从仁与礼的原则出发,两次调整劝诫方法,都不被孔子认可,孔子甚至认为,颜回在名利心的刺激下,对道德劝诫的执持可能异化为道德暴力,成为“新暴君”。在孔子看来,最好的劝诫不在于植入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而在于劝诫者的自我修养。只有彻底放下“师心”成见,解除道德理性对自我的宰制,复归虚静的内心,才可能启发劝诫对象反省自我、改变自我,从而达成劝诫的目的,这便是“心斋”的思想意义。

    论董仲舒的“馀义”言说
    郑朝晖
    2019, 59(2):  142-15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4
    摘要 ( 79 )   PDF (1918KB)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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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繁露》是典型的融合性文本。董仲舒能够将不同学派的思想资源融为一体,与其“馀义”言说方式有关。馀义言说是“以比贯类、以辨付赘”的方法,亦即通过连环问答、数理描述、天人对话揭示人情与辞义、天志与名号之间的同一性。不同学派的思想资源能够融为一体,正是借助于“比例法”与“正义法”。

    宋儒读经法中的感通诠释初探——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视野
    蔡祥元
    2019, 59(2):  151-15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5
    摘要 ( 72 )   PDF (2169KB)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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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诠释学的核心问题,亦即创造性诠释如何可能,重新审视儒学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及其当代价值。伽达默尔赋予时间间距以创造性价值,提出视域融合的诠释模式,以此建构了哲学诠释学。但其时间间距主要用于筛选诠释的好坏,它的创造性价值并没有获得充分发挥。反观宋儒读经法,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感通诠释的诠释学思想。感通诠释以转化个体生命为旨趣,将文本解读与本体感悟合而为一。它不仅囊括了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诠释学理念,还充分发挥时间的创造性价值,并且提出了可操作的步骤来实现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能有效克服伽达默尔诠释学陷于本体思辨的思想困境。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使命
    荣健欣
    2019, 59(2):  159-16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6
    摘要 ( 218 )   PDF (1862KB)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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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发展方略。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参与全球价值链层次偏低、服务业开放不足、衔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有差距、对外投资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新时代全面扩大开放将围绕提升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扩大敏感服务业开放、全面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强化“一带一路”下双向投资合作等领域开展。改革开放40年来,粤港澳合作在国家对外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仍具备独特优势,可以通过助力内地敏感服务业开放、实现湾区三地营商规则对接、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等路径手段,继续在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各个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在CEPA框架下广东继续“先行先试”、推动湾区要素便捷流动、发挥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制度创新优势、创新粤港澳合作机制等对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新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创新
    毛艳华; 杨思维
    2019, 59(2):  168-17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7
    摘要 ( 264 )   PDF (2265KB) ( 2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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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开放性、创新性、协调性和宜居宜业是国际典型湾区的共同特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着跨境协调、要素流通、社会融合等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本文在总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历程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空间分工理论、空间生产理论、城市体系结构理论和大都市区治理理论,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据。理论分析表明,经济一体化、空间分工和空间重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升湾区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区域协调能力,制度性整合有助于区域功能性整合,制度创新是实现湾区高效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理论分析,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三种法律体系”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加强制度创新探索,重点包括基于市场一体化创新湾区跨境协调机制、基于已有平台和合作基础创新湾区城市合作机制、基于“共享产业价值链”创新湾区产业分工机制、基于“区域利益共同体”创新湾区公共治理机制,从这四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着手,加快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新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的空间尺度研究
    孙久文;夏添; 胡安俊
    2019, 59(2):  178-18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8
    摘要 ( 145 )   PDF (2186KB) ( 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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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升级的新型产业集聚区域,承载着引领经济转型、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使命。文章在依次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聚的城市尺度和区域尺度的基础上,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应以大都市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集聚尺度,利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一体化水平,采取差异化政策协调城市关系,开展产业发展模式、贸易体系、经济版图的三层重构。

     

    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方案”——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执法合作机制研究
    关键
    2019, 59(2):  187-19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19
    摘要 ( 88 )   PDF (1877KB) ( 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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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性公共产品概念是对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的继承和发展,是全球性大国和地区性主导大国为本地区提供的国际性安排、制度和机制,对本地区的权力主导、结构稳定和地区合作产生重大影响。伴随着国力持续增长,中国开始从双边、多边安全合作转变为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调适安全合作机制和创构安全公共产品,将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作为未来稳固周边安全的重要机制。典型实践便是在2011年湄公河“10·5”惨案之后,中国迅速联合老挝、缅甸、泰国构建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四国执法部门在湄公河开展联合巡航执法,共同防范、打击和制止湄公河流域违法犯罪,共同应对突发事件和维护航运安全。经过四国的共同努力,中老泰缅湄公河联合执法合作取得了明显效果,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中国方案”得到了有效验证。

    腐败与创业:润滑效应还是抑制作用
    刘嘉琦;李新春;胡明志
    2019, 59(2):  197-20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2.020
    摘要 ( 92 )   PDF (2034KB) (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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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发民众的创业热情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制度环境一向被认为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政府干预和地区腐败作为转型期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二者如何影响个体创业选择,已有的研究莫衷一是。本研究基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通过构建一个跨层次的分析框架,讨论了政府干预和地区腐败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腐败程度与个体创业选择存在非线性的关系,政府干预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创业研究情境,同时也深化和扩展了对创业研究的制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