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ease wait a minute...

当期目录

    2019年 第59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9-05-15
    ----
    “比兴”与文体学
    胡大雷
    2019, 59(3):  1-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1
    摘要 ( 105 )   PDF (2006KB) ( 170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比兴”作为修辞方法,即发端、譬喻与起情。主情文体的诗多有跨界应用而叙事,如“比兴”用诗、“比兴”释诗、“比兴”作诗。修辞方法的“比兴”对骚体、七体、连珠体、谐体、隐体等文体的生成起着关键的作用。汉魏六朝五言诗又有以“比兴+”模式而构成者,如景物作比起兴、说理作比起兴、人事作比起兴、乐府“艳”曲等。“言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以及“兴寄”说的提出,令“比兴”在文体风格上又展示了风采。“比兴”与文体学的关系,表明修辞或为文体构成的基本元素之一,古代文论多有以修辞讨论文体学者,也显示了从经学或子学、史学以及从文学批评讨论文体的可能性。

    东汉仙人碑“征实追虚”的文体特质及与仙传之关系——以《仙人王子乔碑》《肥致碑》《仙人唐公房碑》为中心
    刘湘兰;夏朋飞
    2019, 59(3):  8-1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2
    摘要 ( 93 )   PDF (1938KB) ( 147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东汉的《仙人王子乔碑》《肥致碑》《仙人唐公房碑》,因碑主身份的特殊性,叙事强调“征实”,体现出鲜明的“征实追虚”的文体特质;葛洪《神仙传》在描写“须臾间万里取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两大情节时,并未取法《列仙传》、《论衡》此类传世文献,其情节结构更多与东汉仙人碑传雷同。可见仙人碑传对仙传叙事的传承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体现了汉代至两晋时期仙传撰写的发展与变化。东汉三仙人碑传中展现的神术只不过是东汉末年道士集团为争取社会地位、取信于人的设计,是更形象、更直观、更具体的宗教性阐释。在这样的阐释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诗意与修辞要素”,使叙事富丽详赡,情节曲折离奇,意境神秘悠远,并且创造了血肉丰满的道教仙人形象,形成了独具趣味的文学叙事模式。

    论“江西宗派”的诗味与诗法
    祝尚书
    2019, 59(3):  17-2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3
    摘要 ( 91 )   PDF (1946KB) ( 140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江西宗派”成员并非皆江西人,之所以用“江西”命名,杨万里以为是“以味不以形”。所谓“味”指诗味,它源自黄庭坚所创建的诗法体系,特点是从书本中讨生活,非常适合当时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生存需要。因此,所谓“江西味”,其实就是书卷味、学究味。由于后继者不知变化,蹈袭陈言,将诗法变成死法,于是吕本中提出“活法”论,欲以正宗的“江西味”延续诗社香火。不过“活法”论对江西诗派的救弊效果似乎不大,但却促进了诗学理论的转型,催生了“中兴”诗人活泼泼的新诗风。

    凌濛初的南京冶游历程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徐永斌
    2019, 59(3):  27-3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4
    摘要 ( 66 )   PDF (1945KB) ( 117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凌濛初在早年初游毗邻运河的南京时,曾结识秦淮青楼女子河阳姬,并创作了一些抒写此情事的文学作品。时人包括凌濛初好友董斯张、潘之恒、张旭初等的著述中对此事亦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并对凌与姬的恋情给予赞美和同情。凌濛初在南京的冶游经历对其以后的戏曲小说创作风格、文学理念等产生了直接、重大的影响,如他主张文学创作要有追求真情实感,贵“自然”、重“本色”,对“侠女”和一些敢于突破传统伦理束缚追求自己人生价值的女子持有褒扬态度等。研究凌濛初早年在南京与河阳姬的婚恋历程,有助于深入认识和把握其文学观和文学创作风格。

    20世纪前期词体与新体乐歌的离合关系
    彭建楠
    2019, 59(3):  37-4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5
    摘要 ( 52 )   PDF (1955KB) ( 115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20世纪前期词学家虽然因尊体的立场而徘徊在文学革命的边缘,但也意识到词体的存续危机,龙榆生、叶恭绰等主动寻找词体与新文艺相融的机会,提出以词体为参鉴范式创作新体歌词的构想。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家也希望以词体为“文化要素”,使本源于西方歌曲体裁的新体乐歌承接中国音乐文学传统。词学家与音乐家联合组织艺术社团,参鉴词体的特征创作了一批兼具声辞之美的新体乐歌,为新民族音乐的发展打开了一条路径,也增强了词体的时代性。但词体与新体乐歌植根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前者为传统士人阶层私享的古典文学体裁,后者则需发挥团结教育民众的社会功能。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众文艺运动的高涨,词学家与音乐家的关系逐渐疏离。但从文体的角度言,词体与新体乐歌的联结有着充分的合理性,值得当代创作者再次审视。

    近现代“文艺”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双程流传
    刘先飞
    2019, 59(3):  48-5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6
    摘要 ( 54 )   PDF (1931KB) ( 119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文艺”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汉语到日语再返回汉语的传播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其现代含义在日本确立之后影响了中国。在日本,中江兆民译《维氏美学》之后,“艺”的指涉逐步由“技艺”转变为“艺术”,广义“文艺”的含义也相应确立;20世纪初文学批评界对文学艺术属性的提倡催生了狭义上的“文艺”,并且与“文学”重合。在中国,杂志栏目与文艺理论的输入在两个维度上规定了狭义“文艺”的含义,白话文运动对“新文艺”的提倡普及了现代“文艺”的外延,“文艺”和“文学”的重叠也伴随着“文艺思潮”概念同步输入。

    个人”概念变迁与早期现代长篇小说结构嬗变——以张资平、茅盾为中心的考察
    周文晓
    2019, 59(3):  56-6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7
    摘要 ( 45 )   PDF (1920KB) ( 116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人在历史中成长”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基本叙事要素,但不同的“个人”概念,会产生不同的“成长”叙事,导致建构主人公的不同原则,进而选择或生产出与之相适应的布局结构。“五四”以来,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渐次影响下,“个人”从生物性存在至社会性存在的转变过程,与早期现代长篇小说从个人生物时间与历史时间合一的历时性纵轴结构向以人为节点的横向几何网状结构的转折密切相关。这一关联性及其所引发的转折,在开创者张资平与范式确立者茅盾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对此后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印尼当代文学中的多元民族主义——以普拉姆迪亚和黄东平为例
    马峰
    2019, 59(3):  63-6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8
    摘要 ( 52 )   PDF (1886KB) ( 119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在印尼,普拉姆迪亚是印尼文作家的典范,黄东平是华文作家的代表。他们都经历了荷兰殖民时期,其历史书写主要聚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分别以长篇小说创制了“布鲁岛”四部曲和“侨歌”三部曲。在族群、文化乃至血统混杂的殖民地,〖JP2〗他们呈现出多元化的民族主义,主要有荷兰殖民者的欧洲民族主义、印欧混血儿及华印混血儿的籍民民族主义、华侨的中国民族主义以及土著民的本土民族主义。游走于解构与建构之间,在民族觉醒与民族运动的历史召唤下,其多元民族主义书写也隐含了对族群议题与国族形象的当下回应。

    明治维新和政党认识——日本近代史上政党的“部分性”和公共性·爱国主义的矛盾
    [日]真边将之 著,袁甲幸 译
    2019, 59(3):  70-7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09
    摘要 ( 68 )   PDF (1950KB) ( 154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本论文旨在探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政党认识,具体而言,通过分析“爱国公党”的成立过程和其党名中所包含的意义,来说明明治维新时期注重公议舆论的思想,给日本之后的政党认识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由于幕府统治时期严禁结党营私,即便到了明治初期,“党派”一词仍带有浓重的负面色彩,世人也对党派持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爱国公党将结党这一行为,与明治维新时期广为渗透的公议舆论思想相关联,强调其自身的公共性和爱国主义的性格,来打消世人的疑念。然而在西方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党具有“部分性”,起着调整各方利益的作用。但受爱国公党影响,在近代日本,人们强调政党应具有公共性和国家性,否定其“部分性”。这样的政党认识同时也成为了近代日本政党发展的一大桎梏。

    中江兆民的《理学沿革史》与梁启超的《霍布士学案》———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在中日接受的东亚语境
    王志松
    2019, 59(3):  78-8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0
    摘要 ( 49 )   PDF (1985KB) ( 99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于19世纪后半期传到东亚,在中日两国产生重大影响。明治时期,日本总体上接受霍布斯契约论的国权论部分以强化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个接受谱系,即中江兆民通过翻译法国哲学家福耶的著作所接受的民权思想。中江兆民在译著《理学沿革史》中,将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自然法”置于汉学语境中翻译成“天理自然之法”和“重要责任”,解构“自然法”,从而否定了君权的绝对性。梁启超的《霍布士学案》接受了由中江兆民翻译解释的霍布斯的民权思想。但梁启超也修正了日译本中的“理学”等汉语概念,并试图通过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比较重建中国的文化主体。

    清代英国在台湾水域的水文调查
    王涛
    2019, 59(3):  89-9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1
    摘要 ( 41 )   PDF (1966KB) ( 126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清代,由于中外贸易格局的变化、海上航线的变迁和对地理知识的需求,促使英国利用水文调查绘制台湾水域地图,编写航海资料。其中,18世纪末广州贸易航线延伸到台湾南部,英国随即调查这里的航海危险区。1842年五口通商后,欧美开始利用台湾东部和澎湖列岛的航线在通商口岸之间往返,英国水文调查的重点也转向台湾东部、澎湖列岛以及被视为加煤站的鸡笼。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对外贸易兴起,英国才对台湾沿海口岸展开大规模调查,为对台经济掠夺提供地理信息。

    走向革命:1920年代范文澜急遽政治化的历程
    叶毅均
    2019, 59(3):  99-10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2
    摘要 ( 53 )   PDF (1881KB) ( 148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今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范文澜,一生加入过两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是在他任教南开大学时期,缘于五卅惨案之外部刺激,不久后即失去组织联系。第二次则是于抗战爆发后的1939年,此后至死不渝。但是,范氏首次所加入者,究竟是国民党或共产党,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仍然有待厘清。有的学者认为,范文澜做为“革命者”和“学者”之生涯乃属同步发展。若从时序演变上看,此言固然不错。但范氏在其学术研究中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以进行撰述,毕竟迟至1940年代以后,与其政治上之“前进”有着不小的落差。这当然与其人认识学习马列主义的渐进过程有关。做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范文澜与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范文澜,两者实际上并不同步。

    “数”的哲学观念与早期《老子》文本的经典化——兼论通行本《老子》分章的来源
    丁四新
    2019, 59(3):  108-11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3
    摘要 ( 62 )   PDF (1951KB) ( 119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数”的哲学观念,是早期《老子》文本经典化的思想背景之一。刘向、刘歆对于“数”的哲学思考不但具有明显的宇宙论特征,而且具有一定的本体论色彩。在汉代,宇宙论的数理对于古书内容的构成、解释及其篇章数的设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古书的经典化起了重要作用,《老子》亦复如是。以天道观的数理设定章数,是《老子》文本在汉代经典化的内涵之一。景帝立经本是《老子》文本定型化的开始,汉简本是景帝立经本的复抄本,其分章的数理是盖天说的“天三地四”说;通行本则是根据浑天说、三统历的数理来分章的。刘向定著《老子》上下篇的章数仍应判断为37和44,是通行本分章的来源。所谓上篇34章、下篇47章的记载,可能是道教徒为了维护河上公本的绝对权威而有意改作的。

    康德未完成的第四个批判
    曹俊峰
    2019, 59(3):  119-12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4
    摘要 ( 95 )   PDF (1903KB) ( 150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康德留下的最后遗稿是未完成的第四个批判的纲要和相关内容的随想录或备忘录,可视为这一批判的雏形。遗稿提出先验的形而上学原理运用于具体的经验事实如何可能这样一个中心问题,承袭了前三个批判关于感性、知性、理性的本性和功能的论述,坚持现象和物自体的二分法,保留了《纯粹理性批判》所制定的范畴体系,更为详尽地阐明了作为先验概念和经验对象之间的中介的知性原理,这些都与批判哲学一脉相承。此外,遗稿的提问方式、阐述的内容、论证的程序、贯穿各部分的基本原理、行文风格等也都证明康德这部遗稿属于批判哲学。但这部遗稿又不是三大批判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所有方面都提高了一个层次,论述的内容超越一般的经验事物上升到三个最高对象——上帝、世界、人及其精神。康德之所以反复阐释这三个理念,是为了揭示万事万物的起源,找出其普遍联系和内在的一致性,从而把包括物质和精神在内的全部存在纳入一个统一体系,为批判哲学的大厦封顶。

    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的实践与失衡
    张宇权;冯甜恬
    2019, 59(3):  129-13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5
    摘要 ( 82 )   PDF (1877KB) ( 138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在2009年之前,新加坡一直奉行一种介于完全的制衡和追随之间的“对冲战略”,即新加坡在经济和外交上与中国保持深度接触,却在安全和战略上与中国保持距离,以实现风险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但在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之后,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逐渐失衡,新加坡开始在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方面追随美国制衡中国,其外交中的“联美制华”的色彩日益浓厚。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失衡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给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体系压力,引发新加坡对中国的忧虑,而新加坡自身的脆弱性又加深这一忧虑,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诱导下,“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领导人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偏离了原来的对华“对冲战略”。这种失衡的“对冲战略”,导致中新关系恶化和新加坡自身的战略空间被压缩,最终损害了新加坡自身的国家利益。

    移民与家庭生活:新西兰中国新移民实证研究
    王炳钰
    2019, 59(3):  137-14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6
    摘要 ( 109 )   PDF (1847KB) ( 161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流动个体的家庭生活在移民过程中会经历一系列嬗变,或得以加固或受到撼动,从而进一步被重组和革新。在“移民与家庭生活”分析框架下,通过对新西兰华人社区为期两年的参与观察和对80位新西兰中国新移民的深度传记式访谈,从阶层地位的维持、代际关系、家庭纽带与结构三个维度探讨移民历程对家庭生活的重塑,聚焦于移民给家庭生活带来的挑战与困难,从而进一步解读移民之流动性的影响与后果。

    刑事裁判说理中的“常理”
    谢进杰;邓慧筠
    2019, 59(3):  146-16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7
    摘要 ( 95 )   PDF (1880KB) ( 130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实证研究发现,在对推定严格限制的刑事司法领域,运用“常理”进行裁判说理的现象却具有一定普遍性且渐趋显著,甚至可能从实践中提炼出一种“常理说理”机制。裁判说理对“常理”的运用在时空分布、审级布局、案件类型及应用范围上呈现一定特征,多见于涉及侵犯财产罪和毒品犯罪等案件,主要用于对事实认定及就实体问题的说理,且诸多是直接搬出“常理”和得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判断。裁判说理对“常理”的运用可能缘于固化证据链、强化服判力、遵循经验法则或赢得公共认同,也可能旨在规避说理、基于说理习惯、缘于立法漏洞或出于回应观点。它具有辅助判断、简化说理、指引论证及增强说服力、亲民性和接受度等正效应,也可能导致懈怠说理、挫伤合法性、削弱正当性、减损公信力等负效应。“常理说理”机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基础、合法性空间和相对合理性,但也有着明显的限度和弊病,应受合理规制。它只能作为对法律逻辑推理与法理演绎的一种补充说理模式,有根据且合理地运用,不得失当或滥用,也不得悖离“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等原理。“常理说理”现象蕴含着裁判说理变革的命题,并触及司法方法、判案模式及司法独立、公正、权威等深层命题,可能成为洞悉司法改革成效的一个显要视角。

    WTO补贴制度欧洲化方案评析
    易在成
    2019, 59(3):  163-17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8
    摘要 ( 67 )   PDF (1855KB) ( 154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WTO体系中具体制度的优化是其实现自由贸易价值追求、平稳运行的关键,优化WTO补贴与反补贴制度在当前中美贸易形势下更具有重要意义。近期,欧盟委员会发起的税收规则调查引发国际法学界对欧盟国家援助制度的关注。有学者提出应借鉴和移植欧盟援助制度中的因素强化当前的WTO补贴制度,此为WTO补贴制度欧洲化方案。与全面否定WTO补贴制度的美国化方案相比,欧洲化方案更具建设性。然而,欧盟国家援助制度与WTO补贴制度在运行机理上存在着根本差异,致使前者的相关规定和机制很难被单独借鉴或移植到WTO体制之内。欧洲化方案未能给WTO补贴制度的改进提供可行的路线图。

    汇率跳跃风险对跨国并购的影响研究
    朱佳青;李广众
    2019, 59(3):  175-18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19
    摘要 ( 91 )   PDF (2137KB) ( 145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本文旨在从宏观层面考察汇率跳跃风险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首先利用自回归跳跃模型估计香港对全球38个国家1990—2009年间双边汇率的跳跃风险。在解决了跨国并购与汇率波动的逆向因果关系以及引力模型OLS估计中存在的异方差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双边汇率跳跃风险的增加显著抑制了并购国企业对目标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汇率跳跃对跨国并购的抑制作用是通过信贷约束的渠道实现的。

    房地产信贷对我国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基于银行体系内部借贷网络的模拟实证研究
    李世泽;马家丽;朱书尚
    2019, 59(3):  186-19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20
    摘要 ( 76 )   PDF (2976KB) ( 184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本文利用2008—2016年我国196家银行的资产负债数据,根据银行体系内部相互借贷网络的结构特征,利用加权无标度网络模型模拟构建我国银行体系的内部相互借贷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银行体系内部相互借贷及银行对房地产贷款重叠对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分析发现仅银行内部相互借贷难以引发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然而加之房地产价格下跌将极大增加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度。通过动态比较研究历年银行体系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可知,房地产价格变动导致系统性风险发生可能的安全边界逐年升高。然而,我国房地产市场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仍然不可忽略,房地产调控和全视角的金融监管对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风险情绪跨市场影响:股市与网络借贷市场
    陈雪;张学勇
    2019, 59(3):  197-20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3.021
    摘要 ( 51 )   PDF (1975KB) ( 142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不同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风险情绪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以中国日均交易量最大的网络小微借贷信息中介平台——红岭创投(www.my089com)的有效成功借款为研究样本,发现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对网络小微借贷市场的影响整体呈现“跷跷板效应”,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的高涨,会降低同期网络小微借贷市场资金出让的积极性,提高投资者对小微借贷投资风险补偿的要求。而在股票市场出现极端乐观或者悲观情绪时,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会同向传染网络小微借贷市场,出现“共损效应”。进一步发现投资者能够根据披露信息有效识别网络小微借贷市场上借款项目的潜在违约率,认可低潜在违约率借款项目在家庭资产配置中的避险功能,而具有高潜在违约概率的项目更容易受到股市投资者极端情绪传染的影响,在资产配置中与股票投资表现相近。最后结合经验研究证据提出从监管上加强对网络小微借贷市场参与者准入和有效信用信息披露与识别方面的针对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