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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9年 第59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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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自信的对话性建构
    金惠敏
    2019, 59(4):  1-1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01
    摘要 ( 59 )   PDF (1776KB) ( 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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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自信是现今舆论宣传、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最活跃的话题之一,而且与其他自信相比,被渥眄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但对于何谓文化自信这一似乎不言而喻的问题,学界的回答尚不十分圆满,其中甚而还存在一些极端狭隘的理解。要正确理解文化自信,关键在于正确理解一个“自”字,即正确理解什么是文化自我和文化特殊性。针对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文化特殊论,从能动自我、结构自我两个新创概念,从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重新界定自我和特殊性,将其作为一种对话性的生成和建构,提出自我即对话、特殊性即对话的理论命题。文化自信由此而得以成为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动态的而非静止的、生活的而非教条的、当代的而非复古的概念,即是说,一个对话性的或曰间性的概念。

    文明对话:东亚人文交流的历史与展望——以中国与韩国的人文交流为例
    金柄珉
    2019, 59(4):  17-2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02
    摘要 ( 55 )   PDF (1732KB)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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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韩人文交流为东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前近代中韩人文交流以中心与周边的共同发展为基本模式,体现着互动与认同的发展原则、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并行的发展机制、共享资源与合作共赢的发展途径。近现代中韩人文交流通过历史转型与价值重建,建立“互为主体,平行多元”的新型交流关系,具体体现为互为主体与共创未来、交叉互动与价值多样化、共享资源与深度合作等。到了20世纪后半期,中韩人文交流经历了冷战时代的断裂和后冷战时代的多样化发展,尤其是中韩建交后,两国人文交流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进入新时代,中韩人文交流要总结历史经验,继承优秀传统,明确新目标,坚持新理念,探索新路径,构建新体制,积极服务于中韩命运共同体乃至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董芬芬
    2019, 59(4):  26-3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03
    摘要 ( 85 )   PDF (1718KB)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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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蔡邕《青衣赋》与中国古代的青衣意象
    赵德波
    2019, 59(4):  34-4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04
    摘要 ( 116 )   PDF (1698KB) (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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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衣赋》是东汉辞赋大家蔡邕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学界对该赋写作时段的判断失准,导致其主题及文学史意义被遮蔽。结合蔡邕生平、赋中所涉地名典故及汉代同类型作品写作体例综合考察,可以推断《青衣赋》作于汉灵帝光和元年蔡邕被流放五原途中。赋中对女性体态及男女欢会场景的描写,既是对汉代美女赋旨在讽劝,终归雅正写作模式的突破,更是对汉代流行的红颜祸国观念的挑战与超越。《青衣赋》不仅使婢女进入文学的表现视野,其才子佳人遇合的故事情节,也开后世文学特别是小说戏剧中才子佳人遇合模式之先河。

    清代“吹腔”源流及其与周边声腔的关系
    陈志勇
    2019, 59(4):  41-4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05
    摘要 ( 41 )   PDF (1728KB) (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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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中叶吹腔的兴起,给剧坛带来深刻的影响。考索吹腔的源流,发现我国南北存在两种吹腔:一为秦吹腔,一为安庆吹腔,二者在南方有融合的趋势。安徽伶人以吹腔为主,融合梆子腔创立高拨子,形成二簧腔;江西伶人以西秦腔为主,融合吹腔创立二凡调,形成宜黄腔。二簧腔、宜黄腔皆是吹腔向板腔体二黄腔演进的过渡声腔形态。考察吹腔源流及其与周边声腔的关系,对于全面把握清代戏曲声腔演进的轨迹,尤其是探明二黄腔的形成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九信条新探
    彭剑
    2019, 59(4):  50-61.  doi:cnki.jsysusse.2019.04.006
    摘要 ( 54 )   PDF (1729KB) (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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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通常的认识相反,资政院在奉到清廷起草宪法的上谕之前,已经将《十九信条》起草好。十九信条的出台,不仅体现了军人集团的意志,也体现了绅士集团的主张。兵谏军人的“政纲十二条”和在京政党的陈请书,同为十九信条的重要渊源。《十九信条》颁布后不久,有依据信条选举、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之举。但那次选举与其说是依据《十九信条》选出了新的总理,不如说是依据袁世凯的意志,以选举的形式赋予他出任内阁总理一件合法性外衣。袁世凯依据信条组阁的时候,任命张謇为农工商大臣。张氏一面拒绝接受任命,一面劝清廷放弃统治,承认共和。清廷收到张謇电报之后,居然电谕他进京与群臣讨论共和政体是否适宜于中国,可知在武昌起义之后一个半月,清廷已自知无力回天。

    明代漕运卫所中的藩王护卫军
    张程娟
    2019, 59(4):  62-7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07
    摘要 ( 165 )   PDF (1755KB) ( 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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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王护卫军是明代漕运卫所运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被纳入到漕运体系中。承担漕运任务的徐州左卫、东昌卫、任城卫、豹韬左卫和龙虎左卫等与藩王护卫军关系密切,所涉及的藩王府包括楚王府、蜀王府和鲁王府。鲁藩护卫军在调为漕运卫所运军过程中,与楚藩和蜀藩护卫军,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与统辖关系,既体现了漕运卫所与藩王护卫的复杂关系及漕运卫所的特质,又反映了明代皇帝对藩王的态度与政治策略动向。同时,将藩王护卫军改调漕运卫所和同城分立卫所是明王朝裁撤藩王护卫军后的两种安置方式,亦是削藩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

    民国部聘教授及其待遇
    沈卫威
    2019, 59(4):  73-8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08
    摘要 ( 53 )   PDF (1786KB)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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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侵华的残酷环境,教授、学生的生存和心理空间被强烈挤压,团结抗敌而又必须延续文化血脉的时代召唤,成为共同的心理感知。民族危机时刻的家国情怀,群己权界,与以往不同,西迁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改善教授生活待遇,“优以名位,以示尊崇”,藉以提高学术影响力,并进一步鼓励学术研究,特设立“部聘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教育部档案,有详实的文字记录,特别是《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中“临时动议”一项,显示出为何首届评选30人,却只公布27人及公布时间的“关键证据”。这些原始、清晰、准确的官方档案文献,展示出两届部聘教授的评选程序及实际待遇,同时也将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真实的人性在民国学术现场呈现出来。

    贡赋经济体制研究专栏解说
    刘志伟
    2019, 59(4):  90-9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09
    摘要 ( 40 )   PDF (1583KB) (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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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民之间:再论周忱改革对江南赋役征收组织的改造及影响
    侯鹏
    2019, 59(4):  92-10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10
    摘要 ( 54 )   PDF (1735KB) (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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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5世纪前半期的赋役改革中,周忱将粮长的私征行为改造为有组织的营利活动,江南州县财政由此成为一个庞大的家计经营单位,粮长在其中不再是无偿应役,而是颇为自由地经营并获得合法的收益,这不仅使最初的商业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也影响到它后来控制小农生产的方式。

    在徭役与市场之间:明代徽州府上供物料的派征与审编
    丁亮
    2019, 59(4):  103-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11
    摘要 ( 39 )   PDF (1739KB) (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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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府的上供物料派征情况,系统反映了一条鞭法前明代上供物料的派征特点与变迁过程。明初由里甲制与“配户当差”制相互配合完成物料派征。随着物料负担的增加,“配户当差”的方式被里甲役吸收,最终形成了里甲役的财政负担。“正统事例”说明,随着宝钞的贬值,中央政府将部分买办物料摊派给地方政府,并最终转嫁给里甲负担,成为“岁办”物料的一部分。嘉靖以后,“不时坐派”物料负担增大,“均平”成为地方财政关注的主题,宁国、徽州两府先后推行“一条编派”法。但改革的反复说明,审编路径的成熟不代表一条鞭法的稳定推行,徭役财政内在的结构性难题需要中央政府以更大的权限统筹解决。

    白银财政分配视角下的晚明浙淮盐法变迁
    李义琼
    2019, 59(4):  113-12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12
    摘要 ( 37 )   PDF (1734KB) (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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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库价、京解与帑银这三大盐课银分配去向的分析,可发现以下四点:在明代财政体制从实物向白银货币转型的制度背景下,开中法的实施形态从在边纳粮、在司支盐演变为在边纳粮、在司支银;伴随在司纳银制的实施,晚明还出现了在部纳银的新规制;户部为了追求白银收入,加强了对盐商的管控,边商、纲纪商人和纲商的身份皆呈现出劳役性的特点;晚明两浙为保障盐课收入而强制商人登记以获取专卖权的纲纪制度,是明清盐法从官专卖向商专卖制转变的更早的标志。

    《庄子》的“自”世界
    宋德刚
    2019, 59(4):  124-13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13
    摘要 ( 52 )   PDF (1716KB) (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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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的“自”类语词—观念群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世界。“自”世界包含形上和现象两个层面。“自本自根”“自化自生”“自然”是最为重要且关系密切的三类范畴:“自本自根”表示形上之道是世界的本原,既独立自存又生成、畜养着现象“自”世界;“自化自生”表示现象之物自主地运动、变化、发展,反映基本和普遍的存在状态,依据道、本性,可分为本真的“自化自生”与非本真的“自化自生”;“自然”表示现象之物自身合理、合道的本性与存在状态。“自”世界的重心在于自我应当避免非本真的“自化自生”,实现本真的“自化自生”,处于良性的“自—他”关系中,亦即展开与呈现“自然”。

    跨界与共生: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下的人类学回应
    朱剑峰
    2019, 59(4):  133-14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14
    摘要 ( 75 )   PDF (1652KB) (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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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的全球生态危机引起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关注,大家从各自学科理论思路和概念框架出发,作出了诸多探索和尝试。2000年生态科学家提出了“人类纪”,马克思主义环境学家提出了“资本纪”,后现代女权主义学者则发展出“克苏鲁纪”(Chthulucene)。人类学家也积极参与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多物种民族志应运而生,成为人类学对这场危机的有力回应。多物种民族志的提出与人类学本体论转型的并行,有相同的哲学基础,在方法论上提出崭新的“合作”概念。它以自己鲜明的学科特色再现了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跨界共生的状态,具有网络式铺陈、情景化联结和开放与希望并举三个显著的特征,成为21世纪以来人类学最具特色和发展潜力的学科前沿。

    涨缩的时间,同构的空间——中国西南景颇世界的欲望、想象与记忆
    张文义
    2019, 59(4):  142-15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15
    摘要 ( 39 )   PDF (1930KB)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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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西南地区景颇族的传统鬼神信仰急剧衰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缅边境贸易、民族旅游、扶贫项目的发展,更给景颇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处于社会变迁中的景颇村民,对当前市场和生态资源的欲望随他们记忆祖先的方式而变化;同时,他们对更广阔的市场体系和国家政策的想象也随当地居住格局和社会关系网络而改变。景颇人的祖先记忆中蕴含了他们独特的时空观:时间是收缩的,体现在当地家谱中;空间是同构的,由当地房屋结构、人群聚落关系和鬼神分布格局来表达。涨缩的时间观和同构的空间观则确切地表达了当前景颇社会的欲望和想象。

    融合与断裂——对美国波士顿“在家教育”学习网络的人类学分析
    尚文鹏
    2019, 59(4):  153-15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16
    摘要 ( 35 )   PDF (1633KB) ( 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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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波士顿的“在家教育”网络营造了自由教育的学习氛围。在以自由为指归的教育理念下,在家教育对“学习”与“社会化”进行重新反思和定义,并据此重新安排孩子的教育,挑战了学校—家庭二元对立系统。父母以家庭为核心,连接并整合私领域和公领域资源,为孩子创建弹性而又绵密的学习网络,与我们这个社会的流动性逻辑相契合。但其在面对商业资本介入时表现出一定的含糊性,似乎正在陷入新的标准化和逻辑断裂,导致这一群体内部的分化。在家教育实践对现代教育的启示是:现代社会存在包括学校在内的多种中间组织,对其进行有效的整合,能够更大程度地使孩子成长为社会人。

    沉寂与复兴: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利益理论
    陈天祥;黄宝强
    2019, 59(4):  160-17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17
    摘要 ( 61 )   PDF (1682KB) ( 1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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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共行政领域,围绕着何为良好行政以及如何确保良好行政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在这两种观点中,公共利益成为焦点。在视理性中立和效率最大化为良好行政典范的古典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证主义行政科学那里,公共利益被工具理性、效率准则以及经验有效性等一系列理性追求所遮蔽,长期得不到重视。虽然夏博特对公共利益做了认真的分析性审查,但他对公共利益理论的有效性诉求仍然是实证主义倾向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政府合法性危机而兴起的公共行政重建运动,公共利益才被以黑堡学派为核心的一些规范取向的重建者重新发掘和建构,成为他们表达对兼具政治责任和伦理关怀、更为积极且重要的公共行政诉求的核心概念。但基于规范性视角重构的公共利益理论仍然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在后续的关于公共利益的思考中,这种张力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产业政策、人才密度与企业创新效率——基于地区产业政策的视角
    张婷婷;张新民;陈德球
    2019, 59(4):  173-18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18
    摘要 ( 54 )   PDF (1661KB) (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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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省级产业政策视角考察了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发布的产业政策显著提高了辖区内受影响企业的创新效率,具体表现为,与未受到产业政策影响的企业相比,受影响企业的专利申请总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及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均显著增加。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地区人才密度对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公司所在地区大学数量越多,产业政策对该地区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越显著。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析了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机理,结果发现产业政策的实施减轻了企业创新对内部现金的依赖,拓宽了企业创新的融资渠道,促使企业加大对R&D的投入力度,最终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效率。

    把握“脱虚向实”力度——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风险传染机制研究
    杨海生; 杨祯奕
    2019, 59(4):  184-19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19
    摘要 ( 39 )   PDF (2836KB) (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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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建立GARCH-in-Mean模型,首次将增长速度和风险强度同时纳入分析框架,考察了“房改”20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并探究了其中的金融传导机制,发现:(1)房地产投资增长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2)但房地产投资风险增加会通过放大金融风险来抑制实体经济发展,而实体经济风险增加会同时提高金融增长速度和放大金融风险使资金流向房地产;(3)短期,实体经济的增长更能带动房地产投资的增长,而房地产投资风险会更显著地提高实体经济风险;(4)长期,两部门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占主要地位,且溢出效应随房地产政策调整而成周期性变化。本文认为房地产投资的风险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而实体经济的风险则会促进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在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时若盲目追求速度力度反而会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大整体风险。

    寅吃卯粮:标的公司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
    刘娥平; 关静怡
    2019, 59(4):  197-20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20
    摘要 ( 51 )   PDF (1664KB) (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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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对赌失败案例频现,似乎与引入对赌协议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初衷不符。考虑到标的公司在并购前具有盈余管理动机,探明标的公司并购前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也许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文章以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实施的包含对赌协议的定增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标的公司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发现在定增并购前,无论标的公司盈余管理的方向是正是负,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都会使得并购溢价越高,而盈余管理对其承诺业绩实现情况的影响则与盈余管理的方向有关,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业绩实现情况越差,而负向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业绩实现情况越好。研究结果揭示了标的公司并购前的盈余管理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为优化对赌协议制度和完善并购交易定价机制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