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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20年 第60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0-01-15
    上一期   
    治国理政之学,善政良治之用——夏书章教授学术访谈
    夏书章, 朱正威
    2020, 60(1):  1-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01
    摘要 ( 144 )   PDF (480KB) (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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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书章教授的百年求学和学术探索,不仅反映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成长历程,更反映了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脉络。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与和他个人的治学史密不可分。他将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专业进行了中国化的定位,即行政之行,行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政;专业之专,专的是为人民服务,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是一门学习和研究如何做好社会公仆的专业。他指出,公共管理对于善政良治具有直接、密切而深刻的影响,70年的国家治理历程已经证明,高品质的公共管理知识供给,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公共管理知识分子要秉承治国理政的远大抱负,为民族复兴贡献理论智慧。〖JP〗

    《左传》叙事见本末与《春秋》书法
    张高评
    2020, 60(1):  8-1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02
    摘要 ( 38 )   PDF (719KB)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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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为古春秋记事之成法,孔子作《春秋》因之。左丘明本《春秋》而为传,或排比史事,或连属辞文,或探究终始,《晋书·荀崧传》称其张本继末,以发明经义;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谓左丘明作传,有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之法。可见《左氏》释经,承比事属辞《春秋》之教,薪传张本继末、探究终始之历史叙事法。《左传》体虽编年,然于世局变革之际,往往出于终始本末之叙说,如《重耳出亡》《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季札出聘》《王子朝告诸侯》诸什,发明尊王、攘夷、重霸之《春秋》大义,皆因事命篇,原始要终,侧重事件之本末叙事。“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之纪事本末体优长,已胎源于斯。
    黄培芳与粤东诗学的发轫
    蒋寅
    2020, 60(1):  20-3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03
    摘要 ( 28 )   PDF (903KB)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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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散曲历史观的新旧格局及其曲学思想根源
    马昕
    2020, 60(1):  32-4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04
    摘要 ( 28 )   PDF (748KB) ( 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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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咏史是古代散曲写作的重要题材,在元代形成独特的创作传统,以消极悲观的历史观念为其特色。但是到明代,散曲中的历史观念与创作风貌出现突破与新变,具体表现为谈成败、论兴亡、讲是非三个方面,共同呈现出积极进取的风格。明散曲新旧史观的格局大致是:正德、嘉靖时期,南方曲家与多数北方曲家都沿袭元曲的消极史观,而康海、王九思发展出积极史观;万历至崇祯时期,南北方曲家多数转向积极史观。这一格局变化的背后,包含着明代曲学思想的微妙变迁:持有积极史观的曲家,多受复古文学思想的影响,或受政治危局与国家忧患的逼迫;而固守消极史观的曲家,则往往与复古文学思想有所疏离。

    公园:民国西方旅行者的北京想象
    林峥
    2020, 60(1):  42-5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05
    摘要 ( 32 )   PDF (3247KB)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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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西方旅行者对于中国的想象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而对于北京的想象又以公园为中心。然而作为民国现代市政的重要象征,北京公园却是在前朝皇家园林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因此它们具有两面性:既是最新的公共空间,又是最旧的帝国遗迹。正是这种新旧并存的复杂特质,决定了西方旅行者对于它们的理解:公园不仅成为这些旅行者认知北京的城市意象,并且负载了其帝国主义的怀旧情绪。对于公园的态度,折射了20世纪前期西方人对于北京乃至中国的认识,浸透着他们对于清朝和民国的复杂情感。
    比较诗学视野中的叶维廉文图关系理论研究
    黄一
    2020, 60(1):  54-6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06
    摘要 ( 20 )   PDF (541KB)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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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维廉文图关系理论是其比较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开始建构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台湾的“诗画互文”潮流中,具有中西、古今、诗画媒介互参的比较视野和深入到符号表意机制内部探讨诗画关系的自觉意识。叶维廉一方面充分关注中国古典诗歌、绘画等传统艺术资源和当代艺术现实,另一方面将文图关系的讨论统一于“纯粹经验”的美学理想,以文图媒介的互相参照、批评方法的互为呼应为主要内容,为中国现代文图关系理论提供了丰富内容,书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图像关系史的重要一页。

    世变中的艺术歌曲——论黄自音乐美学
    金婷婷
    2020, 60(1):  62-7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07
    摘要 ( 69 )   PDF (660KB)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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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艺术歌曲的形成,以新文化运动为源头,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渐次达到高潮。在当时的上海,音乐创作一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气象——既产生了一般市民所偏爱的通俗音乐——“时代曲”,也产生了无产阶级大众所喜爱的救亡音乐——“救亡声”,还产生了文化界人士所推崇的“艺术歌”。当时上海的艺术歌曲创作群体,以作曲家黄自为中心。黄自的艺术歌曲,大多以国立音专的国文教授等人的诗作或中国古典诗词为歌词,其选题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学美”倾向。从其题材的内涵分析,黄自的艺术歌曲大都具有凄美的文学意境,表现出“悲剧美”的特征。在旋律及钢琴伴奏等设计上,其艺术歌曲大多严格遵循着传统调性音乐的结构原则,具有音乐“结构美”的特征。黄自的艺术歌曲所展示的上述音乐美学特征,对当时及其后的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
    彝—斝—爵:夏商周酒器—礼器演进的多重变奏
    张法
    2020, 60(1):  71-7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08
    摘要 ( 85 )   PDF (1911KB)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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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古酒礼器的漫长演进中,鸡彝是一个关节点,它既是之前与五帝到夏代的历史相关联的从尊到彝的酒器演进的终点,又是之后与夏到商到周的历史相关联的从彝到斝到爵的酒器演进的起点。彝本身是多重内容的凝结,从彝到斝到爵,从酒器的角度呈现了夏商周的观念演进。到爵时,酒器转为一个政治等级体制,同时,作为一种具体的酒器消亡了,但作为一个酒器的名称却保留着。

    “封禁之故事”:明清浙江南田岛的政治地理变迁
    谢湜
    2020, 60(1):  80-9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09
    摘要 ( 54 )   PDF (1006KB)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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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朝初年至清代前期,王朝对浙江海岛的政策经历了强制徙民,厉行肃清,再到永远封禁的三番转变,反映了王朝面临内外形势调整海疆经略的曲折过程。关于封禁岛的开禁问题,在乾隆年间垦荒裕国的舆论环境中被带出,随后则一直徘徊于开荒利弊和行政负担的辩论之间。官府除了在部分海岛设立常规行政建置,对于其他海域往往选择宣称疆域权力,同时保持远观式的监视,以节省行政成本。到了18至19世纪,不少官员在有关浙江海岛开禁的辩论中,不再泛谈私垦之害,而是在实地调查中较为清晰地统计私垦土地所承载的实际人口规模,以求建立常规行政管理,将资源分配与人口控制结合起来。随着鸦片战争爆发、边疆危机凸显,东南海岛的迁弃问题,在国难之际上升为国家疆域安全层面的宏大议题。19世纪后期,随着筹办海防过程中“先招民耕作以实其地”等观念的渐入人心,海岛垦复和人户管理最终归入地方行政事务范围的讨论,传统疆域型国家对于领土和人口的治理观念和政策逐渐清晰。

    冷战的终结与欧洲主导权之争——英、法、美、苏四大国围绕新欧洲秩序的战略互动
    王帅
    2020, 60(1):  96-10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10
    摘要 ( 16 )   PDF (545KB)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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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1990年两德统一、雅尔塔体系变革、东西方冷战终结之际,以两大联盟体系对立以及两德分裂为核心的欧洲旧秩序的瓦解,自然将应创制何种新秩序问题提上了台面。英、法、美、苏等欧洲主要力量围绕着新欧洲秩序展开了密集的战略互动与竞争。四大国构建新欧洲秩序的主要落脚点在于约束重新统一的德国并最大程度地争夺未来欧洲事务的主导权。苏联的“泛欧主义”构想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的抵制,它不可避免地早早退出了新秩序竞争的舞台。法、美“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之争更为激烈,其竞争的结果,一方面促动了法国加速推进以欧共体建设为表征的“欧洲主义”进程,另一方面也促使美国主导推动了冠之以说服苏联接受两德统一为名的、英法极不情愿的大西洋联盟从军事到政治的转型。

    “纯化”与“泛化”:以胡著哲学史为考察中心
    陈仁仁
    2020, 60(1):  108-11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11
    摘要 ( 18 )   PDF (514KB)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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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萐父主张哲学史研究“或纯化”“或泛化”“两端互补”。这一观点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性著作,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胡适这部书既有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之“纯化”与“泛化”方法的成功运用,也有一些误解和失败的地方。从学理上分析“纯化”与“泛化”的方法及其在胡适运用中的得失,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基于意图的说话者意义 ——兼论非自然意义理论与会话蕴含理论的关系
    荣立武
    2020, 60(1):  116-12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12
    摘要 ( 26 )   PDF (402KB)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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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者意义是用来解释对话双方交际效应的一个重要概念,为此Paul Grice发展出非自然意义和会话蕴含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理论。为了解释说话者意义,非自然意义理论诉诸交际双方对意图的相互识别,会话蕴含理论则将它解释为说话者在遵守合作原则时听者所做出的语用推导。说话者意义的解释到底需不需要意图概念介入可做如下辨析:(1)从文本解读出发,阐明Grice的态度;(2)通过Weiner的“火车乘坐”反例,挑战测试会话蕴含的语境废止原则EC,并揭示会话蕴含理论在解释说话者意义时的局限性;(3)针对Blome-Tillmann挽救EC的方案给出反驳;(4)最终得出结论:会话蕴含理论和非自然意义理论体现了对话双方的不同“适应”方向,故而将两种理论兼容并蓄才是可行之道。

    行走的秦汉少年 ——教育史视角的考察
    王子今
    2020, 60(1):  124-13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13
    摘要 ( 45 )   PDF (939KB)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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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是交通建设取得突出进步的历史阶段。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的确定,使得行旅的空间和知识的幅面空前扩展。未成年人也在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通过行走实践开创了新的获得见识的学习路径。他们的人生知识、社会知识、地理知识、自然知识均因交通行为大为增益。以求学为目的的行旅生活,更直接与文化继承、文化传递相关。社会的交通开发、交通建设为教育的进步创造了条件。从教育史的视角考察,秦汉未成年人主动或被动地推进交通发展,参与交通实践,并以“行走为学”的方式、增益了知识,成就了学业,充实了人生,也丰富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内涵。

    清代农作物交流与四川山地民族交融
    秦和平
    2020, 60(1):  138-14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14
    摘要 ( 19 )   PDF (794KB)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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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农作物的交流对人类社会往往产生意外后果及连锁反映。18世纪以来,番薯、玉米和土豆等“外来作物”相继传入四川民族地区,对各民族社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及深远的影响:川东南土家、苗及汉族地区,番薯、玉米及土豆改变了其作物结构及耕作方式,加快人口增长,为应对番薯等短暂“保质”而催生加工业及副业,“富余”人口在新行业得到“消化”;凉山彝区,玉米、土豆加大了种植业的价值,增加人口,强化家族(家支)组织,因缺乏新行业“消化”,“富余”人口多向西迁徙;川西藏区,玉米及土豆丰富了作物品种,为移民留驻提供食材,交往交融,带来人口发展。新作物带来的新移民改变了清政府彝区政策。四川山地民族种食番薯、玉米与土豆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成为推动两百年来西南山地民族持续迁徙的重要因素,可证并非“逃避统治者的自由”,而是族际交往交融的互动带来的共同发展。

    风险和灾害的宗教解释与应对研究
    李永祥
    2020, 60(1):  148-15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15
    摘要 ( 25 )   PDF (539KB) ( 14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在很多社会中,风险与灾害是日常生活、宗教思想和文化的组成部分。风险和灾害的解释与应对方式和人类社会的宗教及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社会的历史伴随着抗灾减灾经验和风险规避方式而发展和进步,灾害催生了防灾减灾思想和原始的科学技术。人类文化史、发展史就是一部抗灾史,无论是何种民族,何种居住环境,都有悠久、系统的抗灾文化。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研究灾害、风险和危机,对探索灾害的地方色彩和历史背景,了解各民族所积累的抗灾思想和经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能为当代防灾减灾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城市公园的日常生活实践、需求满足与社会福祉 ——上海市中山公园和大宁公园的实地研究
    张敦福, 高昕
    2020, 60(1):  156-16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16
    摘要 ( 21 )   PDF (576KB) ( 10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百余年来,上海公园经历了从私园到公园、从收费到开放的社会变迁。对这一重要公共物品或城市基础设施的研究,集中在城市规划、园林风景和现代城市史等学科领域,社会学视角的研究成果几乎处于缺席状态。事实上,社会实践的研究理路,卡斯特“集体消费”的理论视角,MaxNeef等人“协同满足物”的概念,不仅是公共空间研究的社会理论传统,而且为当下公共绿地的消费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灵感和新洞见。中山公园、大宁公园的观察与访谈所得,展示了上海城市公园多样化的日常实践以及公园使用者满足健康、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需求的实际状况。公园使用者对公园的现状普遍持满意态度,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得到较好满足,而个人发展尤其社会介入需求的满足度相对较弱。在社会转型、公园由封闭到开放的背景下,城市规划和公共绿地管理似应营造更多、更具特色、更丰富多彩、更贴近社会生活、更具国际服务水准的公园,才有助于提升公共消费质量,增进社会福祉。
    健康中国建设的理念、框架与路径
    申曙光, 曾望峰
    2020, 60(1):  168-17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18
    摘要 ( 61 )   PDF (566KB) ( 40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以正确的理念为统领,在合理的总体框架下确定基本路径。本文提出健康中国建设的三大基本理念——健康权理念、大健康理念、预防为主的理念;在阐述健康中国建设五项基本内容及其要求的基础上,系统分析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政府责任与市场机制、健康中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此建立健康中国建设的总体框架;并以三大理念为指导、以总体框架为目标,从六个方面提出健康中国建设的实施路径。本文的研究是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总体方向与关键问题的一种宏观思考。

    健康中国战略与中国社会政策创新
    岳经纶, 黄博函
    2020, 60(1):  179-18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19
    摘要 ( 30 )   PDF (449KB) ( 28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健康治理领域的重大范式转移,也呼唤着中国社会政策的创新。社会政策致力于通过社会干预提升公众福祉,具有重要的健康促进作用。运用社会政策实现健康目标已成为全球政策共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完善的社会政策可以促进国民健康,“糟糕”的社会政策不利于国民健康。我国现行社会政策体系缺乏清晰的健康促进理念,未能充分彰显社会政策的健康效应。因此,要充分利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所带来的重大机遇,积极探索运用社会政策促进健康的创新路径,拓展社会政策的领域,进而构建起促进全民健康的中国社会政策体系。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医疗服务满意度的实证评价与政策优化
    郭林, 管理定
    2020, 60(1):  188-19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20
    摘要 ( 31 )   PDF (437KB) ( 30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而慢性病患病率较高的中老年人医疗服务满意度是医患关系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感知服务质量理论”和“期望—不一致理论”出发,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年数据,关注不同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医疗服务满意度,并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通过Heckman两步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中度和重度慢性病群体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显著低于未患有慢性病群体;农村患有严重慢性病的个体对医疗服务更不满意;过去一个月看过门诊或接受上门诊疗服务、过去一年有过住院经历的慢性病个体,对医疗服务更倾向于持满意态度。因此,重视中老年中度和重度慢性病患者的健康教育,提高就诊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感知服务质量,改善农村医疗服务质量,让城乡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解决医疗服务信息不对称状况,加强慢性病早期预防,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满意度,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现。

    卖空制度、企业投资与资源配置效率
    顾乃康, 周艳利
    2020, 60(1):  198-20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21
    摘要 ( 42 )   PDF (476KB) ( 44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卖空制度引入作为我国证券市场基础交易制度变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卖空制度所带来的治理效应、证券市场反馈效应和融资成本三条路径出发,全面分析了其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理,并利用融资融券这一准自然实验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卖空机制引入后,允许卖空的企业投资水平显著降低,且在那些股价被高估和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卖空机制引入后所带来的企业投资水平的下降是有效率的,允许卖空的企业过度投资减少、投资—股价之间敏感性提高、未来股票累计收益率提高。总之,研究发现虽然我国实施融资融券制度引入卖空机制时间不长,但已开始起到优化企业投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