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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20年 第60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0-07-15
    上一期   
    文史情怀·守正创新·道法自然——李锦全教授学术访谈
    李锦全, 杨海文
    2020, 60(4):  1-1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01
    摘要 ( 92 )   PDF (720KB)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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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岁高龄的李锦全教授早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1960年转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文史哲兼通,充盈浓郁的文史情怀。他对中国哲学史的方方面面做过精深的研讨,成果硕富;在此基础上提出“矛盾融合、传承创新”的哲学史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李锦全教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道法自然”的践履者,特定的时代与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其形成了“忧患意识、旷达人生”的哲学观,这是一笔让人受用无穷的宝贵精神财富。

    唐代诗文证史札记——纪念陈寅恪先生诞生130周年
    蔡鸿生
    2020, 60(4):  12-1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02
    摘要 ( 31 )   PDF (691KB) (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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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诗文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作者以札记的形式,探讨其中几个具体事例,包括:杜甫诗中“海胡”之义、元稹诗注“南方呼波斯为舶主”的缘由、“扬州帽”是土特产还是舶来品、李白子息的命名,以及广府市舶贸易在唐人小说中的反映。其主旨不在解诗,而在证史,也即探寻华夏文明与西域文明和南海文明的交流在唐代遗存的蛛丝马迹。

    明代王府香火院的土地优免问题——以山西太原崇善寺为例
    吕双
    2020, 60(4):  19-2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03
    摘要 ( 39 )   PDF (690KB) (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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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分封制度的施行不仅使地方出现大量王府香火院,其寺产问题亦随之变得复杂。洪武年间晋恭王授封太原府,对府城内的崇善寺备加垂青,不仅组织重修工程,亦拨赐田土为寺庙供奉香火。但永乐后,王府政治权势发生变化,崇善寺的寺产及纳税问题也随之受到质疑。为了逃避赋税,崇善寺不得不在依靠王府力量与撇清同王府关系间摇摆,在朝廷试图进一步控制地方寺庙土地的过程中与之展开博弈。崇善寺内所存碑刻在逐渐清晰其香火地界限、范围及收益去向的背后,既展现了王府在地方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一面,也反映出寺庙在应对政治环境变化时的灵活特点。
    一分为三:明代运河水柜南旺湖权益分化的演变
    凌滟
    2020, 60(4):  28-3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04
    摘要 ( 18 )   PDF (1756KB)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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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河山东段的南旺湖是明代运河上第一个水柜,在由自然湖泊成为官方济运水柜的过程中,形态逐渐清晰,与民间泊洼有了界限,湖泊中的各种权益也逐渐分化。起初没有水柜之名时,南旺湖与周边泊洼混沌一片,田土及湖产任意开发;嘉靖时期河道部门着手落实南旺三湖水柜的形态及机能,尽力扩大水域济运,清除了大量湖田,而后由于财政压力允许部分湖田的开垦,收益用于补偿开新河的损失;同时民间泊洼由于水柜界限的清晰也确立了民间所有的身份,其中的湖田纳粮为地方税收的一部分;水柜内湖产则一直保持对周边军民开放的政策,然而一度被藩王封殖,最终在明末解禁,复归于民。质言之,成为官方水柜的南旺湖,其所蕴含的资源并非随之一并为官方垄断,其中的水域、湖田、湖产的权益逐渐剥离,但这种剥离也并不恒定,中间存在着不同群体间反复的争夺。
    晚清民国时期获鹿县皇庄庄头考察
    王立群
    2020, 60(4):  37-4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05
    摘要 ( 22 )   PDF (1329KB)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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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地作为清代的一种特殊土地形态,历来受到清史和满族史研究者的重视。但关于旗地制度中重要一环的庄头,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前期,而对于其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演变过程则疏于全面考察。文章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谱牒档案》和河北省档案馆藏《获鹿县民国档案》为基础,对晚清时期获鹿县皇庄庄头的身份、顶补、应试情况及其在民国时期“旗地变民”过程中的作为和最终归宿进行考察,以期较为系统地呈现庄头这一特殊人群的历史命运,以及与其命运相始终的旗地制度的兴衰。
    美国对尼泊尔政策的形成与调整——以中尼建交为核心的考察
    温强, 李星然
    2020, 60(4):  48-6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06
    摘要 ( 47 )   PDF (637KB)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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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撤离次大陆前夕,美国和尼泊尔出于现实利益考量于1947年正式建交。但因若干地缘因素掣肘,加之美国先欧后亚的冷战战略,两国关系一度停滞不前。随着中国革命胜利,解放军进军西藏,冷战蔓延到亚洲,尼泊尔在美国区域政策中的地位逐步提升,美国对尼政策形成。它以保持尼非共国家性质为主要目标,支持其展开民主化进程,参与国际事务并倒向西方。1955年中国、尼泊尔建交,双边关系迅速升温,对美国既有的尼泊尔政策构成挑战。在持续评估中尼互动的基础上,为更有针对性地遏制中国,美国调整充实了对尼政策内涵,明确加大美印合作介入尼泊尔事务的力度,同时防止印度完全控制尼泊尔。由于美印尼三国外交政策的结构性差异,基于反制中尼关系发展的美国对尼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东都赋》的“事实”与“义正”——兼论《两都赋》的作成时间
    侯文学
    2020, 60(4):  61-7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07
    摘要 ( 22 )   PDF (771KB)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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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固自诩《东都赋》“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核诸史书,《东都赋》围绕光武帝所写六事,围绕明帝所写十四事基本属实,是其“事实”之所指。但赋文对于史实的选择、事件发生顺序的重新安排与对事件性质的虚语铺陈,则是“义正”的表现方式。由《东都赋》所写历史事件止于永平十五年及永平十六年以后重要事件未及可以判断:《两都赋》完成于永平十六年,在汉廷“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之前。
    汉代赋选与大赋文本特征
    韦春喜
    2020, 60(4):  71-8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08
    摘要 ( 16 )   PDF (713KB)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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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仕进方式,赋选是在武帝时形成的。其形成原因既涉及统治者的文艺爱好、国家文化需求,更与武帝解决藩国“政治—文学”集团问题的政治策略相关。赋选虽是一种地位较低的仕进杂选,但它对无法以正途仕进的下层士吏具有重要意义。赋选既为大赋的繁盛提供了机制性动力,更对大赋文本特征的形成与强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赋选借赋观才的目的使大赋注重炫示奇难字词、名物闻见;以辞娱主的追求促成了大赋的全面铺陈;尊崇君王的文事书写原则使大赋以颂为主,并精心设计“讽谏”部分,使之具有“讽”“尊”双重意蕴向度;以天子生活、意志为观照基点的作赋意识导致了大赋文本的宫廷化特征。
    正统观的艺术呈现——三十二体篆书乾隆御制《盛京赋》论
    潘务正
    2020, 60(4):  81-9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09
    摘要 ( 15 )   PDF (870KB)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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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八年高宗赴沈阳拜谒祖陵,作《盛京赋》。五年后,大臣汪由敦等倡议用新完善的满汉三十二体篆书缮写此赋。以篆体书赋,是乾隆超越汉唐,复归“三代”的政治理想使然;是以礼治国,构建礼制统序的社会需要;是仰企雅颂,确立典范赋风与书风的艺术追求。众臣效法宋僧道肯大师以三十二篆体写《金刚经》之举,以篆体写《盛京赋》,将御制赋作经典化,以此体现他们对乾隆文治举措的拥戴,表露效忠之心。从三十二篆体书御制《盛京赋》中,可以看出清朝正统观的塑造与确立的进程。
    中国人种西来说与近代楚辞学新变
    狄霞晨
    2020, 60(4):  92-10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10
    摘要 ( 14 )   PDF (647KB)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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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种西来说是清末民初流行的西方学说。它发端于欧洲传教士,经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发扬,再经日本学者转译来到中国,受到晚清学者的欢迎和大力倡扬。在西来说的影响下,出现了《楚辞》研究热潮,也促使楚辞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质变。文学人类学、神话学等方法在晚清的《楚辞》研究中得到了应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在西来说的影响下关注《楚辞》,在《楚辞》的纯文学化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晚清学人对《楚辞》的文学建构也被新文化人所吸收,富于情感魅力的《楚辞》成为了新文化人眼中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中国文学的源头、纯文学的代表。通过文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在批评史的视野下重新考察近代楚辞学的新变,尽力还原近代文论史上这一重要的语境。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
    付祥喜
    2020, 60(4):  102-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11
    摘要 ( 33 )   PDF (551KB)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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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1985年学界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倡议以来,以实际行动响应者络绎不绝,但也存在比较明显的理论贫乏。建构现代文学史料学自身的理论体系、话语模式、评价标准,确认其学科属性,真正从“史料”走向“史料学”,成为当下紧迫而具体的任务。现代文学史料学具有超学科性,体现为“现代文学”含义与史料学融合、研究方法多学科性、“边际性”与“开放性”交叉及与电子数字化技术密切相关等特征。现代文学史料学亟待于在现代文学文献学、古代文学史料学、当代文学史料学之间进行互动和打通。只有既注重学科性,又充分肯定超学科性,才能使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定位得到统一,理论得到发展,实践得到深化加强,从而促进现代文学研究及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
    俄苏文学译介中的民族国家话语及其困境(1930—1945)——以《文艺月刊》《文艺先锋》及《矛盾月刊》为例
    孙霞
    2020, 60(4):  113-12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12
    摘要 ( 20 )   PDF (591KB) ( 3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回归文学历史现场,1930年至1945年间,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文艺月刊》《文艺先锋》及《矛盾月刊》等期刊在俄苏文学译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这项工作受制于民族国家视阈下译者、编者及读者等丰富驳杂的译介场域。译介的民族性、人性及去阶级性等特点,是这些刊物民族国家话语坚守与困境的悖谬呈现。对这类刊物译介俄苏文学诸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拓展中国的俄苏文学译介研究,而且有助于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俄苏文学在中国产生的实际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场域的复杂性。
    熔式经诰与自铸伟辞——但丁在《神曲》第一歌中的文体创制
    肖剑
    2020, 60(4):  121-13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13
    摘要 ( 14 )   PDF (751KB) ( 21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西方古典时期的文论一直恪守文体高低有别、不可逾界的原则。及至中世纪,由于受到《圣经》文体风格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开始出现文体逾界的现象。作为中世纪晚期的代表作家,但丁有意违背等级森严的古典文体规则,以“喜剧”这一古典时期被目为低俗的文体为自己的作品命名,并在《神曲》中频繁混用多种文体。以《神曲》第一歌为例,在这首135行的诗歌中,但丁尝试融合传奇、自传、史诗、预言诗等多种元素。但丁的文体创新导致他在身后数个世纪饱受批评家诟病。但自18世纪浪漫派文论兴起以来,但丁的经典作家地位得到了逐渐确立。

    功能主义多元论
    周振忠
    2020, 60(4):  134-14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14
    摘要 ( 17 )   PDF (385KB) ( 11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迈克尔·林奇在克里斯平·怀特首倡的真理多元论的基础上,参照心灵哲学中的功能主义提出了功能主义多元论。他认为真概念是一个功能概念,真性质是一种功能性质,能够被不同领域的低阶真性质所实现或显示,因此,“真”既是一也是多。林奇的多元论思想既不同于传统的实质论,也不同于收缩论。不过林奇的理论存在内在的缺陷。而从收缩论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吸收多元论思想,并且能够以较少的概念资源达到同样的理论目的,因此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
    齐泽克反对列维纳斯——兼论精神分析的他者问题
    刘昕亭
    2020, 60(4):  141-14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15
    摘要 ( 14 )   PDF (482KB) ( 12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21世纪以来,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受到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猛烈批判。齐泽克以列维纳斯的面孔哲学为标靶,展开对面孔脆弱性、非对称和意识形态呼告的三方面质疑,并对列维纳斯影响下的他者政治,进行了精神分析式的改写。在批判性反思文化多元主义的基础上,齐泽克以经过大他者中介的他者理论,要求主体直面自身的脆弱性与有限性。对列维纳斯的这一批判,不仅是拉康与列维纳斯、拉康与德里达理论分歧的新世纪续写,同时代表着西方文化左翼对多元主义、宽容政治的最新批判成果。
    王阳明龙场悟道的释经学意蕴
    郭亮
    2020, 60(4):  147-15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16
    摘要 ( 28 )   PDF (633KB) ( 25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王阳明龙场悟道多有研究,但目前来看尚缺乏站在释经学的角度对这一著名的思想史事件给予整体性的关照。实际上,王阳明龙场悟道有其深刻的释经学意蕴:王阳明通过“以经印心”的方式确立了对所悟之道的正确信念,并以“以心解经”的方式创造性地诠释经典,从而把所悟《大学》“格物致知之旨”贯通儒家《五经》《四书》,其释经活动是“用力之久”“默识心通”之后的结果,属于典型的“体知”解经。由于悟道之后的王阳明坚持“道一而已”的观点,使其释经学具有“圣经统一论”和“单一目的论”的取向。职是之故,虽然王阳明在诠释经典时对载道之“言”的多样性持比较包容的态度,但是并不会陷入诠释学中的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
    “中国双向直接投资”专题
    黄新飞
    2020, 60(4):  156-15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17
    摘要 ( 28 )   PDF (285KB)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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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OFDI决策?——基于资源寻求动机与调节效应视角的实证检验
    黄新飞, 林志帆
    2020, 60(4):  158-17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18
    摘要 ( 25 )   PDF (1627KB)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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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2007—2017年间中国对124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面板数据,结合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体系,在引力模型中检验了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东道国的政治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中国投资的资源寻求动机存在明显的正向调节效应;分制度维度回归揭示,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程度和腐败控制对中国OFDI的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论文采用分位数回归克服极端值与数据非对称分布的干扰,实证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中国OFDI能有效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政治制度质量同样存在正向调节效应,集中体现于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本文有助于破解中国OFDI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为未来优化调整投资区位布局、更好帮扶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数字政府能否留住外资?
    李磊, 马欢
    2020, 60(4):  183-19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20
    摘要 ( 18 )   PDF (489KB) ( 35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文提出“数字政府建设—政府治理效率提高—外资企业业绩改善—外资撤离被抑制”传导机制,以《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中的政府网站绩效得分和排名数据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代理变量,构建2005年到2012年的微观企业—宏观城市数据集,研究数字政府建设对当地外资企业撤离的影响。研究得出,数字政府建设对外资企业撤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港澳台资企业的撤离抑制作用要高于对其他海外地区外资企业的撤离抑制作用。此外,数字政府建设对高TFP型外资企业和高新技术型外资企业的撤离抑制作用相对更强;数字政府建设在内陆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非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密集地区可以更好地发挥对外资企业撤离的抑制作用。本文结论为理清政府治理和外商投资的内在关系、为“数字中国”战略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
    海外背景董事可以提高企业的海外投资效率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綦建红
    2020, 60(4):  195-20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4.021
    摘要 ( 36 )   PDF (1155KB)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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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拓展Richardson(2006)模型测算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基础上,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实证检验了海外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海外背景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度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海外投资不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海外背景董事比例越高,海外投资决策就越积极,对海外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就越强。即使在内生性、更换变量、安慰剂和分位数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组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海外背景董事在提高国有企业和绿地投资企业的海外投资效率方面更为有效;与海外教育背景的董事相比,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董事在抑制投资不足方面的作用略胜一筹。本文的结论彰显出公司治理对于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重要性,海外人才的引进是中国企业国际化之路的必然选择。
    编后记
    彭玉平
    2020, 60(4):  208-208. 
    摘要 ( 29 )   PDF (1177KB)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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