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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20年 第60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0-11-15
    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
    读书不肯为人忙
    胡守为, 刘勇
    2020, 60(6):  1-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01
    摘要 ( 57 )   HTML ( 15)   PDF (983KB) (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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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守为先生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汉魏南北朝史的资深教授,长期在汉魏南北朝史、岭南古史、道教史等领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贡献良多。在访谈中,胡先生回顾了1950年代师从陈寅恪先生以及随后担任其助手期间所受到的专业训练和教泽熏陶,介绍他在上述各研究领域的具体耕耘和研究心得,着重强调自己服膺陈寅恪先生“读书不肯为人忙”的治学理念,以及相应地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身体力行情形。这些回顾与反思,对推动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明中期文柄旁落下的文坛变局
    饶龙隼
    2020, 60(6):  9-2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02
    摘要 ( 19 )   HTML ( 2)   PDF (1542KB)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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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前期所谓“文柄”有特定的含义,是指体现皇权意志的文学话语权力。文柄处在文学与政制的边界,连接着多重事项和多方势力;因而具有特定的文学间性,是策动文坛变局的受力面,且每一项变局的受力面,都在文柄旁落之间性上。就明前期政制与文学关系而言,洪武朝文柄为皇帝朱元璋操控,永宣年间文柄转入馆阁重臣杨士奇手中,成弘年间移交李东阳所领导的馆阁翰苑。因文柄为政治上层所掌握,文坛格局总体呈向心态势。然正德朝以后,文柄开始旁落,先由馆阁翰苑移置科曹郎署,再由中央庙堂散落省郡藩府,文学话语权力分化,文坛格局发生剧变,其向心态势逐渐逆转而走向离散,文风也由笼盖朝野流为多样并存。

    范成大与楼钥交游考论
    刘蔚
    2020, 60(6):  24-3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03
    摘要 ( 15 )   HTML ( 0)   PDF (958KB)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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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成大与楼钥均是南宋政界和文坛之翘楚,二人有着近三十年的交谊。范、楼交游始于隆兴元年楼钥应进士举而范成大点检试卷时,并因共有的使金经历而益加密切,在范成大出任楼氏世居之地明州知州时达至高峰。范、楼长期的交游基于人品学识、思想政见的相近,在范成大的有生之年,二人始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惺惺相惜。范成大与楼钥家族、亲属长辈的熟识对二人的交游有所助力,诸多共同的友人形成密切相关的交游网络,也进一步增进了二人的关系。范、楼的艺文同好成为交游的重要媒介,二人的艺文交游又促进了彼此的创作:范成大的《揽辔录》成为继楼钥《北行日录》之后又一部上乘的使金行程录,其生平代表诗作《四时田园杂兴》也对楼钥伯父楼璹的《耕织图诗》有所借鉴;楼钥也一直对范成大仰企前规,在诗中寄寓恢复之意,抒发爱国情怀,成为后乾淳诗坛的杰出代表。范、楼之交是南宋中兴时期士大夫交游的一个缩影,他们共同推动了南宋政治和文学的繁盛。

    词学研究
    时代变局中的家国书写与词风进境
    郭文仪
    2020, 60(6):  32-4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04
    摘要 ( 19 )   HTML ( 1)   PDF (1182KB)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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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秋词》与《春蛰吟》为庚子之变时名家吟咏的代表作,反映了国破家亡之时晚清士人的凄凉心曲,堪称词史。庚子唱和表现出对北宋小令与南宋长调的取径和超越,增强了词体的隐喻功能与叙事容量,更有利于寄托世变下的讽喻与心境。而词作的书写策略与风格,体现出词这一传统文体在世变影响下的应对与转变,并影响了此后词风的演进。

    王国维接续词统与追求词境“高格”的新理据
    杨柏岭
    2020, 60(6):  42-5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05
    摘要 ( 11 )   HTML ( 0)   PDF (1104KB)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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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学界多在中西关系中揭示王国维词学兼收并蓄及其创造性的现象,然而着重在词史演进中思考他接续词统观念、革新文学观念的自觉用心,仍然有相当大的发覆空间。王国维标举“境界”说,汲取进化论等思想,承接清代以来由南宋上追北宋、晚唐五代词的学词门径,推尊五代、北宋词;倡导文学“游戏说”,吸收文学无功利观等西方思想,接续并改造“诗余”观念,确立了词体的美学价值;在悲观主义人生观的基础上,引入叔本华等人的“天才”观,深化了词体以悲为美的传统;标举“自然”“真实”观,吸收海甫定等人心理学研究成果,重塑了清代以来日渐强化的“学人之词”的内涵。

    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
    里昂中法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历史渊源
    蓝澍德, 黄 峪
    2020, 60(6):  53-6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06
    摘要 ( 25 )   HTML ( 0)   PDF (1239KB)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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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昂中法大学(1921—1946)是近代中国在海外设立的唯一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当时由政学两界人士携手促成的中法文教合作独特范例。在与里昂中法大学的合作互动中,中山大学(包括其前身广东大学)和北京大学一道,扮演了重要角色:孙中山大力支持推动从广东输送赴法国留学人才,并从法国庚子赔款筹措经费用以建立国立广东大学;国立广东大学是中法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赴里昂中法大学留学生中,粤籍学生人数超过总人数三分之一,其中部分校友回到中山大学工作并成为教学科研及行政的骨干人才。中法大学与中山大学深厚的历史渊源,为研究20世纪中法文教交流之发端,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和生动的案例。

    北宋东京近郊的农业转型
    梁建国
    2020, 60(6):  65-7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07
    摘要 ( 19 )   HTML ( 4)   PDF (1265KB)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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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郊是北宋东京都城空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农业发展呈现出与王朝政治的特殊关系。北宋前期,东京近郊承接着郊祭、田猎、阅武、籍田等礼仪活动,至北宋中后期,这些或渐次被废罢,或在形式、地点上有所更张。与之相伴的是近郊农业在北宋一百多年间的开发与转型,经历了由旷土、草地到农田、牧地,再到园圃的几度变迁。与唐代长安相比,北宋东京的近郊完成了由政治礼仪功能向经济产业的过渡,折射出中国古代都城由政治军事型向经济型转变的时代趋势。与一般城市比较,东京近郊与都城毗连,其农业发展更直接地受到朝廷政策的影响,并对地方州县具有示范作用。从东京的城市布局来看,近郊农业有赖于城内的消费需求,作为京城经济结构的必要补充,并未形成完备的城市功能,不同于江南城镇的“城郊都市化”模式,呈现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多元道路。

    清代乡会试五经文的场次及地位变化
    安东强
    2020, 60(6):  76-8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08
    摘要 ( 14 )   HTML ( 1)   PDF (1154KB)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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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科举取士素称以四书、五经并重,实际上五经的地位远低于四书。在乾隆帝改制之前,五经文虽与四书文同居乡会试的首场,但位列四书文之后,且以专经试士,加之会试、顺天乡试的四书题改为“钦定”,在科场的地位远不如四书文。为了挽救五经地位旁落和不兼试五经的弊端,清朝一度提倡五经中式,鼓励士子兼习五经。乾隆帝停止五经中式后,又改革乡会试三场文体格局,将五经文移居第二场,并推行五经并试。在清代科场偏重首场的风气下,第二场的五经文沦为边缘的地位。五经取士的边缘化,引起部分考官和经学家的不满,刻意提倡二、三场取士,使科场选才呈现出不同的标准与取向。

    以王观陈:重审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双重解释
    陈慧
    2020, 60(6):  89-9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09
    摘要 ( 26 )   HTML ( 1)   PDF (1016KB)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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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就王国维之死提出“殉文化”说与“殉真理”说,通过“以王观陈”的方法来重审二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陈寅恪赋予“纲纪”以制度与理想的双重维度,以之定义中国文化,切中王国维的关怀与认识,且抓住其与辛亥前后学界主流观点的关键区别;陈寅恪笔下的王国维与王国维笔下的苏格拉底存在多重呼应,二者都是在古典文明衰落、城邦道德堕落背景下知德合一的“理想人物”,关乎共通的学术理想;二说主题的转换还对应王国维的治学转向,隐含王、陈共所担忧的西方哲学与华夏固有道德政治学“不相化合”的问题,也暗示知识人在这其中的困境与使命。可见,陈寅恪由“死亡”这一根本问题,带出关乎“生存”的深切思考,所追问的乃是民族盛衰之由、学术兴废之途及知识人进退之道。

    个体和整体双重视角下康德的人性发展观
    刘凤娟
    2020, 60(6):  98-10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10
    摘要 ( 16 )   HTML ( 0)   PDF (871KB)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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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哲学中的人性概念可以从个体和整体两个视角来考察。个体不可能从其具有感性偏好和根本恶的不完善状态独自达成其人性的绝对完善性。因此,对于成就具有善良意志的正义元首而言,人性的曲直很难具有辩证统一性。在其晚期著作中,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一种遵守法权原则并可以求教于臣民的道德的政治家概念。这是康德从政治共同体角度对该人性难题的适度解决,而要使每个个体都实现其人性的绝对完善,则需要人们为了至善的目的系统地联结成为一个伦理的共同体。在康德这里,无论是政治共同体中正义元首的达成还是伦理共同体中个人的道德完善,都应当在整体视域中来思考。

    亚欧文化研究
    “安菲特利特号”与18世纪法国的“中国器物热”和“中国风”
    [法]布里吉特·尼古拉, 郭丽娜
    2020, 60(6):  107-12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11
    摘要 ( 42 )   HTML ( 3)   PDF (5449KB)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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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菲特利特号”是历史上开启中法贸易的首艘法国商船。在“安菲特利特号”首航之前,葡萄牙人早已将中国商品进口到欧洲,引发“中国器物热”。18世纪初“安菲特利特号”首航返欧,带回瓷器、漆器和餐具等各种商品。中国商品首次在法国拍卖,推高法国社会的“中国器物热”风潮,也成就以“定制品”为特征的各式“中国风”。与此同时,“中国器物热”的发酵催生仿制品行业。在1730—1740年代摄政时期,仿制品泛滥,“中国器物热”逐渐退潮,定制品被分解成小配件,镶嵌在洛可可家具上,“中国风”融入洛可可审美风格之中。

    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17—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
    [法]弗朗索瓦·穆罗, 桑瑞, 程曾厚
    2020, 60(6):  121-13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12
    摘要 ( 10 )   HTML ( 4)   PDF (2742KB)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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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于欧洲来说曾是一块神奇的、充满谜团的东方土地。随着传教士东去和西欧制图学的发展,17—18世纪西欧知识界对中国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科学知识的认识逐渐提升,发生转折性变化。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将中国纳入西方知识体系,耶稣会士的亲儒著述对启蒙时代欧洲知识界产生了影响。尽管耶稣会内部对中华文明的解读迥异,耶稣会的精神冒险还是为东西方文明的对话打开了大门。

    《易经》的拉—法转译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教—俗争议
    郭丽娜
    2020, 60(6):  132-14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13
    摘要 ( 22 )   HTML ( 2)   PDF (1989KB)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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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世俗化问题争论进入关键时期,《基督哲学年鉴》主编伯尼提邀请巴黎外方传教会前会士童文献,共同将耶稣会马若瑟的《中国古籍中蕴含之基督教要义遗存》拉丁文手稿转译成法文。转译本忠实传达马若瑟的索隐思想,重点阐释《易经》,阐发“易”蕴含三位一体的神学要义,用“语”(la parole)释“道”(tao),表达捍卫天主教神权道德的立场,也因此保留了域外汉学固有的“差异性诠释”特色。这种差异性诠释在教—俗争议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为知识再生产留出空间:转译本的发行首先为《易经》世俗全译本的出现提供了参考依据,其次在法国社会学界和文学界产生了文化张力。在社会学领域,神义下行,“救助(le patronage)”的道德观念融入社会学理论;在文艺美学领域,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成为文艺创作的象征意象,促成西方艺术“化魅”,推动艺术本体论伦理的确立。

    维克多·谢阁兰的《古今碑录》:一部汉法双语的“现代诗”集
    [法]包世潭, 郭丽娜
    2020, 60(6):  143-15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14
    摘要 ( 24 )   HTML ( 0)   PDF (1943KB)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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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克多·谢阁兰受法国现代派艺术家的“现代意识”影响,提出“多样美学”理论。《古今碑录》是谢阁兰的代表性诗集。谢阁兰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创造性地植入“碑”这种中国古代文体,在诗集的布局谋篇上参考明堂的巡狩仪式,引入中国古代方位概念,把诗集分成《南面之碑》《北面之碑》《东面之碑》《西面之碑》《曲直之碑》和《中之碑》六大碑部,分别寓意“自我”“朋友”“女性”“敌人”“自然”和“多样的我”六个主题。从诗歌创作形式看,汉语碑文反宾为主,成为每首诗歌的点题之笔,而法语诗歌反而成为碑文的注解。汉语碑文和法语诗歌之间相互诠释,碑部的诗歌围绕主题书写,各碑部之间的诗歌因“他异性”而存在逻辑关联。这部用汉法双语书写的“碑体诗”诗集完美地诠释了谢阁兰的“多样美学”理论。

    城市变革、边缘社群与地方社会
    黄晓星
    2020, 60(6):  156-16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15
    摘要 ( 29 )   HTML ( 4)   PDF (1148KB)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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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岭南社会学的发展是对中国社区研究的拓展,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引入和运用进行的检视。作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地区的社会学研究关注中国结构变动下城市变革与边缘社群的变迁。城市边缘村落、边缘人群和“河上城市”构成一个有特色的研究领域,三个社群与国家共命运,呈现出常态和动荡的两面。三个领域的研究生产出社会学的地方知识,形成鲜明的岭南地方社会学特色。如何关注边缘社群、为边缘社群正名及发声,从他们的主体出发,倾听其诉求,正是岭南社会学早期发展的一个诉求与使命,这也是我国社会学的基础关怀,是我国社会学发展的前提和学科知识再生产的脉络。

    行政吸纳市场:“中国式”监管的制度困境
    胡颖廉
    2020, 60(6):  168-17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16
    摘要 ( 26 )   HTML ( 3)   PDF (1396KB)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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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达国家监管旨在纠正市场失灵,监管是市场的补充。“中国式”监管则是行政逻辑对市场机制的全面渗透,其基于行政主导理念、非均衡结构和单向介入行为,从培育、扭曲、庇护三个维度实现行政吸纳市场。以保健食品为焦点个案论述监管制度的内在困境。第一,专业约束下的“政府背书式”审批,事实上降低了保健食品市场准入门槛,导致产业基础系统性薄弱。第二,过度管控嵌入“碎片化”监管体制后扭曲正常市场竞争,放大了生产经营活动过程性风险。第三,监管部门将事权“剩余化”下沉基层并依赖运动整治以应对市场失灵,从而抑制产业创新并庇护低水平市场主体。作为对策,必须放权到底和管服到位,通过均衡市场和监管,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重大风险防范的共赢。

    腐败治理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
    应千伟, 杨善烨, 张怡
    2020, 60(6):  179-19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17
    摘要 ( 24 )   PDF (968KB) ( 18 )   PDF(mobile) (968KB)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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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有效降低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社会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基于我国十八大以来全面反腐倡廉这一准自然实验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腐败治理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并且这种效应在地区腐败程度较高、腐败治理力度较大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腐败治理对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高管晋升预期较强的企业里,这说明了强化外部监督与优化晋升激励相互配合在国有企业治理中的重要性。

    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融资约束与杠杆率的影响研究
    梁琦, 林爱杰
    2020, 60(6):  191-20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6.018
    摘要 ( 30 )   HTML ( 2)   PDF (1101KB)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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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微企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然而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数字金融的发展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使用数字金融的小微企业比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杠杆率都要低,即小微企业使用数字金融既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又进而降低了杠杆率,数字金融发挥了一举两得的作用。此外,数字金融使用对欠发达地区、成长期的小微企业融资约束与杠杆率的影响大于对发达地区、非成长期的小微企业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和生命周期异质性,也说明欠发达地区和成长期的小微企业更加依赖于数字金融,数字金融对欠发达地区和成长期小微企业的作用属于“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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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后记
    彭玉平
    2020, 60(6):  203-204. 
    摘要 ( 24 )   PDF (1902KB)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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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含“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词学研究”“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亚欧文化研究”四个专题专栏,刊文凡18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