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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3年 第53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3-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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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王国维词学评价的若干问题
    彭 玉 平
    2013, 53(2):  1-11. 
    摘要 ( 702 )   PDF (609KB) ( 3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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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不仅承载着特定的时代观念,更洋溢着鲜明的个性色彩,这使其《人间词话》在成为20世纪文论经典的同时,也一直经受着不少非议与批评。王国维的词学与创作之间相当一致,只是主张以“自然神妙”的艺术形态来创作“学人之词”,并要求以人生的普泛性哲思来代替“学”之内涵而已。质疑《人间词话》经典地位的声音渊源甚早,但不能因此而忽略了王国维对传统范畴的创造性理论激活与现代性体系建构。王国维的词学虽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但这并不影响其词学建构的经典意义和卓越地位。20世纪词学体制确实存在着内外之分,但在王国维之时,这种内外相对的格局尚未最终形成,实际上王国维兼有体制内与外的双重身份。王国维在文学思想上对胡适多有启迪,但他只可能是相关理论的奠基者,而胡适才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合适人选。只有厘清并合理地解决以上五大关系问题,才能更精准地契入对王国维词学的本体研究,并科学评判相关学术史的发展轨迹,从而推动王国维词学研究整体而有序地进行。
    文学与文学史研究
    清商乐三题
    黎国韬
    2013, 53(2):  12-19. 
    摘要 ( 533 )   PDF (888KB) ( 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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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清儒以来学界多认为“侧调”亦即“瑟调”,但这种说法和传世多种史料的记载相矛盾,通过辨析可知,“侧调即瑟调”一说是难以成立的。另外,清商乐的表演者一向被认为是“女乐”,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并不完整;因据史载,相和曲以及清商新声都有男性演唱的例子。再则,曾有学者认为“作《女儿子》”是戏剧“妆旦”演出中的一种,这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只是“演奏《女儿子》这首清商曲”的意思。以上三个问题的辨明,对于中古诗歌史、音乐史、戏剧史研究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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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复古派文章论与文道关系的新变
    李思涯
    2013, 53(2):  20-28. 
    摘要 ( 649 )   PDF (1023KB) ( 2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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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是明代复古派文章观的概括,此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公安派看来,复古派的病根就在于不懂“理”。复古派将文章典范放在左丘明、司马迁上,唐宋派则师法欧、曾,典范选择背后的争执是文章是否载道。公安派批评复古派“伪”体,而非阳明心学之“真”。复古派将“六经皆史”进一步发挥成“六经皆文”,对“道”与“理”的理解陷入平庸状态。复古派剥离“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而公安派将“理”置换为阳明之“心”,都是文道关系在中晚明的新变。
    异口同声:从“东京语”到“京城声口”
    沈卫威
    2013, 53(2):  29-36. 
    摘要 ( 857 )   PDF (1116KB) ( 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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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年,是大清王朝在屈辱中艰难走向新世纪的第二年,也是在日本教育家的启发下,作为“官话”的“京城声口”, 被士大夫文化精英阶层中的有识之士,有意识地确立为中国的“国语”,并与国家、民族的统一大业发生重要关联的一年,更是中国的文化教育借助维新变法再起之势,摆脱激进政治的绑架,发生新的稳健的转折的开始。“国语”与国民教育和中国大学的兴起的关系,也由此开始紧紧地连在一起。吴汝纶、严修、王照、袁世凯、梁启超成为“国语”确立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历史性人物。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内,“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文化观念中,又多了一个“口同声”。
    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
    彭春凌
    2013, 53(2):  37-58. 
    摘要 ( 691 )   PDF (1752KB) ( 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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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代,西方语言学科班出身的林语堂,语言学家身份逐渐退隐,几乎彻底转入文学领域,成为世所熟悉的小品文作家。林氏在两个身份之间徘徊、转移,全面参与了包括白话文运动、汉语拼音运动、国语统一运动在内的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林语堂倡导汉字与罗马字通约并行,并将追求“一等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主要目标,而非偏执于白话与文言之争。他与传统小学大师章太炎弟子周作人文字、文学观念的投契,为〖JP〗审视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即具世界主义色彩的西洋语文观念如何与从民族主义出发的中国语文思想之现代创构合流。林语堂作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主席主持《歌谣》的方言调查,并参加“数人会”,拟定“国语罗马字”,贡献卓荦。但中国当时建设现代语言学的专业环境缺失,语言学家内部就“革命”与否又分歧不断,这都冷却了林氏的语言学热情,而激发他与《语丝》文学团体趋近,促成了他的转型。
    洛特曼与“去黑格尔化”
    王坤
    2013, 53(2):  59-68. 
    摘要 ( 556 )   PDF (1338KB) ( 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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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方文论界对洛特曼的评价存在明显差异,根源之一,在于对待黑格尔的态度。洛特曼“去黑格尔化”的目的,是破除“内容与形式”二元论,以“思想与结构”更新对文学的传统看法。洛特曼“去黑格尔化”的切入点是语言,他抛开审美理念问题,重新探讨艺术起源,从“语言与信息“的关系出发,对人类社会何以需要艺术的问题,作出了全新解释。洛特曼“去黑格尔化”的平台在课堂,他肯定文论的教育属性,提出文论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讲台,将“应用于文学研究的教学法”元素融入文论内涵。在学术史上,被“去”者与成功的“去”者,是永远都会受到后人尊崇的。
    “人生艺术化”:学术路径与理论启思
    金雅
    2013, 53(2):  69-76. 
    摘要 ( 540 )   PDF (1281KB) ( 3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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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艺术化”是中国现代人生论艺术美学思想的一种重要学说。它不以艺术论艺术,而是主张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的大艺术精神与理想。这种理论取向主要体现在哲学、审美、艺术三个互为联系的维度:在哲学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对审美生命建构及其诗意价值的追寻;在审美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对真善美相贯通的美的本质、理想、价值的思考及其审美品鉴与人生品鉴之融通;在艺术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对“趣味(情趣)”与“意境(境界)”的标举。这种学说在其孕生的中国现代社会背景下,有着强调艺术(审美)救世、过于倚重精神作用的乌托邦色彩。但它所倡导的艺术与生活深度关联的立场,对于艺术研究视域的拓展、方法的变化、立场的多元等有其积极意义。特别是它对远功利而入世的中国式艺术超越精神的建构阐发,突出了民族文化的诗性传统,具有重要的理论启思。
    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考释
    王承文
    2013, 53(2):  77-94. 
    摘要 ( 762 )   PDF (1751KB) ( 4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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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所著录的“古灵宝经”分为“元始旧经”和“新经”两部分。中外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新经”的出世要比“元始旧经”晚。近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的判定,是国际学术界进行古灵宝经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它既关系到对古灵宝经文本的解读和基本教义思想的把握,亦关系到对中古道教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不同阐释。通过考察两部“新经”,并从道教文献学和道教教义思想的传承等方面,对“新经”与“元始旧经”的出世先后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更加具体的考察,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这批在中古道教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灵宝经“新经”创作并披露于世的过程。
    战争、族群与区域社会:9至14世纪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研究
    易素梅
    2013, 53(2):  95-106. 
    摘要 ( 526 )   PDF (1731KB) ( 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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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长时段研究区域社会中族群与民间信仰关系的个案。沙陀、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士对二仙信仰的态度既不能以单方面的接受(华化)来概括,汉族士大夫参与二仙信仰的活动也不能仅以逃避仕金、仕元来解释。不同族群的士绅和官员捐资、兴建或修葺二仙庙,原因复杂,贡献不一。除了对二仙信仰进行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如捐资、兴建或修葺庙宇),士人和民众还通过想像与建构二仙形象,在精神层面推动信仰的发展与传播。这些活动和想像将不同族群、地域、信仰背景、社会阶层、性别的人们联系起来,形成集体记忆,成为地方民众请求中央认可二仙的依据。
    试论中古时期佛教徒的全身葬法
    王磊
    2013, 53(2):  107-114. 
    摘要 ( 610 )   PDF (1741KB) ( 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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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火葬、尸陀林葬等佛教的葬俗也随之传入中国。但是根据僧传和石刻塔铭资料,从东晋南北朝开始,在禅师群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葬法——全身葬法。隋唐时期这种葬法开始从禅师扩展到整个僧团,对中国的佛教葬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传统的火葬、尸陀林葬等佛教葬俗强调对身体的厌弃,而全身葬法则重在表现身体的不朽。这明显地表现出两种葬俗所代表的不同的身体观以及背后佛教义理的变化。
    本体论意义上的“情”何以是伦理的?
    温海明
    2013, 53(2):  115-126. 
    摘要 ( 643 )   PDF (1857KB) ( 4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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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作为人的重要的存在方式,既是个人生存于世间的有感而发,也是连接家人、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纽带。在本体意义上由“感”而生的“情”可以成为伦理学讨论的对象,因为它带有善恶意味,能够成为涵养道德行为需要研究的哲学问题。儒家礼乐文明对情与欲的节制,使得“情”的存在意义由个体延伸到群体,并在家人和陌生人之间形成动态的平衡,使得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得到维持。“情”是儒家伦理走出家庭伦理局限而成为社会伦理的重要环节。
    正直的界限:《论语》中政治和习俗的分野
    刘伟
    2013, 53(2):  127-135. 
    摘要 ( 841 )   PDF (1750KB) (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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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直是一种积极的品质。从字源看,“直”之本义即是将隐曲置于“十目所视”的场域之中。然而,从《论语》所体现的孔子思想看,这种积极品质并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各种情况。《论语》论“直”的相关表述说明,孔子有意识地区分了政治和习俗两种情境,只有在习俗中,正直这一德目的积极意义才能得到最充分的表达。与此相关,《微子篇》所载孔子对隐士的批评,表明“十目所视”所代表的习俗生活才是更根本的生存情境。
    舜水学研究中的台海情结
    钱明
    2013, 53(2):  136-144. 
    摘要 ( 524 )   PDF (1880KB) ( 2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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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舜水在浙闽沿海和东南海域漂泊十余年,到过许多地方,包括今属台湾管辖的大小金门和澎湖。台湾与朱舜水的历史因缘,主要集中在郑成功及监国鲁王身上。夹杂在朱舜水内心深处的愤懑、悲戚、忏悔、复仇心绪,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同样弥漫于后来的国民党上层及其知识分子身上,从而使台湾的朱舜水情结夹带着浓重的悲愿色彩。政治上的坚持和文化上的固守,促使国民党高层及其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与朱舜水形成了很深的亲近感和广泛的互通性。
    历次人口普查中低年龄组人口漏报研究
    李若建
    2013, 53(2):  145-152. 
    摘要 ( 534 )   PDF (1803KB) ( 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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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溯1953—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中低年龄组人口数据,根据年龄推移可知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低年龄组人口漏报。漏报的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并且漏报情况愈演愈烈。尽管人口普查数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大部分问题是能够得到修正的。对于统计误差,应该抱着“允许错误,但要修正错误”的态度,才能在社会上树立统计数据的威信。
    中国公共养老基金的债务风险与运作治理
    彭浩然; 岳经纶
    2013, 53(2):  153-162. 
    摘要 ( 630 )   PDF (1887KB) (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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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公共养老基金的债务风险及运作治理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目前,国内对我国公共养老基金的债务风险及运作治理存在一定的误解与争论。为此,需要从理论上和我国基本养老金制度的具体安排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讲,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会面临各种风险,比如宏观经济波动、人口结构变化、金融市场波动、政治操纵等等。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具体安排和运行状况看,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公共养老基金面临严重的债务风险,而且各省份之间差异很大,其中广东省的偿债能力最强,上海最弱。考虑到公共养老基金运作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我国公共养老基金运作宜将投资主体和治理主体分离,并严控管理成本,才能有效降低债务风险。
    试论社会构建主义、解释主义和定性研究的关系
    徐勇;杨华
    2013, 53(2):  163-168. 
    摘要 ( 994 )   PDF (1764KB) ( 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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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的认识论决定其哲学理论观点,哲学理论观点决定其研究方法论。社会构建主义的研究认识论选择解释主义的哲学理论观点,解释主义的理论观点选择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客观主义的研究认识论选择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观点,实证主义的理论观点选择定量的研究方法论。基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同样具有有效性和可靠性,加上管理学界对定性研究存在一些偏见,国内管理学界应进一步从哲学的角度考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论,并对定性研究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短时逐利还是长期投资
    李新春
    2013, 53(2):  169-179. 
    摘要 ( 678 )   PDF (1933KB) ( 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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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所有权如何影响家族企业的短期逐利和长期投资行为?通过对2010年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库的1574家中小型家族企业,在不同家族传承意愿下的长短期影响进行的分组检验显示,无论是否有意家族传承,家族所有权与短期利益总是显著正相关,而仅有意传承的家族所有权会促进长期投资,无意家族传承的家族所有权对长期投资的积极性不足。这表明,在家族企业的长短期决策中,一定的短期利益是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仅有意家族世代传承的家族所有权才获得长期投资的激励。
    代理人还是管家
    王明琳;陈凌
    2013, 53(2):  180-188. 
    摘要 ( 553 )   PDF (1873KB) (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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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企业往往以代理人和管家两个对立的角色出现在文献中,但两者皆难以准确刻画现实中家族企业的行为和绩效。通过引入社会嵌入理论,从微观上“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和宏观上“家族如何嵌入社会”的双重视角来探析这一问题:微观上企业主要在认知、关系和权力三个维度嵌入家族,但家族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具有状态依存性,取决于由上述三维嵌入而产生的“家族治理情境”,宏观上家族主要在法律与规制、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维度嵌入社会;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决定了家族影响企业的性质(或导向)及绩效,而宏观层面“家族如何嵌入社会”则很大程度决定了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当前国内家族企业治理的优化离不开家族治理的优化,而外部广义治理环境的改善是实现企业治理优化和家族治理优化的基础。
    子承父业还是开拓新机
    郭超
    2013, 53(2):  189-198. 
    摘要 ( 568 )   PDF (1904KB) ( 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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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代创业是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基于家族嵌入观和企业内生成长视角,由二代推动的企业转型可被视为家族企业持续创业的一种特殊方式。对191家富二代接班的上市家族企业样本进行实证性研究,判别引发家族企业转型创业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控制了外部制度环境和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后,单独探讨家族新接班人介入对企业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家族接班者与父辈价值观的差异对企业产业转型、产品市场转型和地域市场转型创业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伦理型家族企业领导对员工偏差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黄嘉欣;汪林;储小平
    2013, 53(2):  199-208. 
    摘要 ( 725 )   PDF (1900KB) ( 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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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方式是影响员工偏差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已有文献对伦理型家族企业领导与其下属偏差行为间关系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其作用机制更有待在中国情境下进一步探讨。在问卷调查民营家族企业领导及其下属所组成的160份配对样本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结构方程(SEM)模型探讨伦理型家族企业领导对员工偏差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伦理型领导与组织导向偏差行为及人际导向偏差行为显著正相关,道德身份与情绪耗竭在伦理型领导与偏差行为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的启示在于:在民营家族企业中要防止偏差行为的发生,家族企业领导者既可以通过塑造符合伦理规范的领导方式,也可以提升员工道德身份感,并减轻员工压力,从而减少偏差行为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