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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3年 第53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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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说先秦的语体与语书
    傅刚
    2013, 53(5):  1-7. 
    摘要 ( 510 )   PDF (540KB) ( 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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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述和依据先秦典籍中有关于语体和语书的记载,通过对语的本义、语体的发展和语书体的变化展开讨论,并对先秦时期语体文献的性质、特点、表现形态等略作分析,以期对先秦时曾被广泛引用的“语”这一文体的大致面貌,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单体总集编纂的文体学意义
    朱迎平
    2013, 53(5):  8-15. 
    摘要 ( 545 )   PDF (642KB) ( 2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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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总集依据所收文体类别的不同,可区分为多体总集和单体总集两大类。唐宋元三代的单体总集编纂,从“网罗放佚”、汇聚作品,逐步向细分类别、鉴体辨体发展;从“删汰繁芜”、提供赏鉴,逐步向探讨规律、适于应用发展。单体总集编纂促进了文体研究的细化深入,开拓了文体研究的创新体式,标志着新兴体类的确立与被认同,是唐宋元文体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对明清文体学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宋代的名字说与名字文化
    张海鸥
    2013, 53(5):  16-30. 
    摘要 ( 538 )   PDF (1324KB) ( 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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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说是对人或事物的名字进行解说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从宋代开始盛行,但其文化渊源始于先秦冠礼制度,《仪礼》中已记载冠礼仪式上使用的格式化祝辞。汉代至唐代很少名字说存传。宋儒复兴冠礼,名字说因而流行。宋代文献现存名字说460余篇,其中只有几篇是对事物名称进行解说,绝大多数都是对人名和字的解说。名字说的语体以散文体为主,间或有少量韵文,内容专以议论名字的来由和意蕴为主,篇幅或长或短,形式比较活泼自由。这些名字说反映了宋代的名字文化:取名命字的时机、程序、主持者、应邀者、接受者以及更改名字等等,牵涉中华文化的诸多方面。一篇名字说,既是实用的解说词,又是辞美学富的美文,体现着宋代文人的精神风貌、文化修养、审美趣味。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
    文韬
    2013, 53(5):  31-46. 
    摘要 ( 516 )   PDF (1702KB) ( 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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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苏童小说与话本传统
    郭冰茹
    2013, 53(5):  47-53. 
    摘要 ( 581 )   PDF (1244KB) ( 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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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妾成群》是苏童个人写作生涯中的一个转变,此后他开始逐渐放弃写作的先锋姿态,转而向某种“古典精神”回归。他的中短篇小说在形式探索、结构设计和语言使用等方面均继承了话本小说的艺术特色,同时也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艺术探索不仅使苏童小说获得了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审美张力,也为中国当代小说确立自己的言说方式寻找了一种可能性。
    学术连锁:高田早苗与欧美政治学在近代日本与中国之传播
    孙宏云
    2013, 53(5):  54-74. 
    摘要 ( 653 )   PDF (1877KB) ( 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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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政治学的输入与传播为“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的重要一环,作为早稻田政治学奠基者的高田早苗,在此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高田以早稻田大学作为据点,通过课堂教学和编译出版讲义及“早稻田丛书”,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政治学著作引入日本,其中也体现了他的选择标准,即方法论上亲近实证主义,内容上倾向立宪帝国主义。高田的政治学著、译之作在清末被译成中文广为传播,为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提供了名词、概念、理论体系及方法论的参照,并且成为晚清士人思考民族国家问题的思想资源与论辩工具。这种知识流动的过程既是近代西方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向外扩张的结果,也是近代东亚学术连锁的体现。
    晚清科举的场次与选才
    安东强
    2013, 53(5):  75-85. 
    摘要 ( 523 )   PDF (1619KB) ( 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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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有识之士呼吁扭转科举考试专重首场的习气,以二三场求取真才实学:一是要重视第二场的五经文,选拔通经致用的人才;二是变通第三场的策问,容纳刑名、时务等实用性的学问;三是整饬首场的四书文,剔除固有积弊。经过潘祖荫、张之洞等考官的积极实践,科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新风气,甚至在乡试第三场的策问中考试天文算学。甲午战后,张之洞等官员又总结科场衡文的弊端,提出调整三场文体格局和分场去取的新方案。科举新制变更了文体格局,却摒弃了分场去取的程序,背离了新方案的本意。这或许也是张之洞最终转向停罢科举的另一因素。
    现象学的历史与发生向度
    倪梁康
    2013, 53(5):  86-98. 
    摘要 ( 528 )   PDF (1734KB) ( 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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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在何种意义上是理性的?狄尔泰(Dilthey)面临这个问题,而且通过他的影响,胡塞尔(Husserl)后来也将这个问题摆到了自己前面。对历史理性的批判在狄尔泰与胡塞尔那里都徘徊于历史认识论与历史理解论之间,它们构成历史解释学的两极。历史认识论是狄尔泰本人后期和胡塞尔的相关思考特点,它也可以被称作科学的解释学或精神科学;而历史理解论则是海德格尔(Heidegger)后期和伽达黙尔(Gadamer)的相关论述风格和思考方式的写照,它更多是一种艺术的解释学或解释的艺术。
    观念可能性与实在可能性
    陈伟
    2013, 53(5):  99-109. 
    摘要 ( 578 )   PDF (1667KB) ( 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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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6研究第1篇第4章主要讨论种类内容在观念上的协调性或相容性问题。在彻底修改版中,胡塞尔增加了对观念可能性问题和实在可能性问题的研究。观念可能性与本质对象之构造相关,它指的是对于观念本质而言,某物作为其示例的可能性。观念可能性起源于对设定性意识的中立性变异,从发生现象学的观点看,它最终起源于联想的纯粹被动综合作用。实在可能性与超越对象之构造相关,它表明某物现实地存在于此的可能性。实在可能性起源于对设定性意识进行确然性等级上的质性变异,从发生现象学的观点看,实在可能性被理解为被引发的可能性,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进行设定的理性的发生进程。对观念可能性和实在可能性进行研究,意义在于揭示出胡塞尔后期思想和前期思想的内在关联。
    生活、世界与生活世界
    夏宏
    2013, 53(5):  110-117. 
    摘要 ( 474 )   PDF (1577KB) ( 2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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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西方学术界关于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侧重于从“生活”来对它进行理解的现象学模式,一种是侧重于从“世界”来理解它的社会学模式。两种理解的侧重点不同,但也不是泾渭分明而相互排斥。从总体上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性”:生活世界是人的生活所必须涉及的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有机统一。
    法律论证适用的人工智能模型
    梁庆寅;魏斌
    2013, 53(5):  118-128. 
    摘要 ( 545 )   PDF (1766KB) ( 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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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论证适用的人工智能模型是“人工智能与法”研究的核心课题。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法律论证建模方法已经进入法律科学领域,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建立多种规范模型,有助于人们识别、构造论证和比较、评估论证。文章主要从论证框架和论证语义两个层面探讨法律论证适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其中,论证框架相当于逻辑句法,关注论证的构造;论证语义相当于逻辑语义,关注论证的评价。
    从增长联盟到权益共同体:中国城市改造的逻辑重构
    叶林
    2013, 53(5):  129-135. 
    摘要 ( 516 )   PDF (1550KB) ( 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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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改造(更新)是中国城市矛盾最聚焦的领域之一。中国城市改造的矛盾不但有其经济原因,更由于其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各利益方之间的博弈方式具有极其复杂的政治和制度根源,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产生广泛的影响。借鉴西方增长联盟的理论,可以对中国城市改造的政治逻辑尝试进行有效的分析,厘清其中的利益关系和主体博弈。在此基础上,可以对中国城市发展的政治本质进行探讨,提出向权益共赢的城市改造转型和改良的有效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刘林平;王茁
    2013, 53(5):  136-150. 
    摘要 ( 639 )   PDF (1766KB) ( 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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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80前和80后农民工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比,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这些特征有的验证了过往研究,比如人力资本高、发展型外出动机、频繁的流动、日常消费增加、身份认同发生变化等,同时也有新的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决策的自主性不如老一代;加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升迁或遵守企业规定;参与劳动合同协商比例上升,但合同满意度并没有随之升高;社会保险和相关福利待遇得到提高;社会不公平感、被剥削感、被排斥感都不强,甚至对社会不公平的感受要弱于老一代;社会网络结构发生变化,学缘纽带更为重要;与老一代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未增强,受侵害比例、投诉率和参加群体性活动比例都无显著差别;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认同自己是工人,但是迁移意愿并不强烈,对土地的认识程度更模糊。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比老一代更向往城市,也并不具有更强的反抗意识和行为。通过对生命周期和社会变迁、劳动力拆分型再生产模式、精神圈地等概念的讨论,进一步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的形成机制。
    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鲍曼的后现代性思想研究
    穆宝清
    2013, 53(5):  151-158. 
    摘要 ( 1062 )   PDF (1624KB) ( 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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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格蒙·鲍曼是当今一位思想独特、极富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其丰富著作的核心就是对“流动的”现代性的论述。在鲍曼看来,现代性的标志是稳定性和确定性,而后现代性的特征则是流动性和不稳定性。鲍曼用“流动性”这一隐喻指向后现代社会的状况和人类生存的窘境。鲍曼认为,流动的现代性时期,由物品消费到符号消费的转换是社会消费行为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消费主义对解释流动的现代性的社会控制模式有重要的意义。“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改变了人类的状况,自身认同的不稳定性仍然是后现代的一个基本问题,安全与自由的矛盾性在后现代时期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商标混淆的科学测度
    谢晓尧;陈贤凯
    2013, 53(5):  159-171. 
    摘要 ( 520 )   PDF (1793KB) (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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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混淆的主观认知状态可以借助消费者调查进行测度。法院通过调查总体的界定、抽样方法的选择、调查问卷的设计等因素来控制调查证据的质量,通过混淆率的解读来确定侵权是否成立。调查实验旨在将分散的消费者不确定的心理状态转化成一种可计算的形式进行科学界定,尽可能真实地对消费者主观认知进行模拟,为法官判案提供必要的依据。
    罪刑法定与法律解释之矛盾及其消解
    庄劲
    2013, 53(5):  172-186. 
    摘要 ( 469 )   PDF (1882KB) ( 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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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法解释学原理与罪刑法定主义存在尖锐矛盾,根本在于学理对两个“法律”概念——“法律文本”与“法律意义”的混淆。前者是立法者制定的符号,属于客观范畴;后者是解释者对前者阐发的规范观念,属于主观范畴。法律解释正是使前者向后者转化的过程。罪刑法定之“法”,是指法律文本,而非法律意义。据此,法律解释与罪刑法定的矛盾可得到消解:其一,即便是事后创造性的法律解释,因未变更法律文本,仍符合禁止司法造法和禁止事后法原则;其二,以解释填补法律漏洞,只是新、旧法律意义的更迭,与成文法原则不悖;其三,具有语义模糊性的法律文本,只要公众对其法律意义可达成理性共识,仍符合明确性原则;其四,凡在语义向度上能与公众达成理性共识的扩张解释,均非禁止的类推。
    信贷规模控制:言行不一
    王曦;王茜
    2013, 53(5):  187-194. 
    摘要 ( 694 )   PDF (1692KB) ( 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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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我国央行正式宣布取消信贷规模控制,这标志着我国货币政策实施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控,然而现实中信贷规模控制似乎仍在继续。文章使用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检验方法和递归协整检验方法,检验了1992年第1季度至2011年第4季度的信贷规模结构突变情况,发现信贷规模控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鉴于信贷规模控制源于我国特殊的所有制和利率管制体制,相关政策建议包括: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强化对间接调控工具的使用,推进利率自由化。
    高管权力与激励薪酬操纵研究
    翟爱梅;张舒然
    2013, 53(5):  195-208. 
    摘要 ( 537 )   PDF (1815KB) ( 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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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研究高层管理者的权力与其激励薪酬设计的关系,对高管操纵薪酬设计的行为进行了理论建模,得出的结论是:高管权力越大,高管薪酬对事后表现更好的业绩指标具有越高的敏感性;并且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重要性越高,企业业绩的波动性越小,高管持股比例越低,高管通过操纵获得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越大。以1998年至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结论,从而为高管谋取权力薪酬的行为提供了实证依据,并且从新的角度识别了高管操纵薪酬设计的具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