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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4年 第54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14-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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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选》分体之三十九类说与其研究方法问题
    力之
    2014, 54(6):  1-10. 
    摘要 ( 525 )   PDF (724KB) ( 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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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选》分体原既有“移”,亦有“难”,即其所分本为“三十九类”。今存《文选》,无论是李善注与“六臣注”之种种宋刻本无“移”、“难”,还是“五臣注”之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缺“符命”、“史述赞”,均为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从“史”之角度说,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之贡献不应被遗忘,尽管其《九条本文选解说》未提及《文选》的分体如何。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研究《文选》分体,需结合“显内证”与“潜内证”,而后者只有在《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这一前提下才具有必然意义;所依证据,当先“验”其有无问题;不要将两回事当一回事,并需注意从出发处辨“路向”。

    《诗品》作者考之二
    方志彤作, 闫月珍译
    2014, 54(6):  11-18. 
    摘要 ( 373 )   PDF (923KB) (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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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品》“纤秾”包含“纤”、“秾”两端,但《纤秾》一品行文并未明确这两端的意义。杨廷芝《二十四诗品浅解》、无名氏《唐司空图诗品详注》对“纤秾”的解释并不到位,而日本学者太田兵三郎则注意到了“纤”、“秾”的分别。
    论钟敬文的新诗研究
    黄晓娟
    2014, 54(6):  28-36. 
    摘要 ( 279 )   PDF (1200KB) ( 1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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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敬文的新诗理论和批评,主张构成诗歌的各种因素要适切、均衡,并在尊重文学史、正确整理古典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推动新诗的创作;他还进行了一种学科交叉式的诗学实践,以民俗学知识论诗,把口头文学传统与新诗研究结合起来,丰富了中国新诗理论的成果;他采取接近古典诗学的诗话和格言警句文体论诗,形成独特的论诗文体,使他成为新诗学界具有自我风格的诗论家。
    《光明日报》“文艺生活”周刊的新诗、旧诗论辩
    张均
    2014, 54(6):  37-44. 
    摘要 ( 312 )   PDF (1241KB) (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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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学”的崛起,在诗歌领域迫使诗词歌赋等文体形式成为“旧文学”,并使新诗、旧诗群体分处于某种“朝”/“野”之别的体制格局中。然而,1949年后“政治”形势的变化,使旧诗群体向新诗群体发起了有关合法性与文学资源的论辩。伴随着现代/传统、民族/欧化、革命/反革命等历史叙述的借用与挪用,双方展开了激烈论辩。论辩虽以毛泽东的权威意见作结,但却鲜活地折射了建国初期不同文学成分之间的竞争、妥协以及文学史内在的深刻不安。
    秦汉出土文献中的古体字
    黄文杰
    2014, 54(6):  45-54. 
    摘要 ( 295 )   PDF (1917KB) ( 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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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出土文献中的古体字与《说文解字》中的古文和籀文等相比,有其特有的类型、结构和来源。经收录,秦汉古体字共80个,分3种类型。秦汉古体字虽然在结构上与《说文》古文和籀文等相同或相近,但字体却大不相同,呈现出一种正在由篆书向隶书转变的状态,分属多种字体。《说文》古文和籀文等与秦汉古体字有明确的渊源关系,后者源于前者。
    古文字中用作“伊”之字考释
    魏宜辉
    2014, 54(6):  55-59. 
    摘要 ( 294 )   PDF (1574KB) (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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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夷镈、钟及清华简中释读作“伊”之字的右旁,是从卜辞中有斜笔或横笔的“几”字演变来的,由于“伊”、“几”古音读音相近,因此这些从“几”得声之字在铭文及简文中读作“伊”。另外,中山王〖XC03魏宜辉-1.bmp;E+3.651mm。3.588mm,JZ〗铜器铭文中用作“也”的“〖XC03魏宜辉-2.bmp;E+3.572mm。3.540mm,JZ〗”字,其所从“〖XC03魏宜辉-3.bmp;E+4.104mm。1.543mm,JZ〗”旁很可能也是从卜辞中有斜笔的“几”字演变来的。
    西周金文中“休”的词义和句法
    刘书芬
    2014, 54(6):  60-64. 
    摘要 ( 273 )   PDF (1506KB) ( 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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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金文中“赐休”、“休赐”的“休”,学者们多解释为赐予义,而解释为休美、嘉美、嘉奖义更合适;句法方面,特别是当“休”作动词时,学者们对其词性、意义、断句等方面存在分歧,尚须结合西周金文“休”出现的整体语境、铭文的意义以及语法,作出合理的判断。
    宋理宗与近习:兼谈公论对近习的态度
    杨宇勋
    2014, 54(6):  65-81. 
    摘要 ( 276 )   PDF (1970KB) ( 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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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习不仅是历史的负面角色而已,也是中国帝制运作的一环,理应正视他们,不应只是一味地批评。服侍宋理宗是当时多数近习的常态行为,干政仅是少数人,他们的权力来自理宗,受其节制。正文分为女冠吴知古和内侍陈洵益、内待董宋臣、扩大君权、公论防宦与鄙视近习等四方面来讨论。宋理宗宠幸近习,初年即有征兆,并非始于中晚期,此与史弥远专政的教训有关。理宗中晚期,虽倦怠于政治庶务,但大权并未旁落,他利用这些近习,善用御笔,加辟政治运作之路,强化统治根基。理宗虽重用近习,但同时注意到外廷反应,并未排斥辅臣,中断进对及经筵等接触外臣的信息管道。士大夫政治,固然有“为君为民”的一面,为了社稷或百姓的利益;也有“宰制统驭”的一面,为了群体或私人的利益。
    弭盗靖海与稽管朝贡
    杨芹
    2014, 54(6):  82-90. 
    摘要 ( 337 )   PDF (1707KB) ( 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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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为应对侬智高变乱,朝廷继设河东、河北等路安抚使后,特设广南东、西路经略安抚使,常驻地方,主持一路军政事宜。南宋时,诸路安抚使或省或置,唯广南东、西二路守臣沿带“经略安抚使”,“所以重帅权而服羌夷也”,直至宋亡。宋代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例由广州知州兼任,从皇祐四年魏瓘开始。粤地濒海,海上交通、贸易发达,治所广州为宋代重要的市舶港口及东南亚贡使入境的主要门户,然沿海地区亦常受海盗滋扰,为患甚大。故广东经略安抚使在海防、海交中均负有重要职责,而任职官员在弭盗靖海、朝贡管理等方面的作为、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宋朝海疆经略政策的实施力度和效果。
    现实与观念:南宋社会“民风好讼”现象再认识
    朱文慧
    2014, 54(6):  91-99. 
    摘要 ( 304 )   PDF (1780KB) ( 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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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民风好讼”都被视为南宋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从历史语境来看,“好讼”一词自宋代开始才被广泛使用,至南宋时期频频见诸文献。从地域范围及人群方面考察,“好讼”并非普遍的社会风习,是士大夫的书写影响了我们对南宋社会诉讼现象的评判。追根溯源,当我们从结构性分析进入文本分析之后发现,来自于现实世界的压力和精神世界的焦虑共同造成了士大夫对时代风习的过度敏感,形诸笔端便成为对当时争讼现象的夸大。应该说,南宋社会的“民风好讼”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现实与观念互动的结果。
    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
    朱承
    2014, 54(6):  100-111. 
    摘要 ( 260 )   PDF (1913KB) ( 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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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中国的礼乐制度,希望通过约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和建构日常生活规则,进而实现等级严明、各安其分的社会政治秩序。从维护政治秩序和落实政治价值的角度看,礼、乐可以看成是“生活中的政治”。人们遵从国家政权所期望的礼治和礼俗并因之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不要政治的政治”之特点。当然,这种“生活政治”也导致了日常生活中私人性与公共性混淆的问题,“公私之辨”的价值张力由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而引发。近代以来,传统礼乐典章逐渐流散,但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对现代社会依然有着多重意义。
    中庸政治思想解读:基于“位”“功”的视角
    王学伟
    2014, 54(6):  112-120. 
    摘要 ( 293 )   PDF (1849KB) (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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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从圭表、旗表意义演化为权力、权位的象征。周武王、周公之时,又把地理意义上的“中”(即国土正中)糅合进来,进一步强化了“中”的“位”义。“庸”具“功”义,且在春秋时期相当流行。孔子把“中”“庸”融合为“中庸”,成为新思想。所谓“中庸”,从政治层面而言,即指执政的君子通过“中”位(王权、王位),心怀诚敬,交通天人,调和上下,选贤任能,以“建立民功”为最重要的“德”,从而实现政通人和,政统长永。简言之,中庸即是以位求功,以功保位,“德”“位”“功”合而为一的治国理政之道。
    “无体之体”与天道的本性
    陈赟
    2014, 54(6):  121-130. 
    摘要 ( 291 )   PDF (1933KB) (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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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庄子哲学的阐发,王船山发现天道是一个充盈未决性与不确定性的浑沌系统。在保持自身的浑沌无定与开放性的同时,这个系统为人的自由思想与行动预留了巨大的空间:人本身因其对世界演化过程的参与,而不再是宇宙的被动造物;相反,世界的进程由于有了人这一不可或缺的参赞者,而将自身提升到新的层次。“无体之体”乃是天道的本性,它揭示了天道秩序的两个维度,即造物无物与有物自造。故而天道作为“没有造物主的创造性”,似乎是使动者,但这个使动本身仍然不过是引发事物的自我创造的自发性本身。
    丹尼尔·贝尔读马克思
    陆扬
    2014, 54(6):  131-137. 
    摘要 ( 418 )   PDF (1828KB) ( 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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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尔·贝尔判定扮身为普世公理的意识形态在20世纪50年代即告终结。导致左派和右派之争的意识形态问题化身为大政府和小政府以及经济政策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历史的终结。贝尔反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福山把冷战终结看作民主和市场,说到底是资本主义普世信念的胜利,但事实是历史在后工业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基本领域中,呈现出了新的气象。贝尔与马克思的渊源关系可谓深厚,但是总体上贝尔将马克思的历史观读作黑格尔遗风,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已无法解释今天的后工业社会。这本身是不是历史终结论的一种戏拟式演绎?
    名誉权私法救济观念的批判与重构
    杨彪
    2014, 54(6):  138-145. 
    摘要 ( 273 )   PDF (1919KB) ( 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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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誉权作为最典型的非物质性人格权,其归属于权利主体的方式与财产权并无二致。在现代社会,随着人格权的商品化和责任形式的文明化,赔礼道歉、收回言辞等传统的人身强制和行为强制责任方式日渐式微,以财产强制为特征的金钱赔偿成为人格权最重要的救济手段。至少在责任法的层面,人格权与财产权实现了基本的统一,以金钱给付作为权利救济的最终依归。名誉权救济的财产性逻辑还表现在:名誉受损引致的财产性损害与尊严性损害本质上并无不同,实无区分财产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之必要,二者的同质性与关联性决定了它们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流动的司法
    巢志雄
    2014, 54(6):  146-158. 
    摘要 ( 315 )   PDF (2074KB)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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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证据对现代法庭审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事实查明不再依赖人类的感官,而是依靠科学手段来完成。科学证据的运用一方面提高了事实查明的可靠性和准确度,另一方面对法官的自由心证造成了强烈的干涉。以自由心证为基石的现代证据法在这场与法庭科学化潮流的持久角力中遭到冲击。科学对程序法的影响也颇为深远,传统诉讼程序借助信息技术进行改造,使之更符合公正与效率的要求。司法制度应当不断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自我改变。
    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
    朱亚鹏;刘云香
    2014, 54(6):  159. 
    摘要 ( 305 )   PDF (1987KB) ( 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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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能够进行“政策再制定”。他们通常基于规避执行风险或降低自身工作压力来运用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角色。然而在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街头官僚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受制于国家政治导向、政策执行制度环境、地方官员的利益等外在条件,个人追求私利的考虑则相对影响较小。在这些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街头官僚只获得了象征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的行动很难产生“政策再制定”的效果。通过展示影响中国街头官僚使用自由裁量权的政治逻辑,对于理解我国社会政策执行困难具有启示意义。
    世界粮食危机与中东北非动荡
    徐振伟
    2014, 54(6):  169-177. 
    摘要 ( 304 )   PDF (1947KB) ( 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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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粮食危机不仅波及了中东北非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引起了主要粮食进口国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埃及作为中东北非地区的主要粮食进口国受到世界粮食危机的影响,国内物价高涨,经济陷入危机,民众为了发泄不满情绪诉诸街头政治,社会陷入动荡。虽然埃及后期的民主改革要求得到满足,也无法平息社会的动荡不安,这和世界粮食危机的深刻影响密切相关。埃及的社会动荡对作为粮食消费大国的中国的粮食安全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必须重视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保证社会稳定不受到粮食问题的影响。
    经济增长的逻辑:一个总量的成本—收益方法
    陆家骝
    2014, 54(6):  178-190. 
    摘要 ( 324 )   PDF (2070KB) (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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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市场经济的“不完全市场”的经验逻辑形态,对经济增长的过程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经济的“总量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框架。问题的关键部分是把经济的总量成本函数和总量成本决定因素引入经济增长理论,取代总生产函数和总产出决定因素作为经济增长分析的基础。与基于单一产业模型的规模收益递增假设不同,模型假设是:规模和可变比例的收益递减是经济的结构化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产业形成和产业维持所实现的成本收益均衡过程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市场分割与企业联盟
    罗党论;李晓霞
    2014, 54(6):  191-201. 
    摘要 ( 288 )   PDF (2020KB) (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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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在宏观上扭曲经济运行,扰乱价格信号,使得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从企业建立跨省联盟的角度分析了市场分割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以2003—2011年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市场分割对企业跨省联盟建立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分割越严重,其他地区企业与所在地区企业建立跨省联盟的动机越强,参与联盟中其他省外合资方也越多。还进一步发现:在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市场分割对企业跨省联盟动机的影响更强、更显著。这从微观层面上丰富了政府主导下市场分割与企业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其结论有助于理解我国企业联盟的动机。
    互动导向、新服务开发与服务创新绩效之实证研究
    田宇;杨艳玲
    2014, 54(6):  202-208. 
    摘要 ( 312 )   PDF (1905KB) ( 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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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服务企业与顾客间的互动日益增强,以“价值共创”为指导思想的互动导向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服务企业提高服务创新绩效的重要战略选择。以物流服务企业为例,实证检验了互动导向、新服务开发和服务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互动导向对服务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互动导向对新服务开发具有正向影响;新服务开发对于服务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新服务开发在互动导向与服务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