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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7年 第57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7-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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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作传统”与“文学缺席”
    孙少华
    2017, 57(2):  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01
    摘要 ( 286 )   PDF (397KB)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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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郤正是三国时期蜀国著名文人。《三国志》称其曾著诗、论、赋百篇,《隋书》、《旧唐书》有《郤正集》一卷,但后世大多亡佚。《三国志》郤正本传录其《释讥》一篇,此赋拟自崔骃《达旨》,在形制、主旨上有汉赋传统,但从体式、音韵上看,又有后世骈文的某些元素。文学思想上,《释讥》既与《答客难》、《解嘲》、《达旨》、《答宾戏》等有着类似的“赋体”思想渊源,又与《释诲》具有相同的“释体”思想渊源,其中蕴含的大量四六韵文句式,使其具有“赋”与“文”“双重文体”特征,但总体上属于“赋”体作品。文学史之所以对其很少留意,原因较为复杂,而郤正的“贰臣”身份,或者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作为文体的风景
    中里见敬
    2017, 57(2):  13-2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02
    摘要 ( 148 )   PDF (304KB)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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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评论家柄谷行人的《风景之发现》,从“风景”——“自我”这一对应概念出发,论述了日本现代文学的形成问题。与日本文学相类似,在中国小说领域中,古代小说和现代小说的风景描写,也大相径庭。通过研析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风景之发现”之前的叙景,探讨古代小说和现代小说认识框架的差异及其与文体的关系。

    文体研究视野里 “中篇小说”概念的形成
    王晓冬
    2017, 57(2):  22-3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03
    摘要 ( 299 )   PDF (419KB) (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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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一直是一个语焉不详却被约定俗成使用的文体概念。在文学理论层面,“中篇小说”首先从西方引入词汇,随后形成自己的中文译名,最后成为教科书中的既定概念。随着“中篇小说”在理论上的确立,国内学界开始将其运用到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上,一方面聚焦于像《游仙窟》和《娇红记》这样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过渡型”小说,另一方面也出现将古典“中篇小说”定位为情色小说的倾向。而在创作实践方面,在1928—1933年“中篇小说”的短暂繁荣后,经过长时间的沉寂,20世纪80年代中篇小说创作再次异军突起,引发学界对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的研究热情。通过文学理论、学术研究、创作实践三个方面的交错发展,中篇小说在独特的文体形成过程中,为一些渗透多种文体特征的复杂作品起到“打捞”与“正名”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美狄亚形象的译介及其人文意涵的揭示
    卢铭君
    2017, 57(2):  35-4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04
    摘要 ( 202 )   PDF (245KB) (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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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狄亚源自古希腊神话,极富神奇色彩。她个性鲜明,弑子复仇之举广为人知,是西方文学史上不断被改写的人物形象。美狄亚随着国人对希腊神话的翻译一并介绍入华,因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成为戏剧研究的讨论对象,成为一大研究焦点。民国时期,美狄亚频频出现在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评论中。以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界,美狄亚形象在华展现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接受情况: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美狄亚普遍被认为是“恶”之化身;30年代中期之后,美狄亚逐渐褪去恶之化身的形象,美狄亚母题中的人文精神逐渐被发掘。美狄亚转变为人文精神的载体,成为激励现代中国女性的文学人物。

    由“普夏之争”论普实克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路径及其理论价值
    刘云
    2017, 57(2):  42-5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05
    摘要 ( 117 )   PDF (389KB)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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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夏论争的焦点在于文学研究是否属于科学研究。普实克认为文学研究是科学研究之一种,而夏志清则否认文学研究的科学性。普实克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实践中为我们提供了文学研究的三个科学化路径:第一,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客观真理;第二,文学研究的态度是克服个人偏见;第三,文学研究的方法是历史视角和系统分析。从此路径出发,普实克力图系统而科学地演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过程,并在纷繁的历史表象中寻绎出一条清晰明了的发展线索。他的建基于科学研究视野上的文学研究方法论,为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持续而有效的支持,使其能够以独到的眼光发现并提出许多深具启发性的论题,深刻影响了20世纪末期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形象的变化及其意蕴
    范立舟
    2017, 57(2):  54-7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06
    摘要 ( 290 )   PDF (621KB)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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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就王安石个人政治形象而言,变法开展前,在士林中饱有美誉度,这既是对其学术和政治能力的高度评价与期许,也包括对王安石谦逊、弘毅刚劲、自信至笃、自奉节俭等个人品德的赞誉。变法展开后,王安石的形象却发生极大的改变,以至产生对新政的政治诋毁和对其个人形象的污名化倾向。因王安石品行之洁白,文辞之高妙,思想之精深,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难以被敌对立场全部加以抹杀,因而变法的反对势力就针对其个人形象进行抹黑与诽谤,试图以此来降低王安石对北宋政治的影响力并有效地削减王安石的政治地位。王安石蒙受“污名化”的缘由主要在于他极强的自信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度自负;北宋政治在“祖宗之法”笼罩下呈现出浓郁的“保守”的氛围,则是王安石蒙受污名的外部缘由。

    “天”与晚宋政治
    方诚峰
    2017, 57(2):  73-8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07
    摘要 ( 147 )   PDF (518KB) (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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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理宗御制《敬天图》展现了宋代天理观、天人一理说在晚宋政治中的实践方式。《敬天图》的核心是作为道学修养工夫的敬与诚,而非普通的虔敬;该图于嘉熙三年(1239)秋明堂礼前抛出,又是为了以大礼之庆成证明其应天的效用。《敬天图》意味着理宗掌握了整套道学的话语,却抛开了工夫本身,将其中敬、诚这样的核心概念作为政治旗号,展现君主持敬、诚意以与天理合一的姿态,回应了士大夫修实德以应天的呼声,从而也成为理宗的一个保护壳。对《敬天图》的讨论也说明,南宋晚期所谓的“祈天永命”由仪式、实政、修德应天数个相互论证的层次组成。

    三苏《南行集》所见宋代士大夫的行旅活动与旅行书写
    吴雅婷
    2017, 57(2):  89-9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08
    摘要 ( 114 )   PDF (1893KB)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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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祐四年十月至五年二月,三苏举家由眉山前往汴京,正式踏上仕宦之道。这趟旅行结束后,三苏曾将旅程中咏叹见闻的作品集为《南行集》刊刻。然而日后随着个人文集的编辑、传世,《南行集》单行本不再可见。因而,有必要将如今散见于三苏文集中的原《南行集》诗赋还原至旅行书写专著的脉络,再讨论其中呈现的几项旅行特质──起程、移动生活以及异空间、异文化的体验。由此,既可见苏轼、苏辙的心态,亦展现旅程的动态,同时打开了解宋代士人获取新知的一片视野。

    丝绸之路上的疑似吐蕃佛塔基址
    仝涛
    2017, 57(2):  100-10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09
    摘要 ( 227 )   PDF (7076KB) (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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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的考肖图遗址,20世纪90年代曾经开展过一些考古发掘工作,揭露了一批重要遗迹现象,出土了一批富有特色的遗物。遗址主体结构为一座高大的土墩,发掘表明,其内部是用土坯和夯土砌筑,平面结构为十字形。土墩周围分布有成排的方形房址,最外围修筑有长方形围墙,大小与古城相当。该遗址至今仍然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一处吐蕃时期墓葬。但通过对考肖图遗址的选址、主体建筑的形制结构、配套设施的规模与布局、出土器物所显示的使用功能和宗教内涵的分析,可以认为它与吐蕃时期的墓葬特征具有很大区别,很有可能是一座吐蕃时期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而与墓葬无涉。同时,遗址出土物中也蕴含了可能属于吐蕃时期苯教的因素,显示了当时的宗教文化特征。根据出土物年代特征,并结合吐蕃时期佛教输入及发展的历史背景,推断该遗址可能修建于吐蕃在全境大建佛寺的赤松德赞或热巴巾时期,佛塔造型模仿了卫藏地区吐蕃佛塔,间接地接受了东印度或孟加拉地区同时期金刚乘寺院影响,这与吐蕃佛教的输入路线是相互吻合的。

    摩尼教符咒从波斯到阿拉伯和中国福建的流传
    尤小羽
    2017, 57(2):  110-11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10
    摘要 ( 307 )   PDF (5846KB) (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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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包罗丰富的宗教思想体系,摩尼教在数术方面以往不甚突出,但根据历史记载和出土发现,摩尼教在大体系之外的确有小传统,巫术、咒语便是其中的一类。国际学者对中古伊朗语和阿拉伯符咒的研究,为进一步梳理语义解释和转译过程提供了基础。近年新发现的汉传明教系统的闽东霞浦文书中,有专门的祷雨仪式书,印证了唐代史籍中摩尼师参与地方祈雨的事实。霞浦文书中屡见的中古伊朗语源的汉字音写咒语,使我们看到甚至在近古时代的中国东南沿海含有语言上和形态上的古摩尼教因素的符咒仍为人传用的事实,特别是使用它们的当地语境,揭示了数术在摩尼教的传承、嬗变过程中所显示出适应新的文化生态的能力。另外,晋江苏内村五都水尾宫的祭祀法物也为认识摩尼教与数术活动的关系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五音姓利与北朝隋唐的葬埋择吉探微
    吴羽
    2017, 57(2):  118-12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11
    摘要 ( 276 )   PDF (379KB)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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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朝葬在子、午年者颇多,葬在五音姓利中的通月者亦众,说明五音姓利择吉法在北朝时期已经对葬埋择吉有一定影响。虽然五姓理论在唐初受到吕才的批判,且不被官方承认,皇帝葬埋择吉也不考虑五姓因素,但是有材料表明,五姓学说在唐代仍是广为人知的观念,五音姓利择葬埋年、月、日之法在唐代社会上仍有一定的影响。逮至宋代,五音姓利择吉法成为官方承认的理论,进入了官修典籍,完成了从民间杂说到官方理论的转变。

    新教传教士与19世纪汉语圣经诠释的开端
    曹坚
    2017, 57(2):  129-13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12
    摘要 ( 308 )   PDF (326KB) (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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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新教传教士来华后,很快顺应19世纪科学时代背景下的基督教神学发展和中国汉语语境的要求,将圣经作为西学的基本的和有机的成分呈现给中国的读书人,融入西学东渐的潮流;同时,他们还与中国同工一道探索和更新,连续不断地将圣经翻译成深浅不同的文言甚至官话,以求达到最佳的可读性效果。在这些新教传教士所主导的最初的汉语圣经诠释活动中,来自旧约的素材原本属于希伯来文化,在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限定和想象之下,在时局面临挑战的情况下,被诠释出的效果显示了一种类似全球化时代的对话关系。这种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对话关系产生的作用和反作用,尤其反映在对于古代以色列历史和民族“他者”形象的再造和叙述中。这一“他者”的再造和叙述与19世纪末甚至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和自我意识遥相呼应。

    再论《尚书·洪范》的政治哲学
    丁四新
    2017, 57(2):  138-149. 
    摘要 ( 127 )   PDF (472KB) (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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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范九畴”作为理论系统,是王权和天命的象征。它与“革命”理论不同,前者属于平治天下的大法和基本理论,后者则论证了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关于《洪范》的政治哲学,北宋以前,儒者更重视五行畴;南宋以后,理学家更重视皇极畴。这两畴的重要性与其在九畴中的序次是完全相应的:五行为初始畴,皇极为次五畴(中畴)。所谓五行,因其可以施用于民生,故谓之五行。五行是实行王道政治的基础。《洪范》已具备五元的思维方式,通过这一思维方式,君主可以很好地条理和建构其统治的世界。而且,五行本身在上古具有一定的序次性,由此深化了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皇极”之“皇”当训“君”、训“王”,训为“大”是不对的;“极”当训“中”,但它潜在地包含“至”或“至极的标准”之义。朱子颠覆故训,以“至极的标准”为第一义。所谓“皇极”,原意是说君王应以中道建立其位。从内容看,皇极畴包含中道和“作民父母”的民本思想,它们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涵。南宋时期,由于成为“国是”的关键话题,“皇极”成为官僚集团竞相利用和理学集团极力辩解的观念。今天看来,王淮充满政治实用主义的解释固然是对这一概念的庸俗化,但是朱子充满理学家趣味的解释也未必就切中了这一概念的本意。

    从“或作”“气作”到“自作为事”
    叶树勋
    2017, 57(2):  150-15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14
    摘要 ( 150 )   PDF (416KB) (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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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博楚简《恒先》是近年出土的一篇道家佚文,整体上阐述了一种关于宇宙演化与人事开展的哲学思想。在它的理论中,世界是一个自我开展的过程,其间基本的活动便是“作”。这一活动在不同的阶段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宇宙原初阶段,“或作”意味着宇宙内部动势的发作,提供了无中显有的动力;“气作”是“或作”的具体化,在此过程中,“作”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基本方式;当世界演化到人类,“作”也是人事发生的原因,基于“自作”的整体性诉求,《恒先》为人事活动划定了一个价值尺度。通过“作”的线索,《恒先》逐步解说了世界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自然到文明这一系列演化如何发生的问题,在形上与形下相贯通的思维中,将“作”的观念推到一个新的义理高度。

    初唐的数学与礼学
    朱一文
    2017, 57(2):  160-16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15
    摘要 ( 279 )   PDF (1336KB) (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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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世文献中有两条线索刻画了中国古代礼与数学的密切关系:一条线索是《周礼》所述“六艺”之一为“九数”(即数学),由此被后世学者逐渐扩展为数学是礼学或儒学的一部分;另一条线索是《左传》所云“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由此被理解为礼数与政治等级相关,并进而以数学安排之。从孔颖达与甄鸾、李淳风等对《礼记·投壶》的注疏看,〖JP2〗两方对同一经文及郑玄注运用了不尽相同的数理解释。具体来说,有计算方式与结果、注疏体例与目的等方面的不同;尤其是前者通过书写计算,而后者使用算筹。基于其他文献中也有类似的情形,两方的差异具有一般性。因此,《周礼》所述更多反映了周代数学与礼学的关系,而后世的发展导致算经数学与儒经数学各自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体系,并且后者与礼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左传》所云侧重关于政治等级的礼数,而未述其关于礼器尺寸的一面。汉代以降,投壶由礼仪向游戏渐变,出土实物与传世绘画印证了其形制的变化;诸家对相关经文的解释就逐渐偏离了实际,而转为相对纯粹的文本学术探讨。在初唐恢复古礼、注疏儒家、算家经典的历史背景下,数学与礼学的关系实际处于文本与现实的多重张力之中。〖JP〗

    井上圆了与蔡元培的妖怪学
    廖钦彬
    2017, 57(2):  169-17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16
    摘要 ( 195 )   PDF (289KB)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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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日两国教育家、思想家井上圆了与蔡元培在接收与消化西方知识体系与世界观后,分别以妖怪学和美学提倡本国的启蒙教育。在此过程中,两人不仅呈现出各自的理性主义面向,甚至表现出反理性主义的面向,因此具有启蒙与反启蒙的色彩。井上奠基于“相即的逻辑”或“两样并存、一体两面”的理论之妖怪学,成了两者沟通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判准。妖怪学有助于分判井上以宗教的方式(自、他力)、蔡元培以美学的方式(直觉、直观)来沟通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鸿沟。井上与蔡元培在疏通这两个世界的过程中,虽然分别呈现出各自在理念上的连续性与在实践方法上的断裂性,但这恰好显示出近代中日面对西方时所呈现的启蒙与反启蒙互具的辩证面貌。

    正义与真理
    谢文郁
    2017, 57(2):  177-19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17
    摘要 ( 158 )   PDF (1436KB) (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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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问题是人类社会生活无法回避的问题。人在社会生活中为人处事是否合适,涉及行为准则、如何理解准则、谁做判断等问题,并最后归结为真理问题。就思想史而言,正义问题在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就已经被广泛涉及,并让赫西俄德深深地感到困惑。柏拉图的《理想国》企图在辩证法中界定正义概念,展示了正义概念中的真理问题,并追求在真理意识中理解正义,给正义困境指出一条出路。这样,正义困境就成了真理困境。走不出真理困境就无法走出正义困境。通过分析《工作与时日》的正义困境,并追踪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正义观,可以展示柏拉图的真理情结和真理困境。

    为经验想象正名
    黄旺
    2017, 57(2):  191-19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18
    摘要 ( 265 )   PDF (318KB)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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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科的想象学说是对现代想象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他认为以前的想象理论偏重于原型复制的想象,因而提出作为语义创新和乌托邦的虚构想象。这种虚构想象具有本体论的地位,能够重构先验时间性和重塑现实,并把该虚构想象视作对康德生产性想象的进一步阐明。但是,利科误解了康德生产性想象的概念,虚构想象本质上乃是经验想象,它的生产性是以先验生产性想象为基础的经验想象的生产,是双重生产,毋宁应被称为“强生产性想象”。利科第一次揭示了经验想象的本体论地位:它可以重返并重构先验想象的时间性境域,由此它通向一种新的先验哲学。由于利科把本属于经验想象的功劳归于先验想象,因而没有公开承认经验想象的重要哲学意义。

    服务一线员工创新行为:企业互动导向和顾客价值共创的驱动作用
    谢礼珊;赵强生;关新华
    2017, 57(2):  200-21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19
    摘要 ( 307 )   PDF (373KB) (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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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对于组织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服务开放系统中企业的创新往往需要一线员工的积极参与。从企业与顾客互动以及顾客价值共创的角度构建了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以广东省8家国际旅行社门店的一线员工及其所服务的顾客为调研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对所收集的员工和顾客数据进行一对一配对处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员工感知的组织互动导向、顾客价值共创程度正向影响一线员工的顾客需求知识水平和员工创新行为;一线员工的顾客需求知识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其在理论和管理方面的启示是:为未来探讨价值共创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激发依赖于组织的互动导向、顾客价值共创程度和员工个人顾客需求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