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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7年 第57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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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兴八首》之形式美发微
    俞宁
    2017, 57(5):  1-1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01
    摘要 ( 199 )   PDF (377KB)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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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是中国诗歌高峰期的集大成之诗人。《秋兴八首》是他创作巅峰期的巅峰之作。长期以来人们对它评价很高。20世纪后半叶,学者们用中国传统方法继续研究这组诗的魅力来源,更有先驱者用西方的文艺理论来阐释它的内在结构之美。然而,出于种种原因,这些研究没能从钱谦益、金圣叹等人的结论走出太远。结合中国传统方法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以“反讽”、“模棱”等概念为视角,把创作中的诗人杜甫与组诗中出现的人物杜甫分而析之,深入发掘组诗的内部张力,更好地解释了组诗深层的结构形式之美。

    刘禹锡集纪文的文学史料价值
    吴夏平
    2017, 57(5):  11-1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02
    摘要 ( 110 )   PDF (317KB)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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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禹锡所撰文集序,具有丰富的文体学、文学史、文献学等方面的价值。梳理唐代集序文发展脉络,发现刘文的突出特点是“隐约其辞”,亦即对作者事迹有所择取,表达方式委婉含蓄,体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是对序文文体的一次重要突破。刘禹锡认为文学变化不仅与时代环境、帝王个人好恶相关,而且具有周期性。这种文学史观,与其天道运周、否极泰来的哲学思想是相合的。序文对相关文集的卷数、篇目、编撰方法等记载较为详备,具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此外,序文还有补正史之阙的史学价值。

    杨维桢与“玉山雅集”的诗书画情缘
    张毅
    2017, 57(5):  19-2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03
    摘要 ( 111 )   PDF (336KB) (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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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元代后期以及元明易代之际,文艺话语权由京师馆阁文臣转移到江南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文化精英手里。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高士作诗具有重情、露才和好奇倾向,其不羁的才情与萧散奇逸之气在书法和题画诗创作中有充分的表现,进一步促成了诗与书画艺术在互文层面上的深度融合。顾瑛主持的“玉山雅集”吸引了不少才华横溢的高人韵士,他们于闲散静观中体悟自然生机,在游于艺的“自娱”活动里领略诗意栖居之乐,提升了文艺的审美趣味和遣兴娱乐价值。玉山雅集活动中分韵赋诗和同题集咏的流行,反映了江南士绅隐逸文化的审美追求,真性情与逸气的交织,淡远幽深心境与高奇情怀的激荡,不仅丰富了元代诗学思想的蕴涵,也增加了书画和园林艺术的魅力。

    论元代采诗的新变
    史洪权
    2017, 57(5):  28-3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04
    摘要 ( 91 )   PDF (342KB)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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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至宋金时期,采诗经历着非常缓慢的渐变过程。《唐御览诗》的编纂,意味着文学审美成为新的动机;金末王郁的行为,标志着民间采诗人的出现,但两者只是个案。元朝以大根脚家族垄断高官显爵,中下层品官多自掾吏入流为核心的铨选制度及其鲜明的族群歧视色彩,颠覆了南方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选择,也造就了采诗的突变:其行为主体变更为南人等级的诗人,范围缩减为单个或多个区域,动机则趋于商业化和文学化。这种变革并没有随着元朝的灭亡而完全消失,采诗成为了明清士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影响了后世总集的编纂。

    论朝鲜王朝学者金正喜的诗学宗尚
    詹杭伦
    2017, 57(5):  37-4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05
    摘要 ( 105 )   PDF (397KB)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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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鲜王朝中,金正喜(1786—1856)是一位全面发展的学者兼书画家、诗人。朝鲜纯宗九年(清嘉庆十四年,1809),金正喜入燕,与乾嘉文坛重镇翁方纲(1733—1818)、阮元(1764—1849)相交,翁方纲的金石考据学诗学和阮元的经史文献之学对金正喜影响甚大。因金正喜书画名声太高,往往掩盖了他的诗学成就,也造成前此学术界对其评价不平衡的现象。通过分析金正喜的诗学宗尚以及他次韵杜甫、苏轼、翁方纲的作品,
    揭示金正喜对诗史的认识、对诗家修养的认识及其对学诗门径的提示。由此论定,金正喜的诗学成就即使置于清朝的杰出诗家诗作中也毫无愧色。

    作为畅销书的《子夜》与1930年代的读者趣味
    葛飞
    2017, 57(5):  48-5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06
    摘要 ( 99 )   PDF (352KB) (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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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夜》被经典化之前的读者反应并不统一:不少人将《子夜》当作“黑幕小说”来阅读,也有人指责作者在情色描写方面有迎合读者低级趣味之嫌。茅盾创作《子夜》时,有着“大众化”之努力,其结果则是雅俗共赏。为了照顾一般读者的接受,茅盾熔铸出一种“可读可听近乎口语”的文字。方法之一是向“旧小说”学习,解决了长久以来新小说语言过于欧化的弊病,此举亦具有高度的文学史意义。左翼的意识形态之前卫与其普及性宣传之任务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在茅盾等人的理论表述中,雅俗乃为不可调和的两极,但1930年代的“小市民”乃至青年学生读者对之仍是“兼收并蓄”。

    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
    桑兵
    2017, 57(5):  57-8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07
    摘要 ( 112 )   PDF (758KB)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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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陈独秀被捕入狱、胡适态度保留,其他人关注重心转移,主办《新青年》的北京大学教授群体,对于五四以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较为疏离。而在蔡元培等人回归常态的要求下,北大学生也显得相对静默。陈独秀出狱后,敏锐地把握到新文化运动的巨大潜力,连续撰文演讲,迅速加入新文化运动的行列,并且很快跃升到中坚和领袖的地位。胡适对于新文化运动社会性普及的一面不以为然,后来则逐渐模糊五四前后新思潮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新思潮与新文化之间存在的事实联系,也使得参与甚至异议新文化运动者将二者混为一谈。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因此出现混淆。

    谭嗣同对“康学”的接受与宣传
    贾小叶
    2017, 57(5):  81-9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08
    摘要 ( 108 )   PDF (429KB) (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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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嗣同虽非康有为的入室弟子,但却私淑于康有为。戊戌时期,谭嗣同与康门、“康学”的关系密切不只是康、梁的事后回忆,也是谭嗣同的身前自白。通过分析谭嗣同与康门弟子的交往、初识“康学”之后的学术转向、谭嗣同《仁学》与“康学”的异同,及谭嗣同在湖南变法中对“康学”的宣传与维护,以透视“康学”对谭嗣同的影响,及谭嗣同接受、宣传“康学”的历程。

    惩戒意愿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及激进化
    周立红
    2017, 57(5):  93-10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09
    摘要 ( 340 )   PDF (407KB)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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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大革命爆发与惩戒意愿在旧制度末期高涨有关。大革命爆发后,惩戒意愿进一步蔓延,惩戒行为无节制发展,国民议会颁布军事管制法予以压制。但由于经济形势恶化和战争局势的跌宕起伏,群众运动依旧大规模爆发,并在1792年8月10日推翻君主政体。此后,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俱乐部和议会逐渐向群众的立场靠拢。1793年9月5日,国民公会迫于群众请愿的压力,将恐怖统治提上日程,把群众的惩戒意愿变成国家的惩戒意愿,由国家垄断民间的暴力,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行政机器,扩大了官僚队伍的阵营,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监控。一种全新的现代国家机器初步成型,经过督政府、执政府和拿破仑时期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现代国家的基本架构。

    粟特语摩尼教文献中所见10至11世纪的粟特与高昌关系
    吉田豊
    2017, 57(5):  104-11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0
    摘要 ( 289 )   PDF (462KB)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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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蒐辑三件发现于吐鲁番的摩尼教文书,以揭示公元10—11世纪间粟特地区与天山东段地区吐鲁番盆地绿洲国家之〖JP2〗间的交流关系。前一件文书记述了由粟特地区输入棉布,后两件则证明了撒马尔罕和吐鲁番两地摩尼教徒之间的通信联系。吐鲁番发现的新波斯语文献很可能代表了居住在萨曼王朝或黑韩王朝统治时期的撒马尔罕的摩尼教徒的著作。柏孜克里克书信B是由一位摩尼教主教寄送的,他的居住地是撒马尔罕附近的Tūdh城,发信事由是祝贺新年。收信人是住在高昌的摩尼教师阿利牙满普罗(Aryāmān Puhr)。由此可以推测,11世纪前期撒马尔罕的摩尼〖JP〗教徒是处在一位驻锡高昌的慕阇的统辖之下的,其教会中心很可能就在今天考古学家所称的高昌故城K遗址。最后讨论围绕摩尼教书信i、书信ii的几个问题,其内容涉及纳迪姆所记述的穆克塔迪尔治下时期(908—932)摩尼教徒被从美索不达米亚驱逐这一史实的大背景。

    滇茶销藏陆海通道的兴起及其背景
    刘志扬
    2017, 57(5):  116-12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1
    摘要 ( 492 )   PDF (315KB) (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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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销往藏区的茶叶主要产于四川、云南和陕西。作为销藏茶叶主要品种之一的滇茶,大多产于云南的普洱、佛海、景谷、缅宁一带。销藏滇茶兴起于明清,兴盛于民国。其贸易之路几经变换,与不同时期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及南亚、东南亚等国的政治形势和国际地缘格局的情形。尤其是滇茶销藏的海上之路,兴起于第二次英国侵略西藏战争后印茶向藏区倾销的危难之际,对于维系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的联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钱锺书的佛典笔记及其修辞比较研究
    张治
    2017, 57(5):  124-13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2
    摘要 ( 117 )   PDF (1256KB) (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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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西”之一的释教经籍,乃是钱锺书沟通中西思想文化之修辞与观念的重要研究对象。他广涉内典要籍,多次通读佛藏,其宗旨主要在于扩大“文学”的范围,将一切人类精神思想活动均视为文学研究理应关照的对象。从近年刊布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盘点其阅读史中涉及佛典的内容,这尤其集中表现为其与欧美文学和中国传统古典文学所进行的修辞比较,与钱锺书本人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脉络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以及他本人的治学心绪皆密切相关。作为著作的准备草稿,《容安馆札记》保留了大量建立在文本阅读基础上的综合讨论,将其与《管锥编》进行比较,可以看到钱锺书读佛典认识上的发展演进;尚有若干散论遗说,属于他未刊著作中的重要线索。

    古典学知识与民族精神的双重建构
    朱汉民
    2017, 57(5):  135-14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3
    摘要 ( 435 )   PDF (249KB) (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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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学科建设问题,应该从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这两个方面论证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应该以中华文明的历史的、整体的原生态为研究对象,以古汉语为载体的经、史、子、集为文献和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据,探讨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并且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华文明体系。国学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的时代需求,国学的学科建设应该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延续发展提供精神支撑。所以,国学学科建设承担着建构整体性、民族性、延续性、主体性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在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学学科建设必将是中国人文学界面临的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国学学科所面对的知识状况与体制困境
    景海峰
    2017, 57(5):  141-14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4
    摘要 ( 445 )   PDF (168KB)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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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当代深具活力的文化思潮和社会各阶层调节文化心理与处世姿态的特别方式,国学在今天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表面上轰轰烈烈,一派繁荣;但究其根底,实潜藏着巨大的隐忧,现实中多样的面貌和歧义的理解也使之充满了含混性。特别是如何实现其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相融和对接,这在知识境况与制度安排方面还存在着难以突破的障碍;正视与化解这些矛盾,也许是建构一种有深度的国学系统,使之能够根深叶茂、行之久远的必要前提。

    作为一个学科的“国学”
    陈少明
    2017, 57(5):  147-15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5
    摘要 ( 97 )   PDF (158KB) (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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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能否成立,要害在于它的目标,真正有讨论意义的是知识分类的合理性问题。国学指中国传统的经典之学。把本国的经典之学称为国学,这是我们的便利。作为学科建设,国学属于人文学科。同其他人文学术一样,国学是基于理性的思考并由此形成的相应的学问体系或知识规范,是一个开放的知识研究或学〖JP〗问系统。国学的核心价值,在于理解中国文化中“文”的特质。建设国学学科,是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

    当代中国大学如何安排“国学”学科?
    吴根友
    2017, 57(5):  147-15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6
    摘要 ( 266 )   PDF (190KB) ( 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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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是现代中国学术对于自己民族学问之总称,主要是指四部学问或知识。由于中国传统学问是以“治道为中心”的学问,故国学的核心内容是经学。不理解经学的核心地位,就不足以理解国学内部的知识谱系。国学学问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层次——道、艺、技。从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文、史、哲、艺的学科来看,国学学科实际是人文学内部的交叉学科,它不能取代,也不必取代文、史、哲、艺四大学科的各自独立性,但可以弥补四大人文学科各自的不足与缺陷。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里,它必须与其他学科发生内在的关系,故国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不必与其学科体系完全重合,这样更有利于国学专业的学生培养健全的人格。

    国学学科化趋势前瞻
    梁枢
    2017, 57(5):  151-15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7
    摘要 ( 383 )   PDF (219KB) (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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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构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国学的学科化建设是一个关键性环节。国学学科化是国学能否于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标志。国学学科化的方式将是渐进式的,饱受诟病的文史哲分科实际上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开始。以“两创”为基本方针的课程设计以及相关的教材建设,是国学学科化的核心环节和主要抓手。其“两创”性集中和具体地体现为五个基本原则,并据此自然地形成五大课程群。课程群的自然形成,正是国学作为通学,作为完整的古代学术体系,在学科上的体现。学科化与国学自身的整体性是可以相向而行的。

    国学与中国之道
    李清良
    2017, 57(5):  156-16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8
    摘要 ( 91 )   PDF (283KB) ( 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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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界关于“国学”学科的设置与建设之所以存在较大争议,关键就在于对当代中国所需“国学”的实质缺乏共识。其实“国学”热的兴起和持续升温已可表明,当代中国无论是个人层面、社会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迫切需要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国情,建立并彰显一套不完全仿效西方的现代中国之道,即自成一体的中国现代性观念和现代化模式。“国学”学科的设置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和可能的。但要真正建设好“国学”学科,必须以建立和彰显现代中国之道为旨归,合理协调古今之间、中外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流派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同时还必须探求并建立一套现代中国的“诠释之道”。

    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框架:发展与述评
    朱亚鹏;李斯旸
    2017, 57(5):  163-17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19
    摘要 ( 494 )   PDF (542KB)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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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主流理论之一,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框架已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解释公共政策过程中政治与政策的复杂互动。该框架指出:针对某一目标群体的政策设计受到该群体政治影响力和主流社会对其社会形象认知的影响,政策设计又具有影响公民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该框架揭示了社会建构、政策设计、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较好地回应了政策过程中“谁、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得到什么”的重要议题。该框架被广泛应用于不同政策领域,经过学者们的检验、批评与争论,获得不断完善与发展,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和政策过程具有重要启示。

    腐败的测量与识别
    朱琳
    2017, 57(5):  173-18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20
    摘要 ( 487 )   PDF (309KB) (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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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腐败进行测量和识别是检验腐败的根源和后果,以及评估反腐败政策绩效的基础。现有文献对腐败的测量和识别提供了多种方法。官方公布的腐败案件数量以及通过问卷调查来获得受访者行贿和腐败感知的信息,为测量腐败提供了系统性的数据。研究方法的改进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些测量方法的局限性。这包括利用列表实验法来解决受访者在问卷调查中可能瞒报行贿经历的问题,以及通过辅测锚定法来提高受访者主观腐败感知评分的人际可比性。当缺少系统数据时,已有研究主要依赖于一系列因果分析和差值估计法来识别腐败的发生及其程度。其中,因果识别法将政治关联作为腐败的一种代理变量,通过一般回归或事件分析法考察那些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和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以此估算出腐败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最后,差值估计法利用对同一指标在腐败发生前后的两次测量值之差来估计腐败程度。这一方法被应用于对关税、政府采购、公共工程、转移支付以及官员灰色收入等领域腐败的识别。

    产业空间组织对高端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梁琦;周杰;王如玉
    2017, 57(5):  181-19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21
    摘要 ( 148 )   PDF (586KB)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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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实现创新发展与提质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和主抓手,其自身的转型升级与效率提升至关重要。以高端制造业的典型行业为例,本文将空间理念嵌入产业组织理论,提出产业空间组织概念,探讨电子元器件行业企业绩效提升的新路径:产业空间组织优化,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空间集聚与市场集中度提升都将显著推动地区层面电子元器件行业企业绩效的提高。

    城市集聚密度与环境污染的空间交互溢出效应
    何文举
    2017, 57(5):  192-20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22
    摘要 ( 399 )   PDF (331KB)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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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构建空间联立方程,基于2003—2013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对城市空间集聚密度与环境污染的空间交互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空间集聚密度与人均二氧化硫及人均烟尘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抑制作用。(2)空间集聚密度、人均二氧化硫及人均烟尘排放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3)空间集聚密度与人均二氧化硫及人均烟尘排放量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空间溢出效应。地区空间集聚密度的增加,尽管有利于该地区环境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却加剧了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4)空间集聚密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存在异型性,空间集聚密度的增大均会显著降低人均二氧化硫的排放,但空间集聚密度与人均烟尘排放存在典型的“倒U”型发展关系。整体来看,尽管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业已呈现一定的空间联动发展模式,空间的集聚力量呈现显著的外溢效应,但地区之间在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的抉择中仍然存在明显的“逐低竞争”态势。未来应该加强地区间关于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机制建设,对各类环境污染物实施分类的减排措施。此外,应该进一步打破市场分割,实现要素自由流动,提升中国经济整体的空间集聚密度。

    地形和交通条件约束下的空间相互作用模型改进及应用
    董春;梁双陆;刘纪平;张玉
    2017, 57(5):  201-20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23
    摘要 ( 110 )   PDF (725KB) (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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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考虑交通网络和地理环境因素,分别从动态、静态角度改进传统的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即采用多指标测度区域经济综合实力,以考虑地形起伏的交通距离作为通达距离,通过交通流量、道路属性特征、地形条件修正模型系数,构建了考虑交通和地理环境因素的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以山东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并与传统模型比较,检验改进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可达性对空间相互作用具有引导性;交通设施配置和区位对区际联系的影响不容忽视;改进模型更加合理有效,更具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