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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8年 第58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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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经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王杰
    2018, 58(2):  1-1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01
    摘要 ( 245 )   PDF (1315KB) (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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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社会,随着创意经济和消费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其中的一个现象是:审美和艺术从一种异质性的文化存在,转变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之一。对于文化经济时代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构造”的思想和理论方法,在文化经济时代具有较早期现代化阶段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作为理论方法,以哲学人类学为基础的审美人类学具有不可替代的当代有效性。在文化经济时代,以大众文化为物质基础,以人民的“感觉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必然告别精英主义美学,并通过研究文化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而成为改变社会的重要力量。当代艺术批评因为具有在复杂的多重语境下把握具体的审美意义的能力,应该承担起“参与并且唤醒大众的文化解放”的历史责任。

    文化唯物主义、共同文化与情感结构
    王庆卫
    2018, 58(2):  12-1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02
    摘要 ( 88 )   PDF (1379KB) (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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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蒙·威廉斯是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其文化研究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学术立场上的从“左派利维斯主义到文化唯物主义”、学术焦点上的“从大众文化到共同文化”、研究思路上的“从文化领导权到情感结构”三条进路。其核心意旨为: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改造利维斯的文化精英主义,倡导具有物质生产性内涵的文化概念;在对“文化”定义的归纳中引出“共同文化”概念,以图达成少数人文化与多数人文化的和解;从“文化领导权”的视角出发探究文化中的权力现象,并以“情感结构”概念来呈现情感与现实、文本与社会普遍形式的同构性。对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的这一动态过程进行梳理,有助于把握西方文化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演变和思想发展的逻辑,并为我们的当代文化建设提供镜鉴。

    论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及其价值指向
    王雨辰
    2018, 58(2):  20-2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03
    摘要 ( 91 )   PDF (1380KB) (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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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创立“实践辩证法”和“生成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使得他在分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具有现实性、批判性和理想性内在统一的特点,从而与西方的“深绿”“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割裂自然和历史的关系,抽象地考察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做法区别开来。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决定了他的生态文明理论重视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实际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关系的分析,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强调只有实现制度变革和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生态危机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毛传郑笺所本之《诗经》面貌管窥
    赵培
    2018, 58(2):  27-3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04
    摘要 ( 97 )   PDF (1822KB)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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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行的《毛诗注疏》文本,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而成。毛传和郑笺所本之《诗经》,从文字形态上来看,差异颇大。文字形态的历时性变化造成了字词对应关系的不稳定,其后传解者(如毛、郑)若没能清楚地意识到并正确处理好其间的对应,那么他们再诠释的行为本身,就很有可能破坏了内容的稳定。毛、郑所据《诗经》面貌上的差异则可以通过其训释内容推而得知。

    晋武帝时期的政治生态与皇室赋诗活动
    来森华
    2018, 58(2):  36-4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05
    摘要 ( 217 )   PDF (2105KB)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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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武帝时期的皇室赋诗活动与政治生态关系密切。一方面受政治生态影响,赋诗活动的动机或主题侧重点不同;另一方面,一些赋诗活动所生成的应制诗对特定的政治生态有所反映,可以补充或完善相关史事。这一时期的赋诗活动,实践并丰富了“诗可以观”“诗可以群”的文学观念。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将晋武帝于平吴后举行的宴会赋诗活动系于太康二年而非太康元年,更加契合当时的政治生态。

    禅宗“机锋”与钟惺诗的标新
    李瑄
    2018, 58(2):  44-5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06
    摘要 ( 220 )   PDF (2573KB) (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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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陵派诗歌虽一问世就备受恶评,却在当时诗坛迅速流行。其所以广为接受,善于推陈出新当为重要原因。考察钟惺诗的创新思路,可见禅宗“机锋”影响。机锋即通过不符常规、乃至不合逻辑的方式打破日常思维局限,刺激人们去感知事物的“本来面目”。钟惺敢于改造主流文学价值标准、大胆以俗为雅,应与此相关。其诗歌中种种令人瞠目的出格形式,如逻辑矛盾、主客倒置等,也充满借助佛教思维建立诗歌新貌的“机锋”。上述某些特征已在宋诗中有所表现;限于晚明诗坛扬唐抑宋的风气,竟陵派并未出面为宋诗正名,〖JP〗但客观上对宋诗接受应有所推动。晚明士林好佛习禅蔚然成风,佛教对诗学的影响尚有不少空间值得研究者开拓。

    “二黄腔”名实考辨
    陈志勇
    2018, 58(2):  55-6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07
    摘要 ( 237 )   PDF (2735KB)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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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腔史和戏曲史上颇受关注的二黄腔源头问题,因涉及面广且缺乏可靠的证据而一直未获解决,以致多说并存。事实上,在清中晚期,北京、陕西等地往往将产于湖北的西皮调称为二黄腔或黄腔,它与安庆的二簧腔是两种不同的戏曲声腔。皮黄戏早期剧本“楚曲”的声腔标识,则显示清中叶在汉口与西皮合流的是“二凡”调,二凡调即是后世皮黄声腔中二黄调的前身。揆之中南地区诸皮黄剧种,亦证实汉口的皮黄合流就是湖北西皮调与江西二凡调的并奏。

    融入体制与秉持特性:立案以后岭南大学的发展之路
    吴义雄
    2018, 58(2):  65-7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08
    摘要 ( 248 )   PDF (2777KB) (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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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大学作为民国时期一间具有基督教色彩的私立大学,在1927年由华人收回自办后,经历了一个较为快速的发展时期,成为国内外闻名的高等学府。它向政府注册,逐渐融入国家教育体制。一方面,它接纳官方意识形态,服从国民政府和教育行政机构的管理,在思想上、行政上向当时的国家政权靠拢;另一方面,它获得统治当局的认可,从广东省政府和国家政府部门获得多种教育资源,来自官方的资助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办学条件,由此形成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岭南大学在此过程中也维持其作为基督教大学的特性,宗教生活依然在校内占有一席之地,而宗教教育亦为学校教育体系之重要组成部分。

    校园政治与中西博弈:齐鲁大学立案前后的易长风波
    刘家峰
    2018, 58(2):  76-8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09
    摘要 ( 105 )   PDF (2834KB) (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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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大学是由英、美、加三国十多个基督教差会(最多时达13个)参与支持的国际化大学。在齐大立案前后的七年中,华人校长更迭频繁,两度酿成学潮,中央与地方政府、传教士、中国教职员、学生、校友等都卷入其中,成为这一时期齐鲁大学校园政治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易长风波揭示了齐大从国际化到本土化的转变中各方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齐大在中西博弈中耗费了时间和精力,错过了抗战前发展的黄金时代,失去了领跑中国乡村建设教育的可能,在大学竞争中失去特色。

    唐代流放和左降官制度与北方家族移民岭南
    王承文
    2018, 58(2):  85-10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10
    摘要 ( 110 )   PDF (3401KB)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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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流放制度和左降官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运作方式,是国内外学术界集中讨论的问题。唐代岭南自始至终都是流人和左降官最为集中的地区,两种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都具有比较明显的强制性移民色彩,并因此成为唐代北方家族向岭南移民的一种特殊途径。唐代流放和左降官制度及其与岭南的关系,本身是对秦汉以来相关制度的继承和重要发展。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也从唐代人口迁移的特定视角,探讨了两种制度与北方家族移民的关系,并揭示了其对岭南社会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方以智著作的家传与整理
    邢益海
    2018, 58(2):  102-11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11
    摘要 ( 91 )   PDF (3287KB) (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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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以智现存著作分刻本和抄本两种:刻本尚有新藏本发现的可能;抄本一直仅由方氏后人家传,是方以智著作中最珍贵的部分,现已捐存安徽省博物院(馆)。方氏后人特别是方以智少子方中履一支对方以智著作的守护与整理有使命感,对其流传与佚失情况也最清楚,故方昌棨《方氏艺文志》、方昌翰《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方传理《桐城桂林方氏家谱》、方叔文《方密之先生年谱》、方鸿寿《方以智年谱》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

    学案体与作为理想境界的宋学
    吴海
    2018, 58(2):  111-11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12
    摘要 ( 104 )   PDF (3324KB)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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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针锋相对,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传统文化寄寓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更坚定的信心。《黄梨洲》一章附录揭示出黄宗羲在新学风下的不得已之变;对顾、黄、戴三家论学宗旨的提炼,表达了其对追求学行合一、完美人格的宋明学术之赞许,对清季以降考据、实证之学的忧虑;《阎潜邱毛西河》一章的独特结构,更是在印证这一立场。钱穆认为学案应为学术开出方案,《章实斋》以后的章节均遵此而展开。在辨析各家学术渊源、宗旨、得失之后,钱穆主张对传统文化应秉持“性之”的态度,重视人本精神与道德精神,并以此为中西文化之鸿沟。

    回归语文学
    沈卫荣
    2018, 58(2):  120-13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13
    摘要 ( 96 )   PDF (3576KB) (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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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的佛教史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历史学家对藏传佛教的理解有失肤浅与偏颇,二是佛学家对历史的意识普遍淡薄。前者造成蒙元史及清史等研究领域中众多的牵强附会和偏见误解,后者则使得佛教史研究难以摆脱传统佛教史书的叙事模式与历史观。为突破由此造成的严重阻碍,佛教史研究应该回归语文学,通过研究文本来构建佛教的历史与哲学研究。语文学实为一切佛学研究最基本的保障和最可靠的路径,只有通过文本的对勘与研究,考察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及文本变化与发展的方向,才能对相关历史问题及教法义理的形成、演变作出足够客观而清晰的梳理与评价。语文学绝非机械的匠人之学,它与哲学理论研究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各有所长的印藏佛学与汉传佛学不应相互隔绝,只有通过前者对语文学的坚守,后者对语文学的回归,才能将佛学研究整合成一个具有统一学术规范的互通互融的学术整体。

    有关《华严法界观通玄记》的几个新发现
    高山杉
    2018, 58(2):  133-14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14
    摘要 ( 235 )   PDF (3546KB) (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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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夷门广智大师本嵩集《华严法界观通玄记》,是宋代华严宗的重要著述,有宋版、明版和明抄本传世,影响遍及整个东亚世界,甚至被翻译成西夏文。西夏文译本的写本残册出土于黑水城,仅存卷下。因《通玄记》汉文原本至今只刊布了卷上和卷中,对于释读西夏文译本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卷下,其刊布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卷下明版残页已发现十二折,正式刊布过七折,通过其余五折中三折的首刊,可以把卷下的刊布工作继续往前推进。除西夏文译本外,贺兰山山嘴沟石窟出土的编号K2:158的西夏文写本残页,经释读证明是一部迄今未知的有关《通玄记》的注疏。这更是西夏学上的全新发现。

    丝路景教与汪古渊流
    白玉冬
    2018, 58(2):  141-15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15
    摘要 ( 136 )   PDF (8083KB) (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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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Text Q反映了蒙元时期曾有突厥语族景教徒在丰州地区活动。上述Text Q题记,出自当地的景教徒汪古人之手的可能性最大。汪古人属于回鹘文字文化圈,汪古部五大代表性集团渊流均与西域有关。10至11世纪,包括景教徒在内的西州回鹘辖下粟特系回鹘商人,足迹遍及河西、陇西、漠北、契丹、宋朝内地等。景教在汪古部中的流传,与西州回鹘辖下景教徒商人的活动和景教教团势力的向东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汪古部中虽包括部分沙陀突厥人与回鹘人之后裔,但将其统治阶层视作出自西域的景教贵族,不悖于理。汪古名称可能源自回鹘语ng“东方、前方”。

    金元汪古马氏的景教因素新探
    马晓林
    2018, 58(2):  154-16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16
    摘要 ( 221 )   PDF (5456KB)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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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古马氏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景教家族之一,与其相关史料中的景教因素仍有深入挖掘的必要。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其一,马氏先祖事迹中涉及金太宗遇基督神显而崇教的故事,可与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史料进行对照,可知是马氏家族将景教徒中流行的传说进行改造,以强化其族群认同。其二,人名是景教因素的重要证据。通过对马氏家族九代人的景教人名逐一的叙利亚语还原,考证教名、汉名双名并用的实例,马氏家族的文化倾向得以显现,藉此可知其演变并非单向的“华化”,景教因素有其持久的一面。

    孔子思想的哲学解读
    冯达文
    2018, 58(2):  162-17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17
    摘要 ( 255 )   PDF (1146KB) (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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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所示孔子思想的特点,是于世间日常生活日常情感流出处指点“为仁(人)之道”。孔子言说的这一独特方式,可以满足哲学建构所需的普遍永恒性、先验性与神圣性等诉求。孔子是当之无愧的哲学家。孔子思想铸造的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的国民性格,对当今世界的文明走向具有特殊的意义。

    庄孔关系新探:从孝的角度看
    罗祥相
    2018, 58(2):  171-17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18
    摘要 ( 84 )   PDF (1353KB)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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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的孝观念基本上继承或发展自孔子。在这个议题上,庄、孔存有思想承继之关系。学者称庄子师出孔门,并非无由。庄子对孔子的思想并非全然肯定,也有扬弃式的发展。整体而言,庄子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批评,显示了其对孔子既认同、又不满的矛盾心态。

    甄别性吸纳: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常态
    陈天祥;应优优
    2018, 58(2):  178-18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19
    摘要 ( 234 )   PDF (1613KB)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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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逐渐放弃了限制社会组织发展的单一策略,寻求与社会组织合作。通过对国家的多种政策文件的解读和政府管理实践的考察,发现国家对社会组织既加强合作又强化监管的双重策略,并提出“甄别性吸纳”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模式下,国家以合法性偏好、功能偏好和能力偏好对社会组织进行甄别,将适宜的社会组织吸纳进合作筐,对它们赋权增能的同时加强控制,以达到放心合作的目的。国家试图通过精致的制度设计来塑造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因此,“甄别性吸纳”将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新常态。

    国际贸易、FDI和国际R&D溢出:基于中国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黄新飞
    2018, 58(2):  187-19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20
    摘要 ( 108 )   PDF (1789KB) (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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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DEA方法求解29个省区Malmquist生产率变动指数,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估计分析国际R&D溢出的渠道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国际R&D资本溢出效应超过国内R&D资本;FDI是国际R&D资本溢出的最主要渠道,出口贸易的国际R&D资本溢出效应小于进口贸易;提高人力资本可以加快技术的赶超速度。分经济区域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部FDI的国际R&D资本溢出效应最高且显著;进口贸易的国际R&D溢出效应有明显的地区差异;中部和西部地区出口贸易的国际R&D溢出效应为负数,仍然未能跨越人力资本的“技术门槛效应”。

    金融竞争力、金融开放与双边对外直接投资头寸
    王伟;杨娇辉;邱婉萍
    2018, 58(2):  197-20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21
    摘要 ( 256 )   PDF (2821KB) (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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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合并CDIS、UNCTAD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构建了2009—2014年83个投资母国在126个东道国投资的双边FDI头寸数据,并在此基础上使用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框架论证了金融竞争力、金融开放因素对双边FDI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投资母国金融竞争力、金融开放程度的发展可以显著提高FDI资产头寸,而投资东道国金融竞争力、金融开放度的发展则可以显著提高FDI负债头寸;其中,金融竞争力的影响显著存在于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中,而金融开放度的影响则主要集中于集约边际。上述结论在金融竞争力子指标检验、FDI项下管制指标检验、分位数回归以及内生性问题处理等一系列的稳健性分析中均保持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