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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8年 第58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8-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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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记·经解》写作年代考
    陈桐生
    2018, 58(3):  1-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01
    摘要 ( 127 )   PDF (276KB) (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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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记·经解》写作年代是一个关系到六经形成时间的重要学术问题。在没有出现新的文献资料情况下,研究《经解》写作年代,只能运用文献旁证方法,从《经解》两组关键词汇入手,通过这些关键词汇的出现年代来推断《经解》写作年代。第一组关键词考察表明,《经解》应该作于战国后期;第二组关键词考察显示,《经解》应该作于战国中期以后。将两组关键词结合考察,可以推断《经解》作于战国后期。

    中国古代咏史诗中的比较思维
    马昕
    2018, 58(3):  9-1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02
    摘要 ( 115 )   PDF (323KB)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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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咏史诗存在以比较思维实现议论翻新的现象,其创作实践集中开始于晚唐时期,而相关的理论萌芽则到晚明才开始出现。比较思维有助于咏史诗人推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优劣,达到比单一对象的歌咏更加深刻的认识境界。在实现比较时,题外比较普遍胜于题内比较,在比较对象之间发掘特殊的共同点能获得新奇的效果。但是,咏史诗比较思维也潜藏着主观性和随意性的危险,这些危险是由创作情境、参照对象和比较标准造成的。

    魏晋南北朝琴曲歌辞辑考
    黎国韬;周佩文
    2018, 58(3):  19-2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03
    摘要 ( 91 )   PDF (359KB)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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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府诗集·琴曲歌辞》(4卷)共收录魏晋南北朝琴歌五十二首,学界研究这一时期的琴歌,大都以此作为基本依据;然而,《乐府诗集》尚非“全”集,仍有一定数量的“集外”之作存在。通过考证,辑得较为可靠的魏晋南北朝琴曲歌辞十四首,仍待进一步考证者三十一首,从而比较有效地补救了《乐府诗集》的遗漏,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乐府诗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依据。与此同时,也将一些伪托、讹传之作剔除出去,以免造成研究的混乱。

    靖江《大圣宝卷》的信仰与文学渊源
    陈泳超
    2018, 58(3):  30-3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04
    摘要 ( 123 )   PDF (620KB) (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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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靖江讲经“圣卷”中最著名者之一的《大圣宝卷》,虽然套用了泗州大圣的信仰名头,其实与知识阶层撰写的关于大圣的通行宣教传记并不相同,它更多来源于民间口耳相传的风物传说以及元明以来大量的通俗文艺作品。其主人公张长生,应该来源于《西游记》中的“小张太子”,也即僧伽大圣之徒弟木叉的变形。而从地方文献上更可以看出,它与南通狼山上宋代以来的大圣信仰有着密切的关联,其情节也多取材于南通地方至今流传的民间传说。

    鲁迅视野中的香港悖论
    朱崇科
    2018, 58(3):  38-4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05
    摘要 ( 255 )   PDF (1552KB) (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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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鲁迅只到过香港三次,但关于香港的论述却丰富而集中,表面上看恶评居多。香港之于鲁迅颇有悖论性:一方面,他借助香港观照中国,并在香港场域发声,呈现出中华高度;另一方面,由于他对香港了解不多,又有中原心态。鲁迅之于香港至关重要:一方面,他巧妙把脉其问题并升华了香港的地位,包含文学史/文化史地位,尽管不无深刻的片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香港曾经阻碍或伤害过鲁迅。

    朱光潜与民国“文学话”的创构
    黄念然
    2018, 58(3):  45-5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06
    摘要 ( 230 )   PDF (261KB) (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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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话”是民国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进程中有别于传统“话”体文学批评的一道别样风景。朱光潜以其名作《谈美》和《谈文学》中的“文学话”实践,在民国“文学话”的创制方面为后学提供了可供镜鉴的“轨则”。主要表现在:强调文学观念的重新整合;将传统文论对“判断式结论”的崇尚引导到“问题式诠解”上来;致力于传统隐喻性言说向现代演绎性言说的理论表述习惯的转变。朱光潜的“文学话”实践从理论构思、话语机制、思维习性等多方面改变了中国旧有文学批评的基本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

    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国难之际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合与分
    张凯
    2018, 58(3):  53-6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07
    摘要 ( 99 )   PDF (384KB) (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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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难之际,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汇聚南高与学衡派学人,发展人文学科,提倡求是精神,以期融汇科学与人文。浙江大学文学院努力平衡学术与政治、学术研究与社会思潮的体用关系,沟通西方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实践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转移国运。史地学系提倡史地合一,创新史学,积极应对时代需求;中国文学系主张贯通考据、义理、词章,超越中西新旧之争。历时性考察民国时期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发展与分合,既可揭示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面向,又可尝试为平衡科学与人文、政治与学术的体用关系,提供切实思想资源。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权力与上海私立大同大学的治理模式
    蒋宝麟
    2018, 58(3):  65-7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08
    摘要 ( 224 )   PDF (370KB) (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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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大学是近代上海的一所知名私立大学,成立于1912年,初名大同学院,1923年改称大学,1928年获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立案之后,该校内部机构、院系课程和经费配置受到国家权力的影响。大同大学的治理模式既体现本校权力结构、制度和机构的独特性和适用性,又能适应国家需要,二者并无强烈冲突。〖JP〗

    17世纪后期朝鲜王朝政坛的“奉清”“崇明”之辨
    黄普基
    2018, 58(3):  76-8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09
    摘要 ( 225 )   PDF (273KB) (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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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显宗八年(1667)五月二十五日一艘中国船漂到朝鲜济州岛,该船首领自称永历皇帝所派“大明福建省官商”。据朝鲜政府调查,其实他们是郑经手下的台湾人,船舶还搭载红衣炮两口。围绕该事件,国王显宗多次主持开会讨论,大臣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但最终朝廷慑于清朝威力,将这些漂流民押送至北京。中国漂流民事件轰动当年朝鲜朝野,直至后世的士人仍议论纷纷。对朝鲜政坛而言,该事件涉及的不只是简单的漂流民送还问题,而是明清易代围绕“奉清”“崇明”展开的外交之争,也是为明朝的“义理”展开的思想争论,更是为党派利益展开的政治斗争。

    从财政透明化评价清末海关兼管常关
    侯彦伯
    2018, 58(3):  84-9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10
    摘要 ( 65 )   PDF (4980KB) (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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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年底清朝无法按时偿还外债的财政危机,使得清朝不得不急切接受《辛丑条约》关于中国海关兼管常关的规定。这一规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不过中国海关兼管常关客观上也为清朝的财政管理带来一些正面影响。除了前辈学者指出海关有助于常关的税收增加、冗员减少、效率提升等情况之外,另一项以往研究未曾注意到的成效是财政透明化的作用。按照中国海关的惯例,对于与关税密切相关的贸易情况,均会编纂出版各种贸易数据报表与贸易文字报告。中国海关兼管常关后,常关的关税收入与贸易情况也按此惯例对外公开。由于中国海关编纂出版常关的贸易报表、报告之中均有与关税收支相关的部分,客观上有利于晚清中央政府掌握国家财政,从而促进财政透明化的发展。

    《论语·微子篇》“不仕无义”新诠
    刘强
    2018, 58(3):  98-10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11
    摘要 ( 231 )   PDF (287KB) (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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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微子篇》“不仕无义”章,传统的解释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将“不仕无义”解作“不做官是不义的”,无形之中使孔子以及儒家“君臣之义”的深刻内涵和超越维度受到遮蔽。通过对“仕”与“义”的字源学梳理,以及对该章章句的文本细读,可知“不仕无义”乃“隐居废义”之义。这一思想不仅与“人禽之辨”“夷夏之防”紧密联系,其内在蕴含的士人出处、去就、进退的“节义”原则还有着高于个人功名之上的道德独立性和文化超越性。这一被历代士大夫秉持的“道尊于势”的“天下关怀”,正是对治“君臣之义”庸俗化的思想资源,体现了儒学义理中本身具有的人学意蕴与现代价值。

    齐物逍遥与知性知天
    丁为祥
    2018, 58(3):  106-11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12
    摘要 ( 87 )   PDF (305KB) (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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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哲学史上,孟子与庄子最具有吸引力,但其主张绝不相侔。这不仅因为他们存在天性与德性之不同的思考坐标,而且存在逍遥、齐物与知性、知天之不同的追求指向。此后,儒道两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各自不同的影响:儒家以其理想性、超越性成为人伦文明的开拓者,道家因其遍在性关怀与普遍性落实而成为万物天性的守护者。面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以孟、庄为代表的儒道两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共同支撑着人伦文明,所谓儒道互补正是指其从德性与自然两翼对人伦文明的守护与支撑作用。

    阳明心学对甘泉心学的三层批评
    赖区平
    2018, 58(3):  115-12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13
    摘要 ( 93 )   PDF (259KB) (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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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明心学、致良知教对甘泉心学、随处体认天理说有三层批评,分别针对天理、随处、体认三个词。第一,从工夫之根据上指出“天理”可能被误解为心外之理,体现出对朱子学流弊之警惕;第二,批评甘泉之说“恐主于事”,而未真正抓住本体头脑,未直接针对工夫之根本目的,表明阳明已关注本体工夫(第一义工夫)这一阳明后学的主要问题意识;第三,指出甘泉之说即使抓住本体头脑,也未能指点工夫之起点等面向,由此反显出致良知之尤简易明白与良知本体之殊胜义,并从工夫之本体方面进一步规定本体工夫。一般多只关注第一层批评,对第二、三层批评则少注目,而后二者是更富意味的。对此批评,甘泉皆有辩驳,并反向批评阳明心学。

    康有为视界中的列子
    魏义霞
    2018, 58(3):  122-12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14
    摘要 ( 68 )   PDF (253KB) (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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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授徒讲学中,康有为多次提到列子其人、《列子》其书,既有对列子和《列子》的推重,又有对《列子》的研读。对于列子其人,康有为在热衷于追溯身份归属的同时,也道出了列子的思想内容。对于《列子》其书,康有为的解读从宏观透视、篇章概括与句段发微三个维度展开,印证了《列子》与列子思想的密切关系。康有为对列子和《列子》的津津乐道,既是出于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需要,又流露出其诸多思想意趣和学术倾向。

    雍正时期清政府在川西高原设置土司的行动及特点
    赵心愚
    2018, 58(3):  129-13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15
    摘要 ( 262 )   PDF (254KB)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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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及四川省西部的川西高原,西连卫藏,东与川西平原相接,南北又与青海玉树、云南迪庆毗邻,是中国内地与西藏地区往来的重要通道。清初即在打箭炉(今康定)及其附近地区进行招抚,至康熙后期,清已在川西高原雅砻江以东地区设置大小土司50多员。雍正年间,全国、西藏及川西高原形势出现重大变化,蒙古和硕特部势力已走向衰落。清政府审时度势,结合川滇藏划界,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川西高原雅砻江以西展开设置土司行动,又设置大小土司50多员。至雍正十年(1732),清政府基本完成在川西高原大批设置土司的计划与行动,这一地区土司分布格局至此基本确定。这既是川滇藏划界后加强川西高原治理的重要行动,也是确保川藏大道交通畅通的重要措施,因而设置中出现了“照流官例”的土司,沿线“四大土司”地位也由此初步形成。

    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
    石硕;王丽娜
    2018, 58(3):  136-14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16
    摘要 ( 101 )   PDF (1348KB) (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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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年,蒙古准噶尔军队攻入拉萨,对清朝在西藏的统治权构成严重威胁,清朝决定出兵西藏。在北路进兵受挫后,清朝开始谋划由打箭炉向西藏进兵。经过沿途招抚、筹措粮草、探查道路等近3年的准备与筹措,清军最终成功实现由打箭炉进兵西藏,完成了“驱准保藏”行动。对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是清朝治藏的一个重要转折,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此道路后来不但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主要交通要道,同时也以此加强了对东部藏区即康区的控制,并成为清末及民国时期“固川保藏”和“治藏必先安康”之由来。

    七世达赖喇嘛驻锡地惠远寺与康区地方土司及清廷的互动
    玉珠措姆
    2018, 58(3):  147-16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17
    摘要 ( 251 )   PDF (486KB)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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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年,七世达赖喇嘛移驻噶达惠远寺,对康区与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以及清廷对康区的控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达赖喇嘛与康区土司、各寺院以及僧俗群众间的互动扩大了格鲁派在康区的影响,也赢得了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支持。清廷在噶达实施的驻兵、巡查等保护达赖喇嘛的措施也加强了清廷对康区的控制。1735年达赖喇嘛离开惠远寺后,该寺仍然为康北的一个宗教、文化中心,起到了教化远离政治中心的邻近地区的作用。由于直到1920年为止该寺的堪布是由哲蚌寺委派的,该寺历任堪布和僧人得以影响、干预和控制噶达以及康区其他地区的地方事务。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惠远寺与驻瞻藏官一道,试图协助西藏地方政府扩大其在康区的影响。

    公益慈善、印象整饰与利益交换:基于一个华南侨乡的考察
    黎相宜
    2018, 58(3):  162-17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18
    摘要 ( 217 )   PDF (312KB) (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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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学者讨论了中国传统慈善中道义与资本的双重逻辑,但较少关注这两种逻辑的前—后台转化机制。公益慈善是一种具有印象整饰功能的前台表演,其效果受到慈善的非盈利程度、表演者的投入程度与剧班成员的配合程度的制约。盈利行为则掩藏于公益慈善表演的后台。后台利益交换的实现除了受到前台演出效果的影响外,还与前—后台转换技巧、信任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劳动立法、地方调解与争议处置
    余琴;庄文嘉
    2018, 58(3):  171-17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19
    摘要 ( 95 )   PDF (750KB) (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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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仲裁争议的双方胜诉率逐渐攀升。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发现,这种非零和博弈格局的产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劳动立法的新条款虽降低了劳方维权成本并提高了赔偿标准,但在实施中并未直接显著提升劳方仲裁胜诉率;“强资本弱劳工”的经济社会结构性特征越明显,劳方诉求越难被完全满足;劳方发动集体行动的潜在可能越大,资方胜诉率越低;仲裁裁决越弱而前置性调解越强,双方部分胜诉率越高。这意味着,将以个体性劳动权利为本位的法律渠道纳入一个宏观结构性失衡且微观制度保障不足的实施环境中,仲裁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长此以往可能降低劳动者对制度化渠道的信心,进而催生非制度化抗争。

    基于制度逻辑视角的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研究
    毛蕴诗;戴传斌
    2018, 58(3):  178-18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20
    摘要 ( 220 )   PDF (359KB) (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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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389份调查问卷的样本数据,本文对转型经济背景下市场逻辑和行政逻辑与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偏好关系进行研究。实证发现,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偏好与企业所有制类型、机会捕捉能力、资源重构能力和强关系网络扩展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企业的财务优势、所拥有的政治关联、环境扫描能力以及弱关系网络扩展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市场法制环境对企业所有制类型、环境扫描能力、资源重构能力和强关系网络扩展能力与商业银行信贷配置偏好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市场法制环境对财务优势、机会捕捉能力、弱关系网络扩展能力与商业银行信贷配置偏好之间关系没有调节作用。此外,研究结果表明,法制环境的完善能够促使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向国有企业倾斜。

    机构投资者真的是价值创造者吗?
    徐勇;陈国伟
    2018, 58(3):  189-19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21
    摘要 ( 240 )   PDF (321KB)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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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制度环境下,我国机构投资者真的是价值创造者吗?本文运用我国创业板2009—2014年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混合回归方法检验我国当前制度环境下,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创业板上市企业研发投资之间关系。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基金公司持股比例与企业研发投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市场化水平作为企业外部的正式制度,正向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而非正式制度(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职场排斥对防御性与破坏性建言的影响机制
    谢俊;储小平
    2018, 58(3):  199-20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3.022
    摘要 ( 128 )   PDF (338KB) (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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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大部分学者均关注积极的建言行为,而忽略了消极的建言行为,对于消极建言的前因及其诱发机理的研究更是匮乏。以两阶段的员工及主管配对问卷作为样本,探讨职场排斥对员工防御性和破坏性建言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消极情绪及表面和谐价值观在以上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分析结果表明:职场排斥对员工的防御性与破坏性建言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消极情绪在以上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的表面和谐价值观可以调节消极情绪与破坏性建言之间关系,较高的表面和谐价值观不仅可以削弱消极情绪对破坏性建言的正向影响,还可以弱化消极情绪在职场排斥与破坏性建言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