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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9年 第59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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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华民族70年的经济复兴之路
    李翀
    2019, 59(5):  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1
    摘要 ( 165 )   PDF (3618KB) (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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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古代史上曾经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但在近代史上却沦为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肩负着中华民族经济复兴的伟大使命,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中国进行艰难的探索,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新中国成立的后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经济规模位于世界前列,经济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水平。但是,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还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复兴。

    新中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演变与改革方向:1949—2019
    王曦;金钊
    2019, 59(5):  13-2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1
    摘要 ( 120 )   PDF (1835KB) ( 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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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演变历程,将之区分为四大阶段,阐释不同阶段下货币供给机制及宏观调控效率,探讨体系演变的内在逻辑和改革方向。“大一统”时期(1949—1984),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功能于一身,实行“统存统贷”式的计划指标管理;数量管理时期(1985—1997),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本质上仍实行信贷计划管理;1998年之后进入间接调控时期,实行价格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综合间接调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面对传统货币政策失效的窘境,政策创新成为新常态下的主旋律。纵观体系演变,可以发现其完全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制度特征,以市场化和间接化调控作为改革方向,并体现出明显的试错式渐进转轨特征。最后,结合当前中国经济体制二次转轨和金融开放深化和广化的要求,提出新时代背景下的改革重点。

    唐代因明与佛学论证研究70年
    曾昭式
    2019, 59(5):  26-3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3
    摘要 ( 39 )   PDF (1946KB)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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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大陆汉地因明研究的总结,从历时性来看,是由因明教学式研究发展到因明的义理研究,前者是为培养因明人才的因明教学成果,后者是对于汉传因明文本所做的逻辑研究。从来源看,汉传因明研究的三大主流为:接续民国时期逻辑式因明研究而展开的研究、基于汉语语系下的藏传因明研究和日本因明研究。未来汉传因明研究除需要在汉语、梵文、藏文、日文等多语种下展开外,如何以“诸子集成”的方式研究唐代因明集释及唐代学者佛学注疏中的佛学论证研究,是一个亟待开展的重大选题。唐代因明集释应以《因明正理门论》为原典,选取《因明入正理论》和唐代学者的因明成果,借助于“扎根理论”方法做文本田野工作;唐代佛学论证研究则要在鉴别非因明文本基础上,对唐代佛学著作做因明分析。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
    黄修己
    2019, 59(5):  33-36. 
    摘要 ( 131 )   PDF (1769KB) ( 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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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甲午论”,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向前推移了近30年。其立论的根据是1887年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定稿、1890年陈季同在法国发表法文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和1892年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在《申报》附刊《海上奇书》连载。然而现代文学的诞生,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必然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出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思想特征的标志性事件或作品,能够代表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随之出现新的文学局面,开辟出新的文学时期。“甲午论”提供的证据,只能说是一种量变的现象,是在旧文学体系中出现的个别新因素,显然尚未达到质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主张“人的文学”,实现了思想、文化从旧到新的质变,才是现代文学的起点,鲁迅的《狂人日记》才是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

    五四时期东南集团“商战”舆论和抵制运动
    陈以爱
    2019, 59(5):  37-5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5
    摘要 ( 54 )   PDF (2053KB) (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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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北京和上海为两大重心,以抵制日货运动为一大表现。五四时期弥漫上海及江苏一带的抵制运动,“商战”舆论之风行一时,抵制运动之波澜壮阔,与“东南集团”之长期鼓吹及组织策划有密切关系。从晚清到民初,这一江浙绅商集团以张謇为领袖,据上海及江苏一省为大本营,在社会上有深厚的潜在影响力。以“棉铁主义”为号召,制订“联美制日”为策略,形成一个涵盖学、商、报界的网络,彼此声气相通携手联结。五四前后,正是这一集团的黄金时代。从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厉行国耻教育,到1919年推广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通过学校系统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藉由报界宣传形成抵制浪潮,深度介入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值此五四百年之际,应重新评估这一集团的历史作用。

    新文学运动的边缘回响——论澳门的早期新诗
    邓骏捷
    2019, 59(5):  57-6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6
    摘要 ( 55 )   PDF (1961KB)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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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发现的澳门诗人冯秋雪写于1920年1月的第一首新诗《纸鸢》,澳门“雪社”在1928年3月出版的冯秋雪、冯印雪、赵连城的第一部新诗合集《绿叶》,足以说明早在20世纪20年代,澳门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新诗作品以及第一个新诗作者群,而他们创作新诗显然是响应了新文学运动的号召。通过对它们的分析,不仅使澳门早期新文学的面貌更加清晰,更可加深了解新文学运动在最初十年于各地扩散和影响的一些具体情况。另外,冯秋雪等人的新诗创作在澳门新文学史上呈现出来的现象,亦说明了澳门新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内部主客观动因和外来影响之间的关系。

    《诗经》重释与“五四”新文学观的建立
    王小惠
    2019, 59(5):  66-7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7
    摘要 ( 41 )   PDF (1976KB)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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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学人对《诗经》的现代解释,与新文学的设计思路有关:一方面将《诗经》从传统“经学”中独立出来,祛除文学对经学伦理的依附,否定“文以载道”,倡导“文学”是表现人内心情感的艺术;另一方面将白话文学的历史源头追溯至《国风》,为新文学找到强大的历史根据,使“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文学理念获得合法性。这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瓦解传统文学观的尝试,展示了中国本土资源对新文学的促进。 但在重释时存有“尽欲甚解”与“不求甚解”的分歧,表明“五四”学人内部对“文学”的理解也有差异性。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
    王齐洲
    2019, 59(5):  77-8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8
    摘要 ( 163 )   PDF (1980KB)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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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记·乐记》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子夏、公孙尼子、刘德、刘向诸说,近代以来争论尤为激烈。《乐记》部分章节与《荀子·乐论》高度相似,于是又有《乐记》抄袭《乐论》和《乐论》抄袭《乐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就现有文献考察,汉人《礼记》绝非《大戴记》和《小戴记》两种,今传本《乐记》则是《小戴记》中所保留之《乐记》,而非刘德等所撰24卷本《王禹记》或刘向校定23卷中秘书本《乐记》一部分。《荀子》之书为刘向所编定,《小戴记》也为刘向所校定,均依据原始文献,未曾篡改。大、小戴之师后仓乃“荀卿之支与余裔”,《乐论》并非荀子手著专论,而是荀子后学记述荀子论乐之语,包括古事与古言,以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也是荀子后学所记先师论乐之语,以阐述儒家乐学理论,同样包括古事与古言,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后人是此非彼,强分轩轾,并无必要。还原《乐论》和《乐记》的成书情况,战国末年的荀子当为始作俑者,而文本写定则是荀子后学所为。将儒家形成系统的乐学理论归功于荀子学派,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

    明代出版文化语境下神仙集传的刊刻与新变
    程瑜瑶
    2019, 59(5):  88-9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9
    摘要 ( 38 )   PDF (1974KB) (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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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集传是道教传统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列仙传》起,几乎历朝历代都有道徒将神仙故事和传记汇集成书,以证明神仙之实有,并弘扬道教的修行方式,为后世修道者树立楷模。而进入明代之后,道门并未继续在这一方面有所建树,反倒是江南一带的文士及从事商业出版的书坊主等世俗社会成员积极地推出新的作品。以屠隆为首的慕道文人依据自身对道教神仙的理解编纂了神仙集传,而书坊主不仅重刻了《列仙传》等经典的神仙集传,还编纂并出版类似作品。由于社会身份的差异,他们在编纂、刊刻这类作品时也怀有不同的动机和心态。而在出版文化的语境中,神仙集传的编刻不仅衍变为一种社会性的事务,而且其内容也因编刻者、读者身份的变化而有了通俗化的倾向。

    解放区后期文学价值观论析——从《血泪仇》说起
    秦林芳
    2019, 59(5):  97-10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0
    摘要 ( 63 )   PDF (1816KB) ( 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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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区后期文学的价值观以追求功利性为目的,其功利性主要是以阶级利益为中心,通过阶级—政治倾向性表现出来的。剧作《血泪仇》的创演及反响,说明了解放区后期文学功利性价值观在内涵上已发生了从重在“为民族”到重在“为阶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和导引之下发生的。它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和文艺工作者“立场问题”以及“态度问题”,反映了“阶级的功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作为必须执行的“党的文艺政策”和解放区文艺的“方向”,它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对各解放区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使之在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形成了以“阶级的功利主义”为主的价值取向。

    “颜元”的诞生——清初学者颜元思想激变过程的重建与诠释
    张循
    2019, 59(5):  107-12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1
    摘要 ( 44 )   PDF (2004KB) (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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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思想家颜元的学思历程,在既有研究里呈现为一种标准论述:颜元在39岁之前名叫朱邦良,他在34岁那年获知了自己实为颜氏子,因其父早年为朱氏养子,故他出生后方冒朱姓;随即他的学术面貌也发生了激烈转变,几乎一夜之间就从笃信程、朱变成力反程、朱。39岁时,他归宗颜氏,名为颜元。由此他的学术生命大体以34岁为界,分为此前的“朱邦良”和此后的“颜元”两个阶段。从“朱邦良”到“颜元”的转变也成为清初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传统的意见基本认同“颜元”是“朱邦良”顿悟的结果,近来的研究则认为“颜元”是由“朱邦良”逐渐蜕变而成。事实上,通过对他学思历程中若干节点和面向的重建,可以看到早在学变之前,“颜元”就已经站在“朱邦良”的身边;“颜”“朱”两种学术性格始终并存且相互竞争,34岁时的学变并不是“朱邦良”变成了“颜元”,而是“颜元”通过奋斗最终击败了“朱邦良”。对“颜元”的诞生过程尽量真切的了解,是评估在清初震动一时的“颜李学派”的坚实基点。

    南宋临安都城政权下的僧侣与士人关系探析
    王菲菲
    2019, 59(5):  121-12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2
    摘要 ( 40 )   PDF (1955KB) (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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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佛教相关的记文,如僧人的塔铭、著作序言,寺院的记文、碑刻等,其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能够有效地呈现出僧人群体的社会网络和关系。在南宋时期,随着杭州政治地位的转变,对于佛教相关记文的书写,亦呈现出特殊的僧士互动关系。一方面,僧人在请记的对象上,更为依赖士人官僚群体;另一方面,士人在记文书写的过程中,则表现出居于“儒家立场”的态度,有时甚至直接将其作为说教儒学的工具。这主要是受南宋时期的儒佛关系、理学的发展,以及杭州政治地位转变下的阶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明朝海防战船欧化变革的历史考察
    谭玉华
    2019, 59(5):  128-139.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3
    摘要 ( 65 )   PDF (2008KB) ( 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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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朝以降,倭寇、海盗、欧洲势力持续侵扰,为应对海防需要,明朝战船的舰炮和船舶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变革过程呈现前后相继的两个波次:嘉靖万历朝,以引入佛郎机为中心,发明发熕、神飞炮、百子铳等欧式火炮,改造威远炮,仿制蜈蚣船、叭喇唬船,创制桅杆帮接技术;天启崇祯朝,以引入红衣大炮为中心,设置铳车、舷窗、炮孔、火炮甲板,创制熕船和舷侧炮技术。明朝战船变革呈现出明显的“重利炮,轻坚船”特征,即舰炮变动频繁,向重炮方向发展,强化炮击战术,与欧洲舰炮的变革节奏和方向一致;船舶变化迟缓,以应因舰炮需要为主,未发生欧化变革。面对欧洲技术冲击,明朝战船“重利炮,轻坚船”的技术偏好,植根于明朝火炮、船舶技术传统与欧州技术传统的兼容和排斥。

    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
    仝涛
    2019, 59(5):  140-15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4
    摘要 ( 54 )   PDF (9640KB) ( 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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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和吐蕃时期是青海丝绸之路及唐蕃古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青海地区由于处于汉藏之间,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唐朝佛教经由唐蕃古道输入吐蕃统治的核心地区,与印度输入的佛教产生碰撞和融合,形成吐蕃特色的佛教艺术。在吐蕃的大力弘扬下,吐蕃佛教向周边包括青海地区输出。以玉树和昌都为中心的吐蕃佛教摩崖造像年代主要集中于9世纪初,在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上都具有明显的共性,说明在吐蕃时期,尤其是在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统治时期,青海玉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吐蕃佛教的弘传中心,并创造了一套统一的佛教摩崖造像系统。在吐蕃征服青海地区后的近二百年间,吐蕃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大量墓葬,墓葬的出土物中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佛教因素,可以透过它们窥见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情况和存在状态:一些器物的造型和功能深受佛教的影响,如镀金舍利容器和吐蕃“王冠”;佛教中所流行的象征性图像广泛存在于一些生活器具上,包括迦陵频伽形象以及狮、象与莲花造型等。这些佛教因素更多地来自汉地,尤其是河西敦煌地区,与摩崖石刻中透露出的吐蕃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凸显了青海地区在唐蕃时期佛教文化面貌的多元性特征。

    9世纪于阗的法灭故事
    朱丽双
    2019, 59(5):  152-16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5
    摘要 ( 39 )   PDF (2001KB) ( 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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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于俱闪弥国最后灭尽的故事,最初可能编纂于西北印度或其周边地区,今保存在汉语、藏语、于阗语等各种语言的佛经中。其中有三种藏文文献和于阗有关,即《阿罗汉僧伽伐弹那授记》《于阗阿罗汉授记》和P.t.960《于阗教法史》。与早期法灭故事不同,这三种文献所述皆从于阗佛教的衰落开始,其情节有一定相似性,但并不完全相同。从内容分析,《阿罗汉僧伽伐弹那授记》编成于811年前后;《于阗阿罗汉授记》是9世纪50年代于阗人创作的作品;《于阗教法史》则很可能成立于9世纪中后期于阗从吐蕃统治下重新获得独立之后。8、9世纪之际法灭故事在于阗颇为盛行,这和5世纪以降吐谷浑、柔然、丁零、嚈哒、突厥、唐朝、吐蕃等势力先后对于阗的侵扰与控制有关。

    锁喃嚷结的真相——《六研斋笔记》所载“梵僧”行记辨伪
    曲强
    2019, 59(5):  162-17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6
    摘要 ( 57 )   PDF (2825KB) (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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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李日华所著《六研斋笔记》,详细记载了“梵僧”锁喃嚷结东来大明的缘由与经历,然而其中错乱甚多:关于锁喃嚷结身世的记载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经行路线极度混乱,不合常理;所记沿途风土人情,特别是佛教发展状况不符合史实;许多细节与《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雷同。由此可以断定:锁喃嚷结的经历大多出于拼凑与杜撰,其动机应当是利用明廷优待番僧的惯例以及明人对于西域状况的陌生,通过编造经历来提高身价,从而获得朝廷优宠。通过对锁喃嚷结行记涉及的西域历史地理及相关内容的考证,可以证明该行记内容的虚假性,并对前人对锁喃嚷结行记无批判的简单利用加以检讨。

    “德性”抑或“理性”——《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代词之谜
    舒远招
    2019, 59(5):  177-18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7
    摘要 ( 49 )   PDF (1826KB) ( 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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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康德在分为三小段的一长段话中论述了“一般德性”。 在第二小段前面,他使用三个代词sie,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有学者把前两个sie译为“德性”,第三个译为“义务”;也有学者把前两个sie译为“德性”,第三个译为“理性”;这两种译法都未能保持sie含义的一致性。国外学者Mary Gregor把三个sie统一翻译为“德性”,这保持了sie含义的一致性,但存在与康德其他表达不能吻合等问题。这种译法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理性”对于德性义务和德性的规定作用,因而是不适当的。其实,用“理性”来替换“德性”,把三个sie都理解为“理性”,是一种符合语法、逻辑和义理的新思路,它简明易懂,有助于更清晰地表明康德本段论述的逻辑层次关系,解除了逻辑上的循环,也能够避免同其他文本段落的冲突,并恰好与其他文本段落形成呼应。

    超越“他者”的路径——当代美国的古代中国思想研究方法论考察
    刘玉宇
    2019, 59(5):  187-19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8
    摘要 ( 41 )   PDF (1962KB) ( 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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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华慈在反驳萨伊德对区域研究的指责时,认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并未被萨伊德所指责的“东方主义”所统治,而是从一开始便是中美学者互动交流的产物。当代美国中国学所历经的三个研究范式虽然无法避免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但体现了西方学者试图超越“自我”/“他者”对立的模式,实现真正交流的努力。史华慈的比较思想史观表明,对跨文化的问题作出同情的理解是可能的。安乐哲和郝大为、陈汉生等学者的中国古代思想研究固然无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思维模式和学科框架的影响,但如果将其视为比较研究的立足点,而非唯一正确的理解,就能透过令人迷惑的西方理论框架看到真正的理解与融合。

    CEO文化背景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南北文化差异视角
    李善民;公淑玉; 杨继彬
    2019, 59(5):  195-20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9
    摘要 ( 91 )   PDF (1844KB) ( 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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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CEO的文化背景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并对企业的并购绩效产生后续影响。文章以2012—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954位CEO主导的5 499起并购事件为样本,从南北区域文化差异视角研究CEO的区域文化背景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CEO的南北区域文化背景会对并购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具有北方文化背景的CEO,其并购的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均较好。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两职合一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在正式制度发展较差的地区,CEO文化背景的影响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