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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9年 第59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19-11-15
    上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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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与呼:《论持久战》的舆论攻势
    桑兵
    2019, 59(6):  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01
    摘要 ( 84 )   PDF (1830KB) ( 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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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持久战》问世后,中国共产党利用政党合法化以及在全国各地设立多处党政军办事处、兴办多种报刊的有利条件,有组织地统一行动,向各地各界民众开展舆论宣传,全面阐述《论持久战》的内容意义,树立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坚决抗战的正面形象。左翼人士的踊跃呼应,扩展了《论持久战》的影响,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形象。而经济与文化的补充论述,既显示了《论持久战》的指导作用,也延伸了《论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内容。这一波舆论攻势凸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宣传上的能力远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民心的天平开始朝着共产党一方倾斜。

     
    “义阳三关”两周时期的区位发展与东畿开发
    于薇
    2019, 59(6):  13-2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02
    摘要 ( 28 )   PDF (2797KB) (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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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阳三关”两周时期的区位发展,受到王朝对以成周为中心的东部王畿的开发直接影响。随着西周恭王懿王期间伊洛川成为财富之地,三关在交通上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而与成周相连的淮汝地区及西侧的随枣走廊,在西周中期以后的发展与王畿具有一定同步性,三关中的黄岘关、武阳关(春秋时称大遂、直辕)成为沟通两地政治、经济活动的交通要道。到西周夷王以后,鄂国联合诸夷叛乱,在军事对抗中,三关作为王朝南界上军事关隘的功能开始具备。而随着春秋时楚吴对峙、战国时秦的扩张,以及步兵战法逐渐取代车兵战法,三关中的平靖关(春秋时称冥阨)成为天下重险。

    方镇为国:后梁建国史研究
    闫建飞
    2019, 59(6):  23-3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03
    摘要 ( 23 )   PDF (3820KB)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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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十国诸政权多由藩镇建国的过程,是为“方镇为国”,其中朱温建梁的过程最具代表性。后梁建立前,朱温所统藩镇分为直辖镇、属镇、附镇三种。直辖镇即朱温为节度使的藩镇,属镇即朱温部将、子弟为节度使的藩镇,附镇为依附势力,其节帅并非朱温选任。朱温直辖四镇,以元帅府统率四镇军事力量,由裴迪统一管理四镇军事以外的大多数事务,将四镇力量凝聚起来,既便于强化对内控制,也有利于对外扩张。同时四镇内部集权体制的建立,为代唐建国提供了条件。因此,朱温直辖四镇是从方镇向新朝的过渡阶段。

    西周册命文体的文本生成
    李冠兰
    2019, 59(6):  36-4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04
    摘要 ( 45 )   PDF (2045KB) (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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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是文体的存在形态,文本的形成是文体发生的基础之一。文体的文本生成是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意味着文体开始具备较为稳定的形态。从西周册命铭文可以确立标准的册命文体的五个文本要素。文本生成机制决定文本形态。西周王命的文本生成机制有两种模式:一是将王的口头讲话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二是直接以书面文字的方式撰写王命。在西周初期,前者占据主导地位;西周中期以后,后者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文本生成机制,是王命文体从口头言语活动转变为书面形式、从口治走向目治的关键。西周晚期出现了新的册命体式,呈现出两种文本生成机制的过渡与融合特征,是书写者对权威文本范式的呼应。在两种文本生成机制的相互作用之下,西周册命文体在产生及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多个文本层次的转换。对这些转换过程以及相应文本特征的出现做深入辨析与解读,可加深对早期书写观念的认识,对早期文献的文体学与文本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三类词调与唐宋词体之演进
    王卫星
    2019, 59(6):  45-5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05
    摘要 ( 32 )   PDF (1858KB) (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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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考察唐宋词体观与流行词作,有三类词调应时而生,互有渊源,时有分合,在词体演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第一类能彰显诗词体渊源与分别,中唐已形成,体势与近体诗相似,而能凭借微妙变化自成特色,在唐宋流行词调中占比例最大;第二类能奠定词体本色,形成于唐末五代,具有句短、韵密、变化繁多的鲜明特色,擅写柔情曼声,是促成词体定型的关键词调;第三类能发挥词体兼容性,形成于北宋,具有篇幅增长,句、韵、律等更灵变的优势,是宋代最具活力与容量的流行词调,既能促成词体变体,又能守护词体特色。系统研究这三类词,有助于把握唐宋词体的演变规律与名家名篇的词史地位。

    写作场与文本生成——宋代上梁文叙写方式的形塑与流变
    周剑之
    2019, 59(6):  55-6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06
    摘要 ( 34 )   PDF (1864KB)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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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种文体都对应着一类“写作场”。“写作场”是一个相对稳定又具有开放性的非实体场域,场内各种因素的变化与互动,塑造着该文体的典型叙写方式。在此观照视角下,宋代上梁文可分为中央型、地方型、私人型三大类别:中央型上梁文拥有奉天承运的宏大叙事与对君主德政的极力颂赞;地方型上梁文乐意展示当地的历史地理与风俗形胜,彰显地方官员或地方精英的功绩;私人型上梁文则形成了自我观照的叙写视角,以对心志品格的表露和对居处生活的想象,拓展了上梁文抒怀言志与精细摹写的层次。

    1930年代“施鲁之争”的文选学史意义
    郭宝军
    2019, 59(6):  66-7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07
    摘要 ( 38 )   PDF (1948KB)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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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代发生于上海的“施鲁之争”是由施蛰存给青年列举的书目中有《文选》而引发的。施蛰存列举《文选》书目是从《文选》的历史地位、个人的创作实践、文学传承理念及当时青年人的写作缺陷方面考虑的。鲁迅及其同仁的激烈批驳是基于新文化运动推翻“选学妖孽”代表的旧文化仍不彻底层面进行的。《文选》这部文学总集并没有因为“施鲁之争”中鲁迅阵营的强大及激烈批判而销声匿迹,反而促成了其普及传播。《文选》图书出版、报纸《文选》广告、学校《文选》课程开设、学者《文选》研究、名家推荐《文选》书目都异乎寻常得多。文化的传承有其自身的规律,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截断旧文化,新旧文化的转型历经了一个较长的迂回曲折的过程。

    “安心”的战争——作为建国史诗的《铜墙铁壁》及其文明论意义
    罗成
    2019, 59(6):  77-8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08
    摘要 ( 21 )   PDF (1740KB)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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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青于1951年出版的《铜墙铁壁》,是一部最早书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具有高尚严肃的史诗品格。在此作品的评价史中,“史诗性”长期遮蔽“史诗”,造成作品遗落在新中国文艺经典行列之外。作为建国史诗,《铜墙铁壁》是用文学的方式,既高度关怀建国政治,又创造性地呈现了建国政治中丰富的“历史人心”状态。作品描写主人公石得富在战争中的一系列行动,既展现出人民英雄的心灵史轨迹,又彰显了人民战争的历史正当性源泉,即人民自身的身心安顿。“安心”品质,既奠定了新的中国,又锻造了新的人民。其文明论意义,正是以文学方式探讨了新中国的“性与天道”这一立国根基问题。

    文本与政治:法国理论在美国的接受与重构
    周慧
    2019, 59(6):  88-10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09
    摘要 ( 33 )   PDF (1791KB) (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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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中叶,美国的反文化运动、高校的扩张及其专业化历程、新批评带来的文学批评的角色转变,为法国理论在大西洋彼岸的接受以及顺利进入精英大学的课堂奠定了思想、心理和学科基础,并为“文本”与“政治”的联姻提供了历史契机和现实土壤。但是,法国理论在旅行的过程中,与美国的语境及本土批评发生碰撞与融合,经历了从哲学到文学、从另类到中心、从理论到实践、从精英到大众的四个转变。美国人立足于自己的政治需要,创造性地误读和改写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勒兹等人的文本及核心概念,运用他者的资源来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定义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感。法国理论在美国的旅行故事,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批判性运用西方思想的新视角。

    齐陶文“陈枳尚”考
    徐在国
    2019, 59(6):  103-10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10
    摘要 ( 19 )   PDF (1865KB)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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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乐稥斋所藏的沂水陶文拓片与天津静海县西钓台遗址出土的陶量上的文字进行对比可知:沂水陶文应释作“陈枳尚”,与静海陶量“陈枳忐”,均读为“陈枝上”;“枝上”,即树枝之上,取高高在上之意;“陈枝上”为立事者的名字。

    清华大学所藏竹书《邦家之政》校证
    陈斯鹏
    2019, 59(6):  106-11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11
    摘要 ( 30 )   PDF (2375KB) (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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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公布的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书《邦家之政》,是一篇重要的先秦佚籍。通过对其文本作较为全面的校证,特别是对其中多处疑难字句,平议众说,择善而从,或提出新解,证以传世或出土文献,从而使全篇文意得以贯通,为进一步的研讨提供可靠的基础。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札记四则
    刘杰
    2019, 59(6):  113-11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12
    摘要 ( 35 )   PDF (1869KB)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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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中的“入僕”(简30)、“问其入”(简260)、“坐辠入”(简274),当分别改释为“人僕”、“问其人”、“坐辠人”;简140—141“入?”当释为“人?”;简93—94“审而数”当为谓词性连谓短语,“而”为连词,表并列,“数”用作动词,当即简文所言“作其数”;简364—365之“两敦”当读为“两端”,“以枲坚约两敦(端)”义指用麻绳紧紧地捆缚(槥的)两端。

    印度陈那、法称量论因明学比量观探微
    顺真
    2019, 59(6):  118-12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13
    摘要 ( 17 )   PDF (1857KB)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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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关于人类认知基本类型的确认,一如笛卡尔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将其约化至最小分类为直观与演绎两种,若从东方佛教逻辑亦即量论因明来看,即是现量与比量。虽然演绎或比量在人类认知进程中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但其内在构造所关的诸多问题,绝非自身所能解决,必回溯到其来源亦即作为直观的现量,若从深层学理向度而言,即是要从“量论哲学”“因明哲学”的层面才能真正勘透演绎或比量的内在本质,由是才能真正弄清其地位与价值。从比量的词源入手,细密探讨其与现量的内在关联,并对陈那、法称相关原典做进一步梳理,可以真正揭示比量本非为量,但又可以认定其为量的深层学理之所在。

     从“多因素决定论”到“道德平静”——论康德的道德心理学
    董滨宇
    2019, 59(6):  124-131.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14
    摘要 ( 26 )   PDF (1724KB) (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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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康德的伦理学主张,只有出于义务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针对行为者的道德动机,研究者们却发现在康德那里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解释。汉森就指出,康德所说的道德动机是一种“多因素决定论”,具体而言,其内在构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冲突论”,即理性通过约束感性欲望而促发行动;二是“一致论”,即在理性与感性欲望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下所产生的行动。在两种情况下,行动都可以说具有康德所要求的道德价值。但在前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是压抑甚至痛苦的;在后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却是轻松愉悦的。对此,究竟哪一种状态更具有道德价值?或者说更符合康德的义务论诉求?汉森认为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提供清楚的回答。道德动机的“多因素决定论”在康德那里确实存在,而它主要体现于康德不同阶段的思考中。但在最终意义上,“道德平静”才是其道德心理学的核心特征,也正是借助这一理论,汉森所说的“冲突论”与“一致论”之争才能够得以较好地解决。

    马克思经济学的高次元分析思维及其研究路线
    朱富强
    2019, 59(6):  132-14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15
    摘要 ( 47 )   PDF (1791KB)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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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待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上,正确的方式应该将社会实践与学说体系以及具体理论与分析思维区分开来,尤其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经济学的高次元分析思维。经济分析中的高次元思维不同于工具层次的低次元思维,也不同于缺乏可操作性的哲学思维;同时,高次元思维又是对低次元思维的积极扬弃,对哲学思维的逻辑提炼,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社会经济分析中,马克思经济学的高次元分析思维就体现在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异化观及其派生出的异质主体、历史溯因、权力结构、集体平均、整体综合等一系列分析思维;进而,将这些分析思维纳入统一框架中就形成了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它架通了宏观哲学思维和具体分析方法,并给出了分析具体和微观社会经济问题的基本框架。借助于这一研究路线,我们不仅可以对一些流行观点进行审视,而且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观察,从而真正实现“认识和改造世界”这双重任务。

     杜定友《校雠新义》与传统目录学之知识分化
    范旭艳
    2019, 59(6):  145-153.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16
    摘要 ( 37 )   PDF (1775KB)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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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图书馆学在中国的建立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西方图书馆学与传统目录学如何接榫。杜定友1927—1929年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所作《校雠新义》一书,正是针对传统目录学的发凡之作。杜定友提出“打破旧目录学,灌输新图书馆学”此一“尖刻”口号,具有先见之识。杜氏面对中国传统目录学与西方新图书馆学的碰撞,重整传统目录学知识资源,通过下定义、编订辞典、制订图书馆学课程等方法,在近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过程中,使得传统目录学分化为目录之学、书目之学、校雠之学等近代学科之前沿。

    逃离式加入与分裂式归附—基于泰北华人的研究
    黎相宜,古若愚
    2019, 59(6):  154-16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17
    摘要 ( 24 )   PDF (1766KB)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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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到辗转流徙的历史心性与族群记忆的影响,泰北华人在与国家互动、定位自身的过程中,采取了“逃离式加入”的身份策略。他们一方面积极争取泰国公民权及在泰定居权,一方面维持着与不同政治实体的有效互动,试图利用这种流动性、灵活性与边缘性争取最大程度的自决空间。为了应对泰国国家的政治整合,泰北华人还发展出“分裂式归附”的策略,通过道德化国王,以认可国家传统权威的“加入”方式达到对现代权威的逃离。他们充分利用效忠皇室的话语体系,能动性地演绎与创造了地方的国家秩序,以维护自己在边缘区域的利益。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专题解说
    徐现祥
    2019, 59(6):  165-166. 
    摘要 ( 39 )   PDF (1670KB)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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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事制度改革与企业制度性成本
    张莉,陈邱惠,毕青苗
    2019, 59(6):  167-17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19
    摘要 ( 117 )   PDF (1925KB)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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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不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但企业的获得感不强。因此,本文尝试实证检验商事制度改革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制度性成本。本文以广东省商事制度改革为切入点,以企业开办时间度量企业制度性成本,实证发现商事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约18%的开办时间。这些发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也是稳健的。但在经济学意义上,与政府提出的开办时间降低一半的目标相距甚远。因此,进一步简政放权,推动商事制度改革政策落地执行,大幅度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是未来商事制度改革仍需努力的方向。

    商事制度改革与外商直接投资
    黄亮雄,孙湘湘,王贤彬
    2019, 59(6):  178-190.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20
    摘要 ( 31 )   PDF (1766KB) (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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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不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但企业的获得感不强。因此,本文尝试实证检验商事制度改革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制度性成本。本文以广东省商事制度改革为切入点,以企业开办时间度量企业制度性成本,实证发现商事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约18%的开办时间。这些发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也是稳健的。但在经济学意义上,与政府提出的开办时间降低一半的目标相距甚远。因此,进一步简政放权,推动商事制度改革政策落地执行,大幅度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是未来商事制度改革仍需努力的方向。

    商事制度改革与市场主体进入率——数量竞争还是质量竞争
    徐现祥,马晶
    2019, 59(6):  191-202.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6.021
    摘要 ( 86 )   PDF (1754KB)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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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考察商事制度改革的宏观经济绩效。在理论上,本文认为,商事制度改革的质量才是影响市场主体进入的重要变量。在实证上,本文采用广东省177个区县的调研数据,构建度量商事制度改革的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检验本文的理论假说。实证分析发现,尽管分别考察改革措施数量和改革质量的宏观经济影响时,二者都有显著影响。但是同时考察二者的影响时,只有商事制度改革的质量指标才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商事制度改革质量提高10%,市场主体进入率将显著提高0.384个百分点,提升幅度约为1.8%。本文的发现揭示了,全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旨在提高改革的质量,而不是简单地增加有关改革的发文数量。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总目次索引
    2019, 59(6):  203-206. 
    摘要 ( 32 )   PDF (544KB) (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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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后记
    彭玉平
    2019, 59(6):  207-208. 
    摘要 ( 23 )   PDF (1815KB)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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